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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要求突发新闻组的记者要有机车的驾驶执照。”
“我在一九八三年就见过你。”
“在哪里？”
“在电视上，那天你报导财政司宣布一美元固定兑七点八港元。”
“那是我头一天负责新闻报告，那宗新闻也是我采访的。联系汇率是不合理的，相
信很快就会取消。”
文治和我也许都想不到，不合理的联系汇率一直维持下去，竟然比我们的爱情更长
久。如果爱情也像港元与美元，永远挂钩，永远是一比七点八，是否更好一些？
那天，跟良湄吃饭，我向好打听：
“徐文治有没有女朋友？”
“好象没听说过。”
“我喜欢了一个男孩子。”良湄接着说。
“谁？”我心里很害怕那个人是文治。
“是念化学系的，叫熊弼。”
我松了一口气。
“他的样子很有趣，个子高高，长得很瘦，有一双很厉害的近视眼，傻呼呼的，满
有趣。”
“你喜欢这种男孩子吗？”我奇怪。
“这种男孩子会对女孩子死心塌地的。而且他在实验室做实验时那份专注的神情很
有魅力呢。”
“你想追求他？”
“他这种人不会追求女孩子的，他没胆量。”
“我真佩服你的勇气，万一被拒绝不是很尴尬吗？”
“如果他拒绝，就是他的损失，这样想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良湄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勇敢，一个人，只要不害怕失去，譬如不害怕失去
尊严，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哥哥的女朋友在南丫岛租了一间屋，地方很大的，我们约好去那里度周末，我叫
了熊弼一起来，你能不能来？”
为了挣点钱，我每个周末在一间儿童画室突小孩子画画。如果去旅行的话，就由其
它人替工。
“不可以呀。”我说。
“徐文治也来。”
“我晚一点来行不行？”我立刻改口风。
“可以呀，我给你地址，我告诉我你坐哪一班船来。”
周末黄昏，我离开画室后，匆匆赶到南丫岛。
文治在码头等我。
“他们派我来接你，怕你找不到那间屋。”他微笑说，“你教小孩子画画的吗？”
“嗯。”
“什么年纪的？”
“从四岁到八岁都有。”
“平常画些什么呢？”
“我让他们胡乱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家长们很奇怪，如果他们的小孩子来了三个
月还不会画苹果、橙、香蕉，他们就觉得老师没尽责。谁说一定要画苹果呢？即使画苹
果，我也会让他们画自己心目中的苹果，如果只有一个方法画苹果，那太可悲了。
“人是长大了才有各种规范，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你将来的设计一定与别人不同。”他笑说。
后来，我就知道，我们努力追求不平凡，到头来，却会失去了许多平凡女人的幸福。
“你为什么会当记者？”我问他。
“也许是一份使命感驱使吧。”
“使命感？”
“我喜欢当记者，揭露真相，报导事实。是不是很老套？”
“不。比起你，我一点使命感也没有。我只希望付得起钱的人，都买我的衣服。”
“这也是一种理想。”他宽容地说。
方维志的女朋友高以雅是写曲的，他们一起许多年了。
良湄带了那个念化学的熊弼来，他的样子果然古古怪怪的。
晚上，良湄嚷着要在天台上一起等日出。
“在这里，五点钟就可以看到日出。”她说。
结果，首先睡着的是她，而且是故意依偎着熊弼睡着的。
熊弼支持到一点钟也睡着了。
方维志喝了酒，早就累得睡在天台的长凳上。高以雅捱到凌晨三点钟也支持不住了，
只剩下我和文治。
“不如睡吧，反正每天的日出都是一样。”文治说。
“你忍耐一下吧，我忽然很想看日出。”
“不行了，我昨天工作到很晚才睡。”
“求求你，不要睡，陪我看日出。”
“好的。”他苦笑。
我把皮包里的钟盒拿出来，放在身边。
“这是什么东西？”
我把钟盒放在他身边，让他听听那滴答滴答的钟声。
“是个钟吗？”
我掀开盒子，盒子跟一个有分针的钟连在一起，盒盖打开了，便可以看到里面的钟。
一只浮尘子伏在钟面上十二点至三点之间的空位。
“这是虫吗？”文治问我。
“这种虫名叫浮尘子，别看它身躯那么小，这种虫每年能够从中国飞到日本。”
“为什么会在钟里面放一只已死去的虫？”
“这个钟是爸爸留给我的。做裁缝的爸爸最爱搜集昆虫的标本。”
“所以你的名字也叫蜻蜓？”
“对呀，他希望我长大了会飞，但是蜻蜓却不能飞得太高。”
“这只浮尘子也是你爸爸制的标本吗？”
“嗯。爸爸有一位朋友是钟表匠，这个旅行钟是他从旧摊子买回来的。他把爸爸这
只浮尘子镶在钟面上，送给我爸爸。所以这个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既然有那么多昆虫标本，为什么要用浮尘子？”
“妈妈喜欢浮尘子，她说时光就像浮尘，总是来去匆匆。”
“你经常把这个钟带在身边的吗？”
“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带在身边，来南丫岛也算是旅行呀。”
我把闹铃时间调校到清晨五点钟：“万一睡着了，它也可以把我们叫醒。还有二十
分钟就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
他苦撑着说：“是的。”
我的眼睑快要不听话地垂下来了。
“别睡着。”我听到他在我耳边叫我。
“跟我说些话。”我痛苦地挣扎。
渐渐，我连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刺眼的阳光把我弄醒，我睁开眼，太阳已经在天边。
我望望身旁的文治，他双手托着头，眼睁睁地望着前方。脸上挂着两个大眼袋，欲
哭无泪。
“对不起，我睡着了。”我惭愧地说。
“不－－要－－紧。”他咬着牙说。
“为什么闹钟没有响？”我检查我的钟。
“响过了，你没有醒来。”他连说话也慢了半拍。
离开南丫岛，方维志与良湄一起回家，熊弼回去大学宿舍。
“看日出的事，真的对不起。”在路上，我向他道歉。
“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好多了。”他笑说。
“你真的不怪我？”
“在日出前就能睡着，是很幸福的。”
在巴士上，文治终于睡着了，我轻轻依偎着他。
我望着我的浮尘子钟，到站的时候，文治刚好睡了二十分钟。
我们失去的二十分钟，竟然可以再来一次。
“我到了。”我叫醒他。
他醒来，疲倦的双眼布满红筋。
“我们会不会见过？在很久以前？”我问他。
“是吗？”他茫然。
“我好象有这种感觉。别忘了下车。”我起来说。
“再见。”他跟我说。
“谢谢。”我说，“我两天后去成都。”
“是吗？是去工作，还是什么的？”
“去旅行，一个人去。”
“回来再见。”
“谢谢。”
我走下车，跟车厢里的他挥手道别。
在日出之前，我早就爱上了他。
为什么？
在出发到成都的那天早上，我在火车站打了一通电话给文治。
“我出发啦，有没有东西要我带回来？”
“不用了，你玩得开心点吧。”
“我上车了。”
“路上小心，再见。”
“谢谢。”我挂上电话，站在月台上等车。那一剎，我突然很挂念他。他总能够给
我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在从广州开往成都的火车上，我把浮尘子钟拿出来，放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的
声音，多少年来，在旅途上，我都是孤单一个人，唯独这一次，却不再孤单。
从成都回来，我带了一瓶辣椒酱给文治。原本那个瓶子很丑陋，我买了一个玻璃瓶，
把辣椒酱倒进去，在瓶子上绑上一只蝴蝶结。
那天在电视台见到他，我小心翼翼把辣椒酱送给他。
“成都没什么可以买的礼物，这种辣椒酱很美味。”
“瓶子很漂亮。”他赞叹。
“是我换上去的。”
“怪不得，谢谢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辣椒酱－－”
“我喜欢，尤其喜欢吃印度咖喱。”
“你那个特辑顺利吗？”
“这几天从早到晚都在剪片，现在也是去剪片室。”
“我可以看吗？”
“你有兴趣？”
“嗯。”
“好吧！”
“是关于什么的？”
“是关于移民的。”
在剪片室里，我坐在文治告剪接师后面，观看文治的采访片段。特辑探讨的是当前
香港人的移民问题，为了逃避九七，很多家庭选择夫妻两地分隔。特辑里主要采访两个
家庭，这两个家庭都是丈夫留在香港，太太和孩子在多伦多等候入籍。
其中一个个案，那个孤身在香港的男人，从前每天下班后都跟朋友去饮酒，很晚才
回家，太太带着独子移民多伦多之后，男人反而每天下班后都回到家里等太太的长途电
话。女人在冰天雪地的异国里，变得坚强而独立，反而男人，在圣诞节晚上，跟彼邦的
太太通电话时泣不成声，还要太太安慰他。
他太太在电话里说：“别这样，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为了将来，大家忍受分开三年的
吗？”
男人饮泣：“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坚强的太太说：“别离是为了重聚。”
离开电视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我送你回去吧。”文治说。
“谢谢你。”
“你觉得怎么样？”文治问我。
“我在想那位太太说的话，她说‘别离是为了重聚’，别离真的是为了重聚吗？”
“以前的人，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付上很多代价，譬如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机
会。现在的人，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离别，只是为了追寻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男人很可怜－－”
“是的，他太太走了后，他才发现他不能没有她。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
陪他一起等他太太的长途电话，没想到他会哭成那样。他一直以为是他太太不能没有他。
下星期是农历年假期，我们采访队会跟他一起到多伦多，拍摄他过去探望家人的情形。”
没想到我刚回来，他又要走了。
“到了。”他放下我，“有什么要我带回来？”
“不麻烦吗？”
他摇头。
“我要一双羊毛袜。”
“为什么是羊毛袜？”
“只是忽然想到。”
“好的。再见。”
“谢谢，一路顺风。”
他开车离开，转瞬又回来。
“我刚才跟你说再见－－”他说。
“是的。谢谢。”
“为什么每次我跟你说再见，你都说‘谢谢’，而不是说‘再见’？”
“我不说再见的。无论你跟我说‘再见’、‘拜拜’或者‘明天再见’，我都只会
说谢谢。”我说。
星期天，在画室教小孩子画画的时候，我吩咐他们画一双羊毛袜。
“为什么要画一双袜？”班上一个男孩举手问我。
“只是忽然想到。”我说。
真正的理由十分自私，我挂念在冰天雪地里的他。
农历年三十晚，我在良湄家里吃团圆饭。
良湄问我：“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找工作，也许会到制衣厂当设计师。”
“我哥哥要结婚了。”
“是吗？”我问方维志，“哥哥，恭喜你，是不是跟高以雅？”
“除了她还有谁？”良湄说。
“以雅要到德国进修，一去就是三年，她想先结婚，然后才去那边。”
“你会不会跟她一起去？”
“我会留在香港，我的事业在香港。”方维志无奈地说。
“你的意思是以雅向你求婚的吗？”良湄问她哥哥。
“我不介意等她，但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