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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取名“我闻室”。出典是佛经里的“如是我闻”字样。《牧斋遗事》在
引此诗后评曰，“盖就新去故，喜极而悲。验裙之恨方殷，解用之情愈切矣”。
这不能说没有说到一些真相。这正好说明了一个住进了金丝鸟笼里的女人的
心情。她不无依恋地向过去的生活告别，那种生活是愁苦的，但却还是比较
“自由”的。“何人晓”、“独自看”，着实写出了这种寂寞的情怀。
柳如是和陆放翁似乎是牵扯不到一起去的，但奇怪的是诗人爱国的情
怀，竟引起了这个小女人的苦闷。于是就用了原诗的韵脚，而且把一些用字
遣词的方式也借用过来了。但这两首诗都是好诗，都写出了他们具体的真实
的感情。
可能人们会说我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但我却坚信，这中间肯定有一种因
缘。
（三）诗人与驴子
钱钟书先生在注放翁“剑门道中遇微雨”诗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看
法。那就是诗人和驴子的关系。钱先生引了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诗“骑
驴三十载”，郑綮的“诗思在灞桥驴子背上”？ 。证明驴子似乎成了诗人特
有的坐骑。我想佐证还不只此，从记忆里搜索，一些古画上的诗人韵士，也
往往骑的是一头驴子，而很少有骑马的。这是什么原故呢？
我想总不能说诗人都是胆小鬼，怕从马背上跌下来。何况骑驴也并不安
全，它发起脾气来，照样也会后脚乱踢，把人扔下背来，而且骑驴也并不舒
服，坐久了屁股往往疼得可以。想来这恐怕还是与“吟诗”有关。诗人要推
敲，要细细地思索、酝酿，驴子走起路来慢腾腾地，一颠一顿，有节奏，有
韵律，大约对作诗是很有好处的吧？放翁诗的本身，似乎也提供了一种解释：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而骑驴入剑门。
到过剑门的人都知道，那种险峻的处所，栈道似的山岩小径，何况还下
着小雨，骑马奔驰是不可想象的。还是骑驴来得稳当一些。
此外，我想这和古代的经济生活也是有关系的。马，是大牲畜，是作战
和耕作所不可缺少的。恐怕只有阔人才乘得起。请想，“貌国夫人承主恩，
平明骑马入宫门。”这是何等郑重的写法！李白被皇帝“召见”，才派了马
去接他入宫；杜甫大小也是个官儿，又住在首都，但却骑了30 年的驴？ 。可
见在当时马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乘得起的。正像今天的诗人，并不见得认为公
共汽车比小汽车更风雅些，或者坐在小汽车里诗兴就会逃走。难道像沙丁鱼
似的挤在公共汽车里就保险能诗兴勃发么？
这样看来，上面的那句似乎应该修改一下，“驴子仿佛是古代社会地位
并不太高的诗人特有的坐骑”。这样，似乎比较合乎实际些。
剑门，我是曾经走过的。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比陆游幸运得
多，不必骑驴，我是作为“黄鱼”搭在一部木炭汽车上入蜀的。但一经过那
里，不由得立即想起了放翁的这一首诗。那山水真是奇绝，汽车路想来总比
宋代的山路宽得多了，但依旧狭得使人吃惊，路边就是“下临无地”的深渊，
那“剑门”，正在一条山路转折的地方，远望正如两把锋利的剑，孤峭地插
在山堆里。中间露出一条缝，透出青青的天色。我们还在剑门的小店里过了
一夜，在昏昏的灯火下面听一个老头儿说“渔鼓”的印象，至今还十分清晰。
剑门过去就是剑阁。这又是个有名的地方，记得当时我以极大的兴奋跳
下汽车奔到一座碑亭前面，定睛一看，不禁失笑，随之也嗒然意尽了。原来
那石碑上工整地刻着六个大字：
唐明皇闻铃处。
1965 年
后 记
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榆，
说的是我家后面的一棵参天的老榆树，它的树梢比四层楼还高。到了夏天，
就像一把绿色的太阳伞。“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
些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淡。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
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演成为故事的有些相像。既无系统，
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
我只能写点这样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在学校
里学习的和走进社会以后经历的，都是全不相干的另外的事物。这就使我不
可能得到心要的系统的训练。一点零碎的常识，也大抵是多年随便买书、胡
乱翻书中得来的。好像摆着一个寒伧的地摊，只有几件破破烂烂的货色。心
中有数，绝不敢叫卖百货商店里的高档商品。地摊上的旧货又大半陈旧残破，
不过有些目前还可以将就使用，也有这样那样的买主选中买去。仔细想想，
这本小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地摊”在若干年前就理所当
然地被“砸烂”了。想恢复起来是困难的。有很长一个时期我做的就是没有
本钱、没有货色的生意。全靠头脑里残留的一点记忆。而记忆近来又大大衰
退，零零落落。有些真切，有些就模糊。因此记得实在的就多说一点，拿不
准的就避开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小本经营或无本经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空话多而实例少。虽然尽量避免，总免不了出现事实上的错误和悠谬的意见。
这就不只希望读者予以见谅，还要加以纠正了。
近十年前，康生曾经给过我“以伪乱真”的四字评语。也许是八个字，
记不真切了。至今也还是不明白，怎么会荣幸地得到了这位“理论权威”的
关心。有人说这是康生看到我的藏书上的题记以后的“批示”。我有一个坏
脾气，买到一本书，翻过以后总要写下一点题记来。有时也说一点有关版本
的意见。我的鉴定力并不高明，上当受骗的事是常有的，我也从不失悔，只
是将那付了学费取得的经验写进题记里。至于是否曾经出于某种动机，把明
刻说成宋版，把残本说成全书？ 。那就要请“专家”、“学者”的大小“英
雄”们来判断。他们遵照康生的意见，把我的藏书全部“没收”以后，经过
长年累月的鉴定、编目、研究，我写的题记自然也都全部看过，他们是应该
有发言权的。
至于康生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版本鉴定学力，我也并不盲目
崇拜。例如，有一部原刻的萧云从《楚辞图》，我在题记里指出是“乙酉刻
本”，也就是南明弘光刻本。而“专家”所制定的目录里则说是乾隆刻本。
那书的字体刻工确也有些与乾隆本相近，但到底并不是。这书到今天还被扣
在那里，也许是被当作以清刻冒充明刻、“以伪乱真”的标本了吧。
这也真是算不了什么的小事。
康生只不过是批了几个字，也许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有人就得意地、神
秘地辗转传说了。在那时候，谁能知道一半句“顾问”的说话，可是了不起
的、真正值得夸耀的财富。没有一点关系，能知道吗？康生说了某人是“坏
人”，传述了康生这句话的，就自然成为与“坏人”不同的“好人”，这也
是明明白白的。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宣布依“法”全部没收，很有一些人表现了非凡的
“革命热情”。不过就在当时我也多少看透了这些“英雄”的心。他们肚皮
里盘算的和嘴里叫喊的，看得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正是那个时候流行的
风气。从康生那一伙开始，到大小“众路英雄”，他们的终极理想或有大小
高下的不同，但在思想方法、具体手段上则并无多少质的差异。仔细想来，
他们接受的也不过是几千年世代相传的过去了的“英雄”们的衣钵。几乎同
样或相类的事迹，就大量地记在例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里。也许当代的
“英雄”们并不人人读过《通鉴》，但竟全部无师自通地熟练掌握了那一整
套法门。这才真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想改变这种现实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
绝不是“没收”或“销毁”这种手段所能奏效。在这本小书里有时就说的是
这样的意思。
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不论这过去的是几千百年或几天。不然就还
是不可避免地要吃大苦头。
时时记住过去就会使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么？我看也不一定。我相信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一天不在前进，虽然对进步速度的判断是有争议
的。有时我向嫌进展小、慢的心急朋友建议，不妨取一张去年今日的日报，
拿来和当天的报纸相比，看那重大新闻、批评或表扬的事物？ 。很容易看出
今昔之异。是不是真的有了进步，也是易于判断的。当然，对前进步子的大
小、迟速，免不了还会有不同意见。但进步总是不能否认。这里用的其实还
是回顾过去的方法。譬如过去我们只能称之为“那个理论权威”、“那个顾
问”的康生，今天说起来就不必转弯抹角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
本书里也还留下了一些这类的“谜语”，我也不一一加以改正，因为这反映
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现象。
1980 年11 月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