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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
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
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
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
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
水湿、霉蒸？ 。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
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
大的“总结？ 。”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
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
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 年7 月13 日
谈“善本”
“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
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
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
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
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
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荛圃），以收藏宋版书著名。
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
切古书，以宋版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版书中明显的错误，
也必据以“改正”非宋版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版
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
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
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
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
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
的浪头中，他都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
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
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
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
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
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
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
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
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
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
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
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
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
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
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
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
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
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
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
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
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 。等徽号，大加调
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
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
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
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日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
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
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
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
但宋世彩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
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
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
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
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
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
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像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
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 。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
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
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
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笺谱》，成书不过四十
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
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
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
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
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做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
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
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
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
改得俯首贴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
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
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
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
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
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
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
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尽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
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
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
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
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
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
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
印本。这无疑是我们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1979 年6 月30 日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
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
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
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
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
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
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 。”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
的气氛。因此，准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
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
日记的？ 。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
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
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
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
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
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
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
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
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
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
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
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
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
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
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难怪的。
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
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
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
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
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
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
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
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
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
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
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
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
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
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
墨笔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