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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爷爷抬起头，跟贺龙说，贺军长，你要替我家出这口恶气呀！
幺爷爷把我姑姑被抓的事跟贺龙说了。
贺龙说，老侯你今天只管回去，我们明天就把那个恶霸抓起来。贺龙又说，老侯你回去跟你家里人说，跟农友们说，大庸现在是咱穷人的天下了，咱们谁也不用怕。
第二天，陈麻子就被抓起来，关进城里大牢，没一个月就被枪毙了。
几天后，我幺爷爷当上了东北市区的游击大队长。
在幺爷爷的动员下，爷爷把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我父亲侯清芝和二叔侯清平送去当了红军。他自己也当上了东北市区的土地委员，带领农友们搞土改，不分日夜地核实土地，一丘田一丘田插牌牌，他比谁都忙。
1935年3月，听说红军要撤离大庸了，爷爷和我奶奶——我奶奶叫殷成福，两口子急得一夜没合眼。他们担心红军走了，国民党军队又要卷土重来，奶奶问爷爷怎么办？爷爷说，国民党来了，我就和他们拼命，脑壳掉了只碗大个疤。
奶奶叹了口气说，两个儿子，还有弟弟昌贵都是红军的人，你死了倒好，一了百了，我、幺妹和九生娃怎么办？奶奶说的幺妹，是我姑姑侯幺妹，九生娃就是我幺叔侯宗元，那一年他只有七岁。
爷爷想了大半夜最后说，我们走，都跟着红军走！
天刚蒙蒙亮，爷爷、奶奶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县城，走进省军区司令部。
他找到红军的一位指导员说，你们走，我们也跟着走！
爷爷是东北市区土改运动的土地委员，那个指导员认识他，他说，不行呀，你家里有老婆儿女，你走了，他们怎么办？
爷爷好说歹说，那位指导员就是不答应。
这时，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留着一字胡、叼着烟斗的首长，这人就是鼎鼎有名的贺龙将军。老百姓谁都认得他，爷爷喊他，贺将军您好！
贺龙点点头说，你叫侯昌仟，是个要饭的，现在你是东北市区的土地委员，对不对？
爷爷怎么也想不到，贺将军统帅千军万马，竟然对自己了解得这么深，他眼泪都快出来了，说，我是你们救出来的，你们要走，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贺龙劝他，你还是不要去，行军打仗很苦，说不定还要掉脑壳。
爷爷说，贺将军，我一家人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说吃苦，我一家人什么苦没吃过？要怕死，我就不会带着婆娘儿女来找你们了。
贺将军狠抽了口烟，沉思起来。他鼻孔里喷出浓浓的烟雾，烟雾在他面前飘来飘去。
过了好半天，贺龙将军把烟斗往鞋底上一磕，说，好吧，要走就走吧！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都当上了红军，都在红二军团。
红二、六军团撤离大庸后，一直到长征出发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湘西，一直在永顺、龙山、桑植等地打游击。父亲侯清芝和刘大妹就是那段时间认识、结婚的。
刘大妹是桑植瑞塔铺人，她、她哥和她爹娘全家也参加了红军。她和父亲结婚时，双方父母替他们操办了这场婚事。
红军在桑植陈家河打了个大胜仗，在打那一仗时，刘大妹的爹娘和哥哥都死了，只剩下她一个，这样她完全成了我们侯家人。
打那一仗时，爷爷缴获了两大一小三匹马，他拉着马前去交公时，遇见了贺龙军长，贺军长说，老侯，这匹小马你就不要交了，你有一个小孩，这马可以驮被窝，也可以驮小孩。
爷爷会木匠活，得到小马，就高兴地做了个座椅样的马鞍，让小儿子骑在上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一直到过雪山前，一家人除了我姑姑在贵州挂过彩外，其他人都安然无恙。一路上，七岁的幺叔都骑在马背上，部队行军时，一家人很难在一块儿，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奶奶身边。
红二、六军团是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在这之前，前母刘大妹就怀上了孩子。长征后第二天，红军赶到大庸黄家铺抢渡澧水河，部队开始抢渡时受挫，死了一个团长，一个少共书记和一个参谋长，局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对岸有敌人阻击，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河上搭不上浮桥。刘大妹找到正准备先行渡河的父亲说，没有桥怎么过河？我父亲说，没办法，只有游过去了。刘大妹流着泪说，清芝，我有孩子了。我不想走了，我想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父亲看到她脸色黄黄的，身子也虚弱下来，行军一定会很难，他心里有些难过，也想留下来和她一起过日子。可他想到自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部队又在打仗，这样走了很不光彩。正在这时，一家之主的爷爷来了。
父亲把妻子怀孕的事跟爷爷说了，他说，爹，我想把大妹送回家。
爷爷把脸一沉，说，什么？回家去？你家在哪里？你没听说我们走后，红军家属被国民党杀害，有的被挖了心肝，有的被剥了脑壳皮！
爷爷又转过脸对他儿媳说，你娘家也有几个被杀了，你回去还不是送死？
刘大妹听了我爷爷的话，对父亲说，清芝，你放心到前面去，我会跟来的。
后来，奶奶、姑姑、前母以及还只有七岁的幺叔，还有其它的妇女、小孩，是从一个小船上过去的。而那些冲锋陷阵、身强力壮的战士，都是在他们之前边打枪边踩水过河的。
长征路上，奶奶、刘大妹、小姑、幺叔一直在家属连。刘大妹身怀有孕，爷爷、奶奶对她疼极了。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来，爷爷为部队筹粮时，总有办法搞到酸杏、三月泡或酸菜什么的，然后想办法送过去。奶奶在家属连的工作是在炊事班烧火做饭，闲下来时就帮着战士们缝补衣服。有一次幺叔看见她不断收集破布破衣，就问她：妈，是不是想给我做件新衣。
奶奶把他的鼻子刮一下，说：美的你，你没看你嫂嫂肚子一天天大了，你要做幺幺了！
奶奶飞针走线，那东西很快成形了，幺叔拿过来一看，原来她缝的是一块兜兜。那是围在小孩的下巴下面，遮挡小孩流下的涎水，以防打湿衣服，也是一种装饰。虽是几块土布拼贴，可是经了奶奶精心缝合，显得又结实又好看。
幺叔拿在手里看来看去，总觉得还欠缺点什么，他在奶奶收集的布料中找到一块红布，说：妈，你剪一个红五星，再把红五星缝到兜兜上面，到时，我那小侄子戴了，就成了一个小小红军了。
奶奶一笑，果然就剪了个红五星，一会儿就缝上去了。
那兜兜是给她未出世的小孙子的。
后来过雪山草地时，姑姑、前母不幸与奶奶失散。奶奶历尽千难万险，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后来的好多年里，奶奶都断定刘大妹肚里那个孩子生在了草原上。
我们今天要去寻找的，就是那一个孩子。
三
要是不能确定侯德明是不是我们的大哥怎么办
我们这次去四川红原，在见到侯德明之前，心里一直存有一个疑问。
我爹和我前母是在1935年的10月有那个孩子的，如果后来前母生下那个孩子的话，到今年应是六十九岁。可寻亲启事上说的侯德明的年纪是八十四岁，他与我们要找的人年纪相差太大了。
一家人为是不是去红原争论开了。有的说不去，有的说去。不去的理由是，既然年纪相差这么大，说明侯德明不是我们的嫡亲大哥，那么我们去红原，就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去的理由是：一、侯德明的那个“德”是侯家的一个辈分，和我们是平辈人，至于年纪，或许是有一个什么特殊原因，侯德明故意把他的年纪说得那么大的；二、父亲在世时好像说过，当年大庸姓侯的当红军的只有我们一家，侯德明如果真是大庸人的话，那他八成就是我们的大哥了；三、侯德明网上的照片和父亲以及我有些相像；四、前母失散的地点正是阿坝州的红原那一带。
最后去的理由胜过不去的理由，全家人一致决定，还是去。
出发之前，我们一大家去了父亲和奶奶坟前，为他们烧了香，告诉他们我们就要去红原找那个孩子——我们的大哥去了。
我们寻亲团坐一辆商务车，从张家界出发，走龙山，湖北的来凤、咸丰，重庆的黔江、彭水、武隆等地，再走四川的成都、都江堰、理县等地，最后到达红原，途经四个省二十多个县市，行程两千公里。我们走的有些地方正好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
一路上，我们寻亲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八十四岁的侯德明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大哥。我们设想了和侯德明见面之后会出现的几种情况：一、能够确定侯德明是我们的大哥；二、能够确定侯德明不是我们的大哥；三、不能够确定侯德明是不是我们的大哥。对于前面两种情况，我们都好办，而最让人左右为难的就是第三种情况。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为此事又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带侯德明去成都进行DNA鉴定，让现代科学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疑问。
四
过完雪山，姑姑和前母就与奶奶失散了
过雪山草地时，一家八口是分作三伙行军的。爷爷是筹粮队队长，他带着幺叔走在队伍最前面，幺叔骑的那匹马，让给了身怀有孕的前母刘大妹；父亲、二叔和幺爷爷随大部队行动；奶奶、姑姑和刘大妹随家属连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刘大妹本来是骑马的，可一爬雪山，奶奶和很多红军战士一样，得了伤寒和疟疾，又发高烧又拉肚子，那马就让给了奶奶骑。
过完雪山，家属连遇上了藏匪——就是藏人土匪啦！当地人叫他们蛮子。这些人不了解红军，以为汉人都是坏的，何况还是汉人的军队，就更坏。他们以强占女人为嗜好，很凶残，烧、杀、抢、奸，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奶奶后来说，他们就是被这些人打散的。
那时家属连已过完雪山，接近草地了，刚坐下来休息，突然从远处冲来一队骑马的人，穿着藏人衣服，留着长长的头发，像恶鬼一样嗷嗷尖叫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这伙人就朝他们开枪了。双方交火极短暂，家属连持枪还击的男人很快被打死。然后，他们就用手中藏牛皮做的抛石器和马鞭对付这些汉人女人了。一路上，这些女人又冷又饿又有病，本来就虚弱得不行了，藏匪们抛出的很有准头的黑石头，和噼噼啪啪舞动着的马鞭，把女人们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当即就昏死过去。
奶奶也挨了一马鞭，她病得厉害，从马上一下子栽下来，然后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奶奶醒过来，见到的全是地上被藏匪打死的男人。一时间，她不知怎么办好，悲伤、恐惧、饥饿、寒冷、疾病一起涌上心头，她又昏眩过去。
又不知过去了多久，奶奶慢慢醒转，她拱起身子坐起来……她不知道姑姑和前母她们到哪里去了，她们是否还活着，还有前母肚子里的孩子，那可是咱们侯家的骨血呀！
奶奶越想越伤心，她捂住自己的脸，面对茫茫草地呜呜呜地哭起来……
五
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在我母亲之前，还有一个妻子。可我觉得，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我的感觉里，父亲的前妻似乎是我们上辈子的某个亲戚，她是我们家族里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一个永远也不会出场的人物。
而我确切地知道父亲心里一直牵挂那个孩子，是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父亲在去世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能吃能喝，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我后来一直怀疑，他自己是否预感到了，他将不久于人世，才对我有那番嘱托的。
那是1987年3月的一个晚上，父亲穿着一套洗得发了白的军装，来到我的房间，他在靠窗户下面一把靠背椅子上坐下，他的样子显得有些神秘而又郑重其事。他沉默了好一会，才与我说事：
德永啊！有件事我得给你说说，我怕哪天突然不在了，这件事就要随我进棺材了。
父亲要说的事，就是七十年前他结发妻子刘大妹肚子里怀着的那个孩子，父亲推断要是当初刘大妹生下那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就有可能还活着。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除我们外，父亲还有一个孩子，生活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德永啊，要是有一天有了你那个哥哥或姐姐的消息，你一定要去找一找，你要告诉他，爸爸生前找过他们母子，只是没有找到。
父亲又说，德永啊，这也是爸爸生前唯一托你办的事。
想不到十七年后的2004年，终于有了这样的消息。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