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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晚上级就有通报，叫不要睡觉，等着。快天亮时，敌人真来了。这一战打得好，首先是情报立功。
半夜三点过，雾像小雨，看不出去，但听到下面喘气和草动的声音，估计人很多。我们很害怕。包括排长在内，都没打过大的仗，都说来了就打，死了算，也没个周密方案。
敌人来近了，黑糊糊的大片影子，在半坡趴下了，接着就是一阵炮，把我们阵地炸成一锅烟。炮一停，敌人呼啦冲到我们阵地前，被我们冲锋枪手榴弹撩到了一大片。正打得起劲，后面几十个敌人突进了我们堑壕，排长叫我带4个人，回过头去对付他们。我们一家伙干倒它十几个，其余的退下去了。但另一面又上来了一大群，幸好排长在这一面先安好了定向地雷，一按，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排长刚挺起身子，两发高射机枪击中了他的右胸，血流不止。张庆龙忙跑去给他包扎，他推开小张，抓起冲锋枪朝敌人猛打，边打边喊：小张，别管我，快去消灭敌人！
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
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
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
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
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国友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
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
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
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观察到142阵地上都是敌人后，以为我们都死了，就往这儿进行猛烈炮击。越军躲炮，退着往坑道里来，被我们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被我们送上“西天”好几个。
我守在洞口，听见阵地上炮弹呼呼地来，轰轰地炸，都准确地落在敌群中，虽然坑道里也感到地动山摇，但心情格外痛快，顾不得想洞顶随时可能塌下来。炮声刚停，我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我们反击开始了！我，唯一没负伤的蒋志华，轻伤的张庆龙和夏锦忠一起首先冲出了坑道，接着是重伤员胡友文等也冲了出来。我们顺着阵地转了一圈，到处是成堆的越军尸体，一个活的也没有。我们自己把阵地夺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排七班和9连1排的同志们上来了。他们对我们喊：“浓松空依”——越语：缴枪不杀！我连忙回答：别打，是我们！……同志们紧紧把我们抱住，都哭了。我们哭得更凶。
（团长张又侠对笔者说：我这一生最痛快的一天莫过于7月12日，那天最痛快的几件事—— 一是师长通知：炮弹运上来了，放开手打！二是142高地，还有我们的人！……）
这天，我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6次进攻。
9连一排带来了电台，团长命令我们10个人立即撤下去。
当晚回到连指挥所，我没有裤子，蚊子很多，叮着我的伤口咬，我连赶蚊子的劲都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条腿肿了，满是血，血上一层黑乎乎的蚊虫。营长派人来接我，又把我送到前指的医院。团长来看我，见我伤不重，说：包扎一下，换换衣衫，准备上北京！
我跟团长坐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八一招待会。以后几次见到杨尚昆副主席。他还给我们敬酒，说：前线回来的英雄们，你们的功绩将载入我军史册，祝你们在部队建设中继续成长再立新功！听说我是不久前参加“李海欣高地”战斗的，杨副主席还专门向我举杯：为“李海欣高地”的英雄们，干杯！
杨副主席还找我们座谈，问我们的战斗情况，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说的都是战斗情况，我也就不好说别的。其实我们家乡情况特殊，是夹皮沟，一直没富起来……
7。“排长，再打不成扑克了！”
——唐本让（指导员）
我很想给我的通讯员雷少华写个墓志铭，立在小雷家乡的村头。
打仗前，我是6连排长。上级给我派了个通讯员，就是雷少华。他个子不大，黑瘦，一身的猪潲气味，样子有点憨乎乎的。
我对连里说，不干。连里说，他养猪可表现好呢，这回坚决要求上前线，写了四次申请。我说，养猪得行，打仗就难说了。小雷表现好，下雪天下池打水浮萍，70头猪个个圆肥，我也知道，可他一天没训练过呀。
向前线开进时，有天晚上我们的车子差点掉进深沟去，一个车后轮已悬到崖边下。小雷说，排长，我们不会死，还有后福哩。我没好气地：迷信！
我们在总攻前一晚上开进去，爬上一座陡坡时，谁都动不了啦。我把背包放下垫坐。背包轱辘辘滚下了崖脚，我也懒得去拣。大家都笑。我心想，死不了再回来拣吧。到天亮时，眼看总攻快开始了，雷少华才从后面一颠一颠跑来，在他的背包上再加着我的背包。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搂住他，用毛巾揩着他一脸的黑汗。
进攻八里河东山，团里叫我们排担任佯攻。团长说：唐本让，你要作好准备，我们给你们准备了足够的担架，但你要尽量减少伤亡……
小雷问我：排长，啥叫佯攻？我说：佯攻就是打次要方向，迷惑敌人，把它的火力吸引过来，保证主攻方向的突击性。也就是说，准备丢了我们这个排，去送死！你怕吗？他挺高兴的样子：排长，我不怕，要死我替你先死！
那一仗，我们排都换成了曳光弹，枪一响，敌人炮弹就按过来了。雷少华几次把我按倒，用身体保护我。因为我带着报话耳机，只注意和上头联系了。有一块弹片穿过我们两人膝间插到地下，要不是小雷及时把我抱住滚出两米外，我们都完了。
那次我们完成了佯攻任务，全排只伤2亡2，我和雷都安全无恙。战后，本要给雷少华立功，但他坚决把功让给了一位烈士。
防御期间，我排守卫东山主峰。到攻占下主峰的两个月后，我连已在这里加固了原有工事，大多数掩蔽部都是由3层大圆木，5、6层麻袋与虚土构成，外接堑壕、交通壕和各种射击工事。虽然我们很造孽，胳肢、胯裆都烂了，全身都是脓泡疮、虱子起溜溜，但我们情绪很高、很乐观。打扑克的劲头很旺盛。
雷少华和我打对家，我们有暗号。比如喊一声打，对方看你握牌的食指在哪个角上，便知道出什么牌，所以我们是绝对冠军，所向无敌。输家罚戴钢盔，最多有戴上七八顶的，压得腰都直不起来，边打边笑，笑掉了钢盔又得加罚一顶。
1984年7月11日晚，我们扑克战正打得热闹时，前沿观察哨一班长打电话来：排长，下面有动静！我说，你好好观察。过一会儿，他又报告：排长，真有动静呢！“激战”方酣的人骂起来了：“大惊小怪的！”我说：“放下吧，我去前面看看。”雷少华是个扑克迷，又是他蛮有信心取得又一个“抠底”战果的时刻，连忙喊：“把牌扑倒，哪个动是狗鸡巴，打完仗再接着干！”
我到前面一看，果然阵地前有异常声响。雷少华也说，还真有情况哩，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不久，老山方向传来很激烈的枪炮声。到凌晨，连长杨彩忠也来了，望远镜透过雾障，看得见黑糊糊的人影。七点过，敌人分三路上来了。
我当时很有信心，因为敌人进攻的路线正是我们早预料到的，协同计划也早订好了。
60米、50米、40米，敌人渐渐来近了。雷少华有点发抖。排长，这么多呀！我说“你怕啦！”他说“哪个狗日的怕！”
到敌人距我15米时，我一声喊“打”整个阵地枪炮声大作，子弹就像狂风向敌群卷了过去。雷少华就像个孩子过年放鞭炮似的高兴，排长，我又干掉一个，你看呀，看呀！这两个月来，小雷练射击和打扑克一样的起劲，已经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排长，看呀，我一枪打在那狗日端机枪的太阳筋上！”他一连打倒了四个。
很快，敌人的炮弹也铺天盖地打过来了。我带着小雷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打击敌人，在几个班的阵地上来回跑。在打退敌人第五次冲锋后，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浪把我掀倒，爬起来我又向敌人射击，“咦，怎么听不见小雷喊叫了？”回头一看，他躺在地上，扭动身子想抓住堑壕上一块石头再站起来。我跑过去，只见一股血从他胸内渗出来，连忙替他包扎。
他靠堑壕半躺着，还看着我笑：排长，扑克，打不成了……突然，他一声大喊，把我推得远远的。
我震昏了，土把我掩埋了，十几分钟我中断了指挥。醒来，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雷少华的头，我以为他的身子埋在土里，想拨拉土，但土里什么也没有，那里只有他的头，似乎他还在对我笑！
我对着对讲机大哭大叫：为雷少华报仇！和敌人拼到底！……
这是雷少华第五次掩护我。在他负了重伤后，他依然没有忘记了他的责任，为我，他的排长，时刻倾听炮弹的呼啸声，时刻准备掩护我！假若，这最后一次不是他猛然推开我，我毫无疑问粉身碎骨了。他能推开我，证明他还是有力量躲开炮弹的，但他并未将这力量用于给自己求生，而是用于保护，用于实现他的诺言——要死他替我先死！
全阵地都吼声如雷：为小雷报仇！为烈士们报仇！那一仗，我们打退了九倍于我之敌的15次进攻，仅在我们阵前能看到的敌尸90余具。
事后我们才查明，敌人向我们阵地打的是苏式“撤格尔”导弹。雷少华就是这种导弹炸死的。
雷少华，云南砚山人，初中毕业参军，牺牲时年仅18岁。
战后，我和朱启副师长（现军参谋长）去了他家。事先我给少华妈妈去过信。我说：妈妈，我愿作您的儿子，请收下我吧！到了他家全村人都来看我，还放了鞭炮。村里一位老年干部对我说，按当地习惯，认妈妈是要叩头的。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别说叩头，我今生今世，愿为我的雷妈妈作到我能作的一切。
我很惭愧。雷妈妈什么也不叫我作，还不时给我捎带好吃的来。
少华，我的同志，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永远感激你，怀念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