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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作诗不是自己的特长。他在诗集自序后面，写了一段附记：
予既以有韵之文，受知圣明。然性不喜瞰名，检点箧中，所作亦无
甚称意者。故从未敢刻以问世。而江南书肆选刊近人诗，往往滥收拙作，
真赝相半。偶有一客过予，诵所见佳句，听之愕然，谢以非某作，句亦
殊不佳，客怃然而退。予于诗虽非专门，而寸心得失之故，要自知之。
固不欲掠它人之美，亦岂可以恶诗冒为已有。兹取前后所作，钞为一集。
不敢自以为是，亦欲存庐山之真面云尔。
这篇短文写得好。表面看来，钱大昕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儒者，但实际他
是很严肃的，还有点厉害。那位想来奉承的“客”，碰了一鼻子灰而逃去，
在钱先生笔下，是活生生的。这自然并不是小说，但确是写出了社会上的一
种典型。很真实，很有深度，因而也就很有意义。
钱大昕的严厉，使读者不易觉察，固然与他的修养、文字有关，但主要
的原因还是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吹胡子瞪眼，声音也不奇怪而
高，只讲道理，不学泼妇。看似平易，其实是比一切“英雄”们都厉害得远。
他还很有点幽默感，他并不曾有意丑化，但那位“客”的脸谱我们是看得清
清楚楚的。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经验，一下子就联系起来了。
沈德潜选过一部《七子诗选》，其中就有大昕的诗。沈是钱的前辈，但
作风很坏，大有那位“客”的气味。我怀疑，附记里的有些话，就狠狠刺了
他一下。自然这不过是推测，但我相信，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诸葛亮与魏延
《三国志演义》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故事，把魏写成一个“脑后有反骨”
的角色，暗示只有诸葛亮能掌握、使用他；诸葛一死，魏延就再也无人能加
以制驭，最后还是靠了诸葛的“遗策”才杀了这个“祸害”。不能说完全没
有史实根据，但确是大大地小说化了，也大大地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魏延是个很有见识才干的将领，比马谡高明得多。他在伐魏的战略上，
与诸葛有明显的分歧。他主张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诸葛亮不予采纳，却选择
了兵出祁山的迂远路线，而且前后试了六次之多，结果还是失败了。一般人
都把这作为诸葛谨慎小心的证据，陈寿还批评诸葛，“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易为人理解的悲剧。
魏延的作战方针是一条出色的奇计，诸葛不会不理会、赏识。但他不能
采纳；又不能明白讲出自己的理由来。魏延当然想不通，难免对丞相有意见。
这就是悲剧的实质。
王船山是多少看出了那秘密的。他认为，刘备死后，阿斗胡涂无用，在
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明知出祁山不易完成北
伐大业，但还是先后六次执行了同样的战略。碰了壁要转弯，这是猪都懂得
的道理，难道诸葛就不懂么？
诸葛亮苦在明明知道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只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才
能争得生存，但又不能公开宣布；相反，在口头上还必须高唱“北定中原”
的调子，否则人心就有瓦解的危险。他当然不能向魏延推心置腹地说明。而
魏延自然也摸不出诸葛的心思。这真是一个悲剧。
诸葛亮的《出师表》虽然提出了伟大的战略目标，但却缺乏必胜的信心。
通篇充满了悲壮气氛，但缺乏誓师的雄壮气势。过去读来总觉得有些奇怪，
其实，那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
马士英与杨龙友
我在《春夜随笔》中曾经谈到马士英和他的画，其实清人文集中有关的
材料还有的是，只是手头无书，记忆不济，不能广为征引而已。今天翻阅张
商言（埙）的《竹叶庵文集》，在卷八中又发现两诗，原题云《题马士英画
二首》，题下小注云“即王阮亭尚书所题诗之帧，今陆丹叔同年藏之”。
此君作画题辛未，门馆清闲消夏宜。尚是江南无事日，未曾庐凤督
师时。
一般不骂杨龙友，桃叶江声骂汝多。剩水残山能几笔，六朝难画画
陂陀。
张商言的诗写得不坏，特别是那第二首，道出了清初文士中间流行的一
种批评尺度。诗人还是明白的，大约也多少知道一些杨龙友的底细。
杨是马的亲戚，是典型的清客。他是“画中九友”之一，会画两笔画，
也会作诗。看来他在马贵阳身边是负责联络清流的工作的。成绩似乎也还不
坏。他实在应该感谢孔尚任，一曲《桃花扇》帮了他的大忙。观众大抵是同
情他的。但他在南明一局的政治漩涡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也还是不甚清
楚。说他是个中间派，也不一定恰当。杨龙友不只是“画中诗酒”而已，他
还会抓枪杆子，当然也是借了马士英的权势，不过实在胡涂得很，在金陵瓦
解的混乱中，左冲右突，毫不讲究策略，最后终于胡里胡涂地死于乱军之中
了，这当然也是他毕竟和马阮不同的所在。不过吴梅村早就指出了他望风先
遁的不光彩纪录。过去研究南明史的人有一个十分简单化的标准，不论一个
人为何而死，如何死法，只要是在甲乙之际丢了性命的，就一概称之为死难
的烈士，丝毫不作具体分析，这是很可笑的。南明史至今留下来的，在很大
程度上还是一笔胡涂帐，着实有必要加以清理。
杨龙友的画流传下来的也很少，30 年前我曾看到过故宫所藏的一幅墨
竹，上题有“龙友墨戏”四字。虽然是文人画，到底也还有一些功力的。推
想他的绘画成就也不一定就在马士英之上。
我还藏有杨明远的《怀古堂诗选》，其中有不少有关杨龙友事迹的第一
手史料。不过此书至今还没有回到手中，因而无从征引。记此备忘。
武则天的结末
《资治通鉴》实在是一部好书，也是我的爱读书。当然我并不想从这书
里学到什么政治斗争手段与统治经验，我是多少当它做文学作品读的。前人
说“六经皆史”，不无道理；我也想说，诸史皆文，当然这中间有高下之别，
但《通鉴》确是上乘之作无疑。
偶然翻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入玄武门杀二张的一节。这
时武则天已经病得很厉害，她的两位面首张易之、张昌宗乘机用事。张柬之
等定计，抱持太子到玄武门，“斩关而入”，杀易之、昌宗，然后来到武则
天长生殿病榻之前。“太后惊起”，先问，“乱者谁耶？”后来看见太子，
又命他回东宫去，无效。人们反而提出“天意人心，久思李氏”，要她交出
政权，传位太子。武则天此时大抵已经明白大势已去了，也不想再做无益的
挣扎。只是她还对两个人发了两次牢骚。一个是武则天所信任的宰相李义府
的儿子李湛。武则天对他说，“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
有今日！”另一个是崔玄■，武则天对他说，“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
自擢，亦在此邪？”
这些真是所谓十足的废话，一些作用都没有的，只能表示她在事变面前
束手无策与软弱。崔玄■的回答是“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一句话把她
顶了回去。这以后武则天还说了些什么，司马光没有记下来，大概是些更为
无聊的谈话。不过《通鉴》不删上面的两段对话，却是有见识的。这不但极
精炼地刻画了武则天的虚弱，同时也还说明她直至此刻还对杀了她的面首恨
恨不已，以及对“任人唯亲”政策的极大的幻灭感。她实在没有料到，她最
后的精神支柱，竟自如此地垮掉了。读者也清楚地明白，武则天这时是彻底
完蛋了，她的一切倚靠，一切希望，都不复存在了。
如此看来，这两节都不是什么“谈话”，加以记录是正确的。同时也可
以使我们明白，一些论者称赞武则天有知人之明，任人唯贤，到底有多少说
服力。
又过了将近一年武则天才最后死去。但实际上她此刻已经死掉了，无论
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是如此。
与二张一起杀掉的还有张昌仪。昌仪刚造起了一所“逾于王主”的新宅
第。有人夜里在大门上写下“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的话，就是说“能作乐
几日？”擦去了，又写上；一连六七次，“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
乃止。”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用不着在这里再作多余的分析了。
1979 年8—9 日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听说《随想录》要印成一本书了，很是高兴。这些文章陆续发表时，我
曾先后读过，作者大概说了些什么话，是有个约略的印象的。为了印证旧有
的印象，我又找出旧报翻了一下，旧报并不完整，但可以证明我的印象还是
准确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
我还有过另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又是一本悲壮的书。我这样说，因为我
的确感觉到这些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心写下来的，都经过
自己良心的检查。“良心”，按照一位著名诗人的意见，“就是人民的利益
和愿望”。我同意这个说法。
作者写的其实也不过是一些“身边琐事”，不过由于作者生活的时代是
不平凡的时代，因此“身边琐事”也就往往有了更深广的内涵。作者在许多
地方都说过，因为他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因此就不能随意浪费，要抓紧
时间讲自己所要讲的真话。而讲真话，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容易的。需
要勇气，有时还需要非凡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会使我感到这是一本悲壮的
书的原因。
作者要讲的真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到了自己的毛病。例如，作者
讲了他在一些场合真诚地讲过一些“豪言壮语”；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曾“响
应号召”对一些人和作品作了并非出自本心的“批判”。这样做，是需要勇
气的。其实有些情形，读者、人民心里是明白的，并不需要作者自己站出来
解释。但他这样做了，说明他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而且并
不将自己除外，不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见有些自命“一贯正确”者，为了
自己“形象”的“完美高大”，花了许多力气，而得到的往往只是相反的效
果吗？
作者最近经常说起，一个人的思想是时时在变化的，这当然也包括他自
己。有时回顾两年、一年、甚至半年以前写的文字，有些认识就又有新的发
展变化了。这自然说明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个飞速进步着的时代。两
年以前作者为《家》的新版所写的“后记”中说过：“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
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估
计不够准确，但所能举出的论据也只是书店门口长得出奇的队伍。今年年初
我写过一篇短文《补课》，也是想说明这点意思，不过吞吞吐吐地说得很不
清楚。现在，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总算初步弄清了林彪、“四人帮”一伙
卖弄了十多年的其实不过是从旧货店里里找出来的“出土文物”。作者在一
筒《随想录》里，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
反封建。”而且承认，在今天的马路上，也还会时常遇见在散步的高老太爷。
作者很喜欢讲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作县官的父亲的衙门二堂里偷
听打小板子的故事，这已经写在《随想录》里了。作者还记下了他在巴黎瞻
仰卢梭的石像时的感想：“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
说真话。”看起来，这些好像都已经是“陈旧”“过时”并不时髦的思想，
但是没有办法。正如我们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依旧不能不一步步脚踏
实地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走过去一样。想一厢情愿地跨越时代，
那结果已经是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的。
作者还告诉我们许多故事，发生在前些年的希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
我们大抵是稔熟的，也许在有的朋友听来不免有些陌生，以为是讽刺。不过，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些故事也正有着强盛的生命力，一时半时不
会为人们所忘记。就像曾经在上海这地方不可一世过的两位“长官”，（可
惜其中的一位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我们至今也还不能不“姑隐其名”，使读
者读起来也难免气闷。我们实在对这群恶棍宽容得过于长久了。）一位给作
家规定了严格的时限，超过规定一天所发生的事也不许写，用的是比科学家
还要科学的方法；另一位则主张出版社要出人材，大约是指跟“走资派”对
着干的人材吧。这些都是《天方夜谭》的作者也想不出来的“妙计”。不过
我希望读者不只当作笑话来读，必须想到，掩盖在这些“笑话”背后的是无
数善良的人的血和泪；并且关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