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题在哪？还不能笼统说出于嫉妒，出于“红眼病”，也不能怪她自己，她现在“注意”多了，“尾巴”是夹着的。归罪于领导，那也太冤枉。问题在一些记者的“起哄！”
对刘亚玲有过那么几篇报导。有一篇为了突出刘亚玲到前线的动机，把文山军医院说提无所事事，一个个闲得发慌，想到哪就到哪，唯独刘亚玲去前线不行，还给处分。文山军医院是离前线最近也是最大的医院之一，多年来都是超负荷收治伤员，一段时期，过道、办公室都设了临时床位，有的医生累昏倒了，爬起来又上手术台；有个护士正奶孩子，她妈妈抱了孩子找到病房，孩子饿得大哭，她还是抽不出时间来，把伤员们都感动得大声“抗议”：“喂孩子，喂孩子！……”几天几夜吃睡都在病房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医院也多次派人去一线救护，前运后送伤员……所以这个医院对刘亚玲的意见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对她本人的，而是对一些关于她本人的报导！（刘亚玲：是的，有的报导假得不能再假！）他们说，为什么要为“树”一个人搞灰了我们一个单位呢？
这个院老院长桑长祥，是个老边防，老模范，老黄牛，有的报导把他形容得不像样，给人一个武断专横、愚味无知的印像。他有次向我哭着说：整党要百分之百的党员参加，不参加的要根据不现情况处分，这不是你们上头的规定吗？文件规定的吗？我叫她回来，参加完整党再去。怎么就不可以呢？
由此，又引出对刘的处分该不该取消的分岐意见。有的人说，立一等功可以，但处分不能撤，功过分明嘛，她在前线抢救伤员有功，擅自行动就是不对的！——原先我也是这个看法。刘亚玲的严重警告处分分部虽没叫宣布，但事实上是处分了，如后来一次该她调级未调。现在医院主张按功劳给她晋级，但不能补调。我们准备宣布对她的处分无效，级别补调再晋级——不过分部党委还没最后决定，你先别说。
对“今日来信”的那位记者，我们也有个意见：他到前线采访刘亚玲后，来到医院找了桑院长，桑院长说明情况后，他曾明确表示：这个人——指刘亚玲—，不宜宣扬！……
桑院长表示：对刘亚玲，我们将全力支持培养，有什么意见不能对她来，但希望记者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搞这行的爱找戏，为了有戏就找个“白脸”，这不是培养年轻人，是给他们“下烂药”！
（采访回来，我从报上得知，刘亚玲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祝愿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也希望她周围的同志对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理解关怀，还有宽容。她己说，她主观任性，脆弱——有时感到孤独甚至绝望，克服这些缺点，靠她自己努力，也靠大家帮助。
刘亚玲，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一道枷锁？但愿不是这样！）
六、亲情篇
承受战争重负的不仅是前方和征战者，也有他们在后方的亲人，首先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在绝大多数尚不知道什么叫“旅游”的中国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岳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为他们有有亲人在那里战斗，是他们魂系梦萦之山。
1。我的一段罗曼史
——龙洪春（团部协理员）
1979年打仗我当班长，立了一等功，回来就当了排长。
1980年我排来了个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说他表现哪点不好，但我发现他情绪不高，老出神，有时眼发直。我找他谈，他不说，只摇头。
后来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对他母亲说是来看望，其实是想给小王的情绪找找原因。她母亲听说儿子想家，哭了。说：孩子不是想家，是记挂他姐姐。老太婆觉得一言难尽，就邀我到监狱看她女儿。她大概觉着一个部队干部来家看望也是个荣誉，还叫我多说小王在部队表现好，当姐姐的要为弟弟前程着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几乎不敢抬头看我，眼泪成串往下滚，很悲观，对人世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了要相信组织，相信政策，有错就改之类的话。
听她妈说，王莜春是一个机械厂工人，因车废了一个零件被抓起来的。
她关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来了。1981年2月，我回贵州老家过春节，小王叫我捎点东西回家。那时我们部队住弥渡县。
她姐姐见我带东西多，说春运期车站挤，帮我把东西提到车站，还给我买了水果、糕点什么的。两次见面我对她还谈不上什么印象，但隐约想过：这个像是个故意捣乱，把工作搞坏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队来电报：“速归！”我以为又要打仗了，后来才知是叫我到军里集训。
我正病着，高烧39度8。我哥哥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说“军令如山倒！”在镇上打了一针，带了药就上车了。车上挤得扭动一下都困难，没座位，我本来烧得昏糊糊的，在安顺又是费了吃奶的劲从窗户爬进来，没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们同情我，给我在门边让了一屁股大的地盘坐下来。
车到昆明，我烧得像火炭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列车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证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给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门牌号，所以在信封上写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这信交出。
铁路上的人一汽车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个人在当兵吧？”
“对！”
“他病了，病得不轻，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母女俩快吓瘫了，出来一见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请你们快往家里抬吧！”
我在她家里昏睡一晚后醒来了。王莜春找来一辆三轮板车蹬着把我送进医院，请假服侍我。
她是卫校毕业，懂医。我说：“我不是退烧了吗，为啥还送我上这来？”她说：“我们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军官，功臣，她是劳改，刚释放的。她不断责备我：“烧成这样，怎么还回来，多危险呀！”
我开始观察她，觉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长得也很不错。决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后来我又去昆明出差，给她妈买了点东西表示感谢。约她到翠湖公园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她被劳改，不是仅仅车坏一个零件。卫校毕业后，她下到金平农村当知青。公社一个卫生队长玩弄女性，知青们告了他，那里派人来向她了解。这时她已回昆明当了工人，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那卫生队长。于是工厂开始传言，她从农村调回城来路不正，怕退转去只好包着忍着了……她找一个师傅学手艺，也确实想学成了调个工作，那师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坏她的家庭，到工厂找她大吵大闹。一些工厂领导也暗中煽风，工厂广播上公开批评她作风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车坏了一个价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说，她也真是有苦难言，陷害她的人是一个对她曾图谋不轨的领导，她不敢揭发他。
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好下去吧！
她说：“你胡说！我不论有没有问题，但身上的污点是水永远洗不净的，劳改释放犯的恶名也永远摆不脱。你是大功臣，将来会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响你！再说，我比你大两岁……”
我说：“别说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点也只是历史，人不可能没缺点。”
她还是不同意。我还是常去找她。我听说有个电影《她从雾中来》，讲一个警察和女犯相恋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约她去看。走出电影院门她说：“你还会作工作呢！”我说：“可不是吗？我听说有这么个电影，专门跑昆明来看……”她说：“难为你这番心，我们就相处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队后，我先向营长邱型柏（现任师参谋长）一五一十报告了。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又向团政治处主任报告。他们大概发了调查信。对我说，工厂对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谈，免得将来后悔。我说，她的情况我了解，工厂说的我不信，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决不后悔！我给主任写了书面保证。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转业）坚决不同意，骂我昏了头，找对象有的是嘛，怎么找这个……我找他好多次，他还是那些话。
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国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等我们撤下阵地回家探亲才知道，她一点也不坚强。瘦得不成样子了！老岳母说，她天天跑43陆军医院，说是看伤员，其实是看有没有我或我们连的人。她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跑医院，加上经济不宽裕，她好几次累昏过去了。
我的孩子确实长得敦敦实实，只这点她没说白。
她见了我，哭得呜呜的，我当着我岳母，给她敬个礼，说，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们至今相处很好。我为我能遇着她庆幸，从来没后悔过。
（龙洪春已确定转业。副师长陈知建告诉我：他的婚事在部队、社会传为美谈，但转业还是受影响，不能进政法部门……）
2。我原想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