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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
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
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
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建设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
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
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他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
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
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
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捌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作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我到师部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我爱人一听见我的声音，就哭开了：“你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吗？”我说：“你先别忙哭，也别忙问我，我很好。你赶快去某某单位找某人——老袁的未婚妻，赶快叫她写封信来安慰安慰老袁，要吹，也得等以后再说，请她看在我们打老山部队的面子上，无论如何也得这么作……”女方听了我爱人的转达，立刻捎了两条云烟，捎了个字条来，老袁好高兴，打开烟分送全院的人抽。后来他们好了，结了婚，夫妻很和美。
医院最苦最凶险的还是负责前接后送的同志，没有一次不挨炮。马伟，耳鼓膜震破；王保林，五次被埋在炮弹炸塌的猫耳洞里；卫生教导队多人受伤，队长郑继坤也作了；刘树林听到伤员在林子里哼，他去救，伤员喊：“不要来，地雷多得很！”他还是不顾一切冲过去，刚背上伤员，敌炮打来，他用身体掩护伤员。我的通讯员小古，头天献血，第二天去前接伤员，眼一黑，从桥上栽下去，腿骨折断。最突出的是胡龙泉，他送一个受伤的副指导员，遇敌炮击，炸断的一棵树倒在路上，车过不去了。这伤员下颏打穿，气管切开，万分危急。胡龙泉叫车开到一个隐蔽地，用嘴吸出伤员堵住气管的痰，把他抢救过来。
前接后送中，我们没有一名伤员中途死亡。危重伤员在我们医院死亡率只0。37％。
9。传奇女护士
——张致斌（后勤分部纪委书记）
（她叫刘亚玲。我从成都出发时军区后勤政治部领导嘱我一定要采访她，还希望我给她写篇大文章。我到文山军医院找她时，她上山采药去了，后来我到了分部，领导们也一再介绍她，赞扬她，并叫她的医院连夜派车送她来分部“向作家汇报”。我们开始谈话时，刘亚玲就坦诚地表示：“我根本不愿来……我反感作家和记者，我不愿别人报导我，过去每一次对我的报道，给我的荣誉都是给我加一道枷锁！到北京出席英模会，我也不激动……荣誉影响我的事业，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实学。我奉命而来，只想说这些，也不想多解释……”我说我去过文山专程找她，我也不知道分部领导下令叫她来。还表示：“我决不写你，也不想叫你说什么。不过你们分部张副政委向我讲了你的情况，要我回去向有关首长详细报告，所以我只想将他介绍中有关你在前线救护伤员的事迹核对一下，免得出差错或再给你加一道枷锁，你看行么？”
她欣然同意了，并且在核对之后主动讲起了她在前线的风闻与感慨。她自己说，有些话是她从来没说出过的。我对她的某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总之我们谈得很坦率。最后她同意了我可以写出张副政委——现纪委书记对她的介绍。）
刘亚玲，又奇特又难得，又可气又可爱，又倔又怪。
她1963年生，家在西安市郊。1984年8月由第四军医大护士班毕业分来文山军医院。
她学过医学统计学，发现我们国家战伤死亡率比一些先进国家高，从朝鲜到这次战争都如此。她也发现前线对有些伤员救护不当，感到在医院不如到前线阵地去直接救护能使自己在这方面积累一点经验。她还看了一本叫《南丁格尔传》的书，书上讲的南丁格尔是一个英国女护士，家里很富有，她却跑到战场上当看护，并有很多创造发明。刘亚玲很崇拜这个人，更坚定了去前线的决心。
她先后给各级领导写了七封信，要求到第一线去。开始我们没有同意，只考虑到她一个女同志去一线不方便，是出于对她生活、安全的关心；对她在事业上的理想追求了解不够，理解更谈不上。
为了能参加阵地救护，她用节约下来的节假日几次到前线。1986年4月，某军路过文山，她去看老乡，人家邀她去，她也想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作调查，便提出请假回家探亲。但她没有回西安，而是到了前面一个营救护所。到假期快满的时候，她给医院桑院长写了信，说她回不来了，说了理由，也说了些过头话。医院要整党了，她是党员，院里两次派人去叫她，她不回来，话说得更不好听了：“开除党籍也不回去，除非抬了我的尸体回去！”医院又给前面部队写了信，请他们帮助动员她回来。就在这时，前面部队来信调她，我们不同意。确实我们有个想法，怎么能想到哪就到哪？后来人家还是动员她回来了。这次准假一个月，她离院两个月。为这件事，医院从上到下有反映，院领导提出给她处分，9个党员讨论，4个同意留党察看，5个同意严重警告。院党委报到分部党委是严重警告，分部没批，所以一直没公布。
到1986年12月，她又要求到前线。我打电话和前面联系，军里同意她去，但不是调动。1987年1月她负伤住院。出院后她又去探家，3月回院，小组、支部通过了他的党员登记。登记前是叫她作了检查，大家认为她态度谦虚诚恳。
应当承认，是军区傅全有司令员转来《解放军报》一封“今日来信”才引起我们对刘亚玲的关心与重视、促使我们对她在前线的表现作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的。
按照傅司令在信上的批示，分部派了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去前线调查了解。她的事迹确实是了不起的，感人的！
她先后6次去前线（三次未经批准），到过营以下阵地14个，随救护组参加阵前出击4次，拔点作战3次，参加救护过的伤员130多名。（刘亚玲：目睹过惨烈战斗场面，且离得最近，见得最多，女同志中我可能算第一人！）
平时她帮救护所、连队、炊事班作了许多工作，还和到前线采访的一位摄影女干事举行过两次电话演唱会。
1986年5月2日晚，某部六连战士，音乐学院学生徐良左大腿中弹负伤，动静脉破裂，送到营救护所，刘亚玲配合其他医务人员给他重新包扎止血和输液。由于徐良伤势重，她坚决要求随军工后送，途中，她一手固守输液针头，一手举着液袋。通过狭窄堑壕时，她钻到担架底下跪着、爬着走。上车后，因车颠簸，她用一手抱住徐的伤腿，一手垫在他的腿下。我见过徐良，他至今很感激那护送他的女护士。
炮手高海元遭敌炮伤，刘亚玲背着多处负伤的大个子小高跑了一百多米，使他及时得到抢救。
1987年1月5日拔点作战，刘亚玲先一天赶到营指，要求到前指救护所，副团长不让她去。次日战斗打响，她跟着一个录像员上去了。在通过敌火力封锁地段时，臀部负伤，她没和别人说，自己跑到一个隐蔽地拔出弹片，便投入抢救伤员。在前沿救护所，刘熟练的包扎与穿剌（输液）技术，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医务人员在这次战斗中救护25名伤员，无一死亡。有个伤员多处负伤，衣裤被剪掉，赤身露体，刘给他包扎输液，他大喊：“不，不！刘说：我都30岁了——其实她24岁，是你大姐姐，怕什么？一位医生说：“这回没她，有的伤员就救不活了！”
这次战斗后第三天，刘再次要求参加拔点作战。战士不让她再往前去，要通行证看。她掏出“光荣弹”——防身自卫小手榴弹，说：这就是我的通行证！战斗打响后，敌炮不断落在救护所的山洞内外，弹片飞进洞内，刘多次往返洞内外救护伤员。她忍着自己的伤疼，20多个小时没吃喝，参加救护伤员近40名。
一星期后，她的伤疼终于支持不住了，才回到师医院检查，师医院见她伤口已感染化脓，立刻送野战医院，在那里她一度高烧昏迷，后来作了伤口缝合，创面植皮手术……
调查回来，分部党委在听取汇报时都对她的事迹深为感动佩服，立即决定给她立一等功。又派我到医院广为宣扬。我开了八次座谈会，大讲特讲，对过去我们对她了解、关心、支持、宣传不够，作了检查，以此扭转一些同志对她不正确的看法和议论。
1987年八一，刘亚玲出席了全军的英模代表会。
现在使我们感到有点恼火的是，一些人对刘亚玲还是议论纷纭、冷谈她、不安逸她。刘亚玲自己也为此感到苦恼，不那么舒畅。给她的荣誉越多，宣传越多，统一思想越多，越加剧这种状况！
问题在哪？还不能笼统说出于嫉妒，出于“红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