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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标与吴三桂有一段渊源，《清史稿》本传：
“（康熙）十二年，孝标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会有所亲某，知责阳府，乃往游。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标故为佯狂……防之稍疏，孝标乃逸去。”所记实有未谛。
按：方玄成自放还后，因“玄”字避圣祖御名之讳，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游闽粤滇黔，所至为诸侯上客，皆尊称为“方学士”。今按方孝标《钝斋诗选》，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韵》、《靖南世子四十韵》，乃为靖南王耿继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广州移镇福州，此为方孝标于康熙六年游福建的证据。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亲王一百韵》，乃吴三桂六十寿诗，此为方孝标是年在昆明的确证。诗中更明白叙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吴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窃，犹子愧趋跄”、“先人前代末，怀庙讲筵旁，独力挑簧鼓，深心保栋梁”、“远蒙垂问语，更感寄书望”等等，可以想见，当方拱乾在崇祯朝为讲官，侍经筵时，即与吴三桂相识，并曾力为保荐，交情不同泛泛。而况吴三桂此时每年以江南所输巨额军饷，及自营贸易，多擅专利，富逾于国，招致名士，厚加供养，以方学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礼聘之列。《清史稿》所记，仿佛方孝标与吴三桂未谋面者，大误。
但所谓“逸去”，则为事实。此则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谓“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为不确。诗集中有《滇南留别诗四章》为先期逸去一证，《钝斋二集》序云：“赐环以后，又十余年，放浪于山高水长间，偶游楚粤，再逢世难，再寻云南岳，得遂忠贞。”为先期逸去又一证。
至吴三桂门下，确有方姓而得重用，可当“翰林承旨”之类官职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献廷，明朝礼部尚书毛一藻子，已中进士而因顺治十八年“奏销案”革去举人，于是中了进士亦不算。方光琛一怒而走西南，入吴三桂幕府。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云：
“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从左厢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
《清史稿•；方玄成传》：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从吴三桂叛，三桂宠以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伪职，最著名者名学诗、学体。三桂败，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孝标为方学士，不复具名。北音士与诗同，满文又同为一字。圣祖阅清字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廷臣不能晓。圣祖因为语往事甚悉。盖圣祖实误以方学士即此漏网之方学诗，又误以方光琛为孝标族人……圣祖五十一年正月谕曰：‘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四月又谕：‘方孝标曾为吴逆伪学士，逆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一在城内，一在城外。方以智与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谈方以智而先撮叙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岂非离题太远？盖别有说焉。
近读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定方以智于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于文山诗“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余君之言如此：
“密之若于历史上求人格之‘认同’，则文山实其首选。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密之虽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若惶恐滩……次子中通题其诗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颜其斋曰‘汗青阁’。此决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会。”论断固甚精当，但方以智所犯究系何案，未能考获。余君又言：
“今据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见至少辛亥之难，密之子孙皆在被收之列，无得免者。此事又见中履《亡妻张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难，余侍左右，不复能顾家。家人齑粉在俄顷，吏卒汹汹围守。’中履两言‘全家齑粉’，决非行文夸张。则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盖依律，非大逆不能牵累及于子孙也。若更参照魏季子所言，闻者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其事岂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仅止于此。至于构陷者究属何人，其所持之具体理由又为何，苟无新史料发现，恐终将成为千古疑案矣！”
笔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细考，疑团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学士”、“方学诗”的误会，即在提供一条线索。
第三章方以智（2）
兹先简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传：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
按：方以智为父讼冤一事，名闻天下。如缇萦上书救父，论本人有罪无罪，犹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传》：
“方孔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祯元年起故官，夏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八战八捷。时（熊）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孔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言……会（杨）嗣昌代文灿……嗣昌既以孔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逮下诏狱。子简讨以智，国变，复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堰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
“简讨”即“检讨”。方以智以崇祯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四公子中惟一通籍者。所谓“护陵寝功多”，乃指“显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统，其父与献王葬于湖北钟祥松林山。“帝为心动”一节，又见《清史稿•；方以智传》：
“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君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按：此记中“中官”所说的后半段，与事实有出入，方孔出狱戍绍兴，不可能当河南巡抚。崇祯所说“问大辟”的河南巡抚为李仙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乘胜围开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风自河北驰援，解围。《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传》。
“仙风既还，与名衡互讦奏。帝以陷福藩罪，诏逮仙风，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
当李自成破京时，方以智正在京供职。《清史稿》本传：
“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足骨见不屈。”
按：范景文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即《板桥杂记》作者余淡心所说的“南大司马”。后以杨嗣昌夺情辅政，上疏力争不可，忤旨革职。崇祯十五年复起，召拜刑部尚书，旋改工部。李自成破潼关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其时首辅为陈演，乃是温体仁一系，宜乎方以智不见用。
范景文入相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在位十七年，共用过五十个宰相，而正人君子只有属于东林的文震孟、钱龙锡、孙承宗、范景文等人。李闯破京，范景文从容殉国。《明史》二百六十七，列传一百五十三，体例特殊，开首大书：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文璐……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按：范景文在南明时赠太傅，谥文贞。清朝赐谥文忠。据《明史》本传，范景文并没有政绩，所可传者，只有从容赴义一事：
“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道房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
此传聊聊数笔，但已足够传其人。忠臣毕竟可为，而生死之间正确的抉择，实为读书人生当乱世的第一大事。至如方以智，被俘不属，则为忍死须臾，自计尚有后责，本传接前又云：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口叙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中市。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尤。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
其时方孔年已六十余，方以智子职臣节，不能两全，所以说：“归则负君，出则负亲。”本传接云：
“行至乐被执，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听其为僧。”
按：广西有两平乐，在东为县，在西为村。方以智被执的平乐是阳朔以南的平乐县。“帅”则三藩之一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传》：
“（顺治）七年……帅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历帝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一月初五，瞿式耜被难，则在闰十一月十七。清军入广西，自全州进兵桂林，乃由东北趋西南，而方以智则由桂林向东南趋避，故行至平乐被执。计其时在十一月间。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其逃禅之地，引施闰章（愚山）诗及年谱，以为在梧州云盖寺。其言如此：
“清兵陷广西平乐村，事在一六五零年（顺治七年）。则密之逃禅，即始于此时。施愚山《浮山吟》诗有云：‘比山一片云，飞落苍梧野。忽值南风吹，旋归庐岳下。’其下双行夹注曰：‘药公家浮山，避地梧州云盖寺。值余奉使西粤，始同归，抵匡庐。’考之愚山先生年谱卷一：‘顺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卷：三月，奉使广西，达桂林。’秋七月桂林陷。从平乐经江西而归”。正与诗注合。则密之最初落发，殆即在梧州之云盖寺。”
按：方以智出家后无常名，称“无可”、称“五老”、称“药地”、称“墨历”，此非好奇，亦是避逻者耳目。“药公”乃愚山对方的尊称，浮山则为桐城的别名。
余英时以为方以智至庐山后，即挂单归宗寺，引施愚山《初至归宗寺同药公作》诗为证。此则不然，方以智归宗寺不过暂驻而已，旋即还里。其时在顺治九年之冬，侯方域与方密之书，一则曰：“往在昆陵，陈子定生私以问仆云：‘密之之还，何也。’”侯方域访陈贞慧于宜兴在是年冬天，年内还家。而此时陈已知方还里，则计途程，不可能在归宗寺久驻。再则曰：“归雪苑，遇何次德，具为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与侯相会于商丘，而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更为方以智已归桐城的确证。
方以智于顺治九年南归，其最初托迹之处，于考定其生平殊有关系。余著《方以智晚节考》，以为有自平乐归后，即在匡庐挂锡，其实不然，已如前述。为补余著之疏，进一步略考方南归后初期的行踪如下：
一、施愚山《无可大师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经苍梧……至匡庐同游五老、三垒间，旬日始别。”
按：旬日始别者，非仅施别于方，亦方别于施。两人“从平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