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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说，德永啊，这也是爸爸生前唯一托你办的事。
想不到十七年后的2004年，终于有了这样的消息。
那天晚上，我答应了父亲。我说，爸爸，你放心吧，一有那个孩子的消息，我就带着弟妹们去寻找。
不到一个月，父亲就患脑溢血去世了。
这么多年了，我还一直记得，父亲去世时两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精辉已尽，但两颗浑浊老泪挂在眼际，久久不坠的样子。我知道，父亲唯一放不下的，是他那个生活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的孩子，他要我们有机会一定要找到。
六
过完草地，又遇野狗和土匪，奶奶奇迹般活过来了
想到身边的两个亲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奶奶哭了好久。家里还有老小五个男人，不知道他们怎样了？他们都还活着吗？奶奶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自己的队伍。她从地上捡了根木棍拄着，沿着自己队伍走过的路，在茫茫草地上慢慢往前走。
草地上的天气，一会儿是太阳高照，热得不得了，一会儿又是雨点子夹着雪粒落下来，躲都没处躲。奶奶一个人，又饿又冷又有病，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草地。
幸好里衣口袋里藏有一把炒面，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撮一点放在嘴里嚼着吃。炒面很快吃完了，她只好挨饿。有时饿得受不住，就拄着棍子休息一会儿，甚至有时睡一下觉，也得拄着棍子。草地上到处是水洼，坐都没法坐，她只有那样站着休息。有好几次，奶奶昏倒了，醒过来又歪歪倒倒往前走，有时感觉往前再走出一步都很难了，但她还是一步一步，不停地朝前走。
草地上零零散散，东一个西一个，到处是前面部队留下的死人，被水一泡，鼓鼓囊囊，发出难闻的腐臭味。这些人中，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一个被马刀砍破了头，流了很多血，都被太阳晒干了，还有一个，从肩头斜砍下去一尺多深，刀口子翻出来，就像切开的南瓜——那是藏匪干的，他们骑着马，看到草地上有掉队的红军，就用马刀砍杀，闹着玩。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最后还是走出来了。
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奶奶就乞讨。这时，她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又臭又脏、人见人怕的叫化子了。
走过草地，实际上就是走过了川西北，到了甘南的文县、武都、康县一带。
那一带气氛紧张得很，红军刚刚走出草地，国民党就在那一带堵卡子，打疲劳军，到处打，到处都是战场，红军杀开一条血路才通过那里。奶奶到那里时，国民党的军队又在那一带到处屠杀掉队的红军战士以及收藏红军战士的老百姓。野地里吹过来的风，天上下的雨都有一股腥臭味，夜里经常听到扯心扯肺的鬼一样的号哭和惨叫声，时不时地还能听到冷冷的枪声，听了就让人头皮发麻。到野外去，随处可以看到乱葬岗子，缺半拉少半截的坟头、大窟窿小眼睛的芦席、烂布片子、棺材板子、死人骨头什么的，碰到脚底梆梆响。还有就是几丈、十几丈宽的土丘，那是埋人的坟包。红军和国民党打仗了，过后清扫战场，成百上千的死人怎么办？就让当地老百姓挖坑，挖得越大越好，然后就把死人十个八个往坑里丢，能丢多少是多少，丢得越多越好。
奶奶一路乞讨，晚上没地方去，只好在野外露宿，土墙根呀，草垛子呀，山洞洞呀，屋檐下呀，什么地方都睡过。有一天，奶奶贪图赶路，天黑了，就在路边一个背风处歇下。可半夜给什么撕扯着弄醒了，她定下神来一看，有绿莹莹的鬼火围着她转，奶奶想，鬼火怕什么，你爱转就转吧！于是倒下去又睡。她那哪是睡，实际上就是饿慌了，啥都懒得理。
奶奶闭了眼，心里怎么也不踏实，想，鬼火怎么每个有两个点呢？好像又有什么来扯她的头发拖她的腿了，还有长长的舌头在她脸上舔。她想，坏了，这不是鬼！她一下子坐起来，定神一看，吓出一身冷汗。
奶奶看到十多只野狗不停地围着她转，绿莹莹的眼睛一闪一闪，与平时说的鬼火没啥两样。
好长时间独自在野外生活，晚上几乎都是人鬼相伴，奶奶哪晓得怕。她对那些野狗说，地主恶霸，国民党，土匪都不给我们穷人留一条活路，连你们野狗也欺负起咱了……奶奶这么一说，心里那股火一下子冒上来，手中的棍子就朝那些野狗们打去。
那些野狗看她发火了，也不撕扯她了，把她一圈围了，相持好一会儿，都摇摇头，随后结队慢慢散去。
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一定是那些野狗天天吃死人尸体，看到她这个饿鬼样的女人，瘦骨嶙峋，吃在嘴里，没啥味道不说，还硌牙，就扫兴走了。那些野狗膘肥体壮，屁股滚圆滚圆，一路走去时，不停地打着吃过死人尸体后的饱嗝，又尖又长的牙齿上发出亮晃晃的光。
才逼退野狗，奶奶又遇到了马匪军。马匪军就是马步芳、马鸿奎那类人的兵。他们骑着马，挥舞着刀和枪，拉着用绳子一串绑着的十多个姑娘赶路。那些姑娘二十郎当年纪，都是红军女兵。他们在路上看见奶奶，就把她和那些女兵绑在一起。
奶奶饿得瘦得不行，整个儿一个皮包骨，要死不活的样子，只半天时间，马匪军就不要她了。人说马匪军狠毒无常，这话一点也不假，他们四脚四手把奶奶抬着，往路旁的一个天坑里丢下去。
好在奶奶命大，她被天坑边上的树挡了一下，然后被搁在一个凸起的崖台上，没掉下去，不过当时是昏过去了。第二天她又醒过来，听见天坑上边有人过路，就呼喊救命。过路的是赶马帮的老百姓，他们从天坑上面丢下绳索，把她拉上来。
奶奶记着别人的救命之恩，就把自己的身份给赶马帮的说了。那是些好心人，他们告诉她，你不能老是在这一带转，这一带天天在杀掉队的红军，这里的老百姓也被杀怕了，别人也不敢收留你，你得赶快走出去，你往北走，越往北越好，你们的队伍都到北边去了。
奶奶便一边讨米一边往北走。走了好几天，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才发觉又走到原来的地方了。她孤零零坐在荒野里，大哭了一场，然后又一边讨米一边往北走。
奶奶走过草地时，还是大热天，后来走到天凉了，草枯黄了，还是往北走；走到降霜了，北风刮得骨头生疼生疼了，还下了雪了，还在往北走……
走了将近半年，奶奶到了一个叫富平的地方。有一天天黑时，奶奶赶到一个村口，就在一个草窠子里睡下。
第二天天没亮，奶奶迷迷糊糊中被一阵嘹亮的军号声惊醒。这声音听着很熟悉，已有大半年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奶奶心里一惊，脑壳里有个声音对她说，这是贺龙部队的军号声。她一个翻身爬起来，朝村子中央急急走去。果然，村子里到处是红军战士，有的在操练，有的在集合，有的三三两两，来来往往，从她身前身后走过。奶奶上前拉住一个战士，向他打听，侯清平在哪儿？谁是侯清平？那个战士十八九岁，刚入伍的样子，他不认识我奶奶。但那些战士中有我们湘西人，他们听得出奶奶的湘西口音，有人问，你是侯清芝、侯清平的妈吗？
我二叔最先见到我奶奶。我奶奶被他的战友们带着，叫化子一样站在我二叔面前的时候，他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妈了。
奶奶又黑又瘦，就像阴间来的饿鬼，头发乱得像个老鸹窝，浑身的衣服烂得跟狗撕了似的，满脑壳头发也全白了，那是她大半年忍饥挨饿和担惊受怕造成的。
奶奶叫了他一声清平，他才明白过来，这就是妈了，没错。他也叫了一声妈，然后跑拢去紧紧抱住奶奶。
奶奶从二叔怀抱里挣脱出来，她把儿子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就像抚摸刚生下他时那样，边摸边问，清平，你没受伤吧？
二叔说，妈，我没受伤。
看我奶奶那样子，一定是饿坏了，他马上带我奶奶去吃饭。
奶奶吃饭时，早有战士把父亲叫来。两个儿子心里难过得不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但他们没哭出声来，一起看着奶奶吃饭。
饭吃完了，奶奶才缓过劲来，抱住两个儿子大哭起来。
见了面，相互一问，才晓得一家八口人现在只剩下我父亲侯清芝、我二叔侯清平和我奶奶三个人了。
父亲告诉奶奶，幺爷爷雪山还没走过来就死了，爷爷在成县打那一仗时受了伤，后来战友们把他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小弟——就是我幺叔啦，和爷爷在一起，是死是活不晓得。
父亲、二叔向奶奶打听姑姑和前母的情况，奶奶就把当时被藏匪冲散的情况说了，其他就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说，姑姑和前母下落不明，她们有可能还活着，有可能死掉了。
这是1936年12月的事。
后来有人把奶奶走的路线一算，她是从四川，经甘肃，到陕西，总共走了八千里，用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七
幺爷爷说，我就这样看着你们走。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过雪山时，幺爷爷侯昌贵是父亲亲眼看着死去的。
我幺爷爷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油黑脸络腮胡，宽肩短腿，天生一个刚强汉子。长征一开始，他就是担架连的连长。担架连虽然不打仗，但比任何一个连队都辛苦，长征途中战斗不断，伤病员一天天增加，担架连的任务越来越重。我幺爷爷来到担架连后，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处雇请人，请不到人，哪里缺班，他就到哪里顶上。部队宿营时，他还必须提前赶到为伤病员和抬夫送热水，而其他人睡觉之后，他还在忙。行军路上，他的肩上不是放着担架就是挑着为抬夫们准备的干粮和草鞋。
我幺爷爷的身体就是这么一天天累垮的，但他依然还是支撑着。很多伤病员说，我们是在侯连长的肩上行军的。
部队过雪山前，一场可怕的瘟疫在部队蔓延开来，不少战士染上了伤寒和疟疾。原本快要累倒的幺爷爷也染上了重病，一连几天没有进食，每到晚上就发起高烧来，烧得神志不清时，口里还在念叨着：快，快跟上……让我抬会儿……白天，高烧退下来，他就拄着根树棍，跟在担架连后面。同志们劝他上担架，他说，不碍事，不碍事，我还能走！
雪山上气候变化无常，刚刚是明晃晃的阳光把周身照得晶莹透亮，隔一会儿又是狂风大作，雪粒子夹着雨点像沙子一般砸在头皮、耳朵、和手上，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很多红军战士就是因为想坐下来歇一会儿，结果就再也没站起来。
一个伤病员跌倒了，幺爷爷用尽全力去扶他，谁知他自己却倒了下去。他试着想爬起来，但努力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功。父亲离幺爷爷没多远，他走过来一看，幺爷爷已放弃努力，不准备站起来了。
父亲说，幺幺，你是饿的，你吃点东西就会好的。说着从粮袋子里抓出一把炒面来要喂幺爷爷吃。
幺爷爷朝父亲摆摆手说，清芝，我不吃了，你留着到最困难的时候吃。
幺爷爷又说，清芝，我不行了，你要记住，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多停留，千万不要坐下来，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再也站不起来。
幺爷爷最后说，你走吧，我就这样看着你们走！说完他就躺在雪地上闭上了眼睛。
父亲和战友们把幺爷爷抬到一个小山包上，让他仰躺在那里，面对着红军前进的方向。大家用他身边的雪掩盖了他，然后流着泪水和他告别。
在后来的和平年代里，这个故事父亲给我们讲过好多次，每讲一次，他都要脱掉头上的帽子，说：孩子们，让我们再悼念一次你们的幺爷爷，悼念这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那时我们也会像他那样，脱掉头上的帽子，低下我们的头颅，为我们的幺爷爷侯昌贵哀悼。
每次，在悼念幺爷爷的时候，我们都感动得有一种要下跪的冲动。幺爷爷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英雄的红军战士，是我们的骨肉亲人。
越过雪山，部队便进入了水草地。草地也非常难走，茫茫一大片，望都望不到头，污水烂草混在一起，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不定什么时候脚下会冒出个水坑来。要是那样，你就得赶紧卧倒，从上面滚过去，不然稍一迟疑，整个人就会陷进去，越挣扎就陷得越深。
这些对父亲来说都不算什么，真正难倒他的，是饥饿。没东西吃时，就吃牛皮带，连首长的马也吃了，后来就什么也没的吃了。红二、六军团是最后一批走过草地的红军队伍，前面几路大军已经把树皮草根吃完了，他们连吃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