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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连给他去了多少封信和电报，都不见回复，但他的一位师首长（我去部队探亲时认识）给我回了一电报：应奎外出，他平安，勿念！这电报解了我一层忧，又多了一层疑。
晴天霹雳是一次走在路上“遭遇”到的。
我碰见了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我和老苏都是她的学生。她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张口就说：“小胡，你要坚强些！应奎的牺牲，是我们学校的光荣……”我连忙问：“老师，您从哪听说的？”他没有发现我的身子在摇晃，回说是从县上一位领导那听说的。
好心的老师如不说从县上领导那听来的，我也许会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自己闹出的误会！”她一说县领导，我扑通倒下了。
（老苏指责妻子：县领导还不是听说你哭闹得死去活来，才闹得满城风雨的。
妻子反责：你还好意思说，龟儿把老子的心都在油锅里煎过一盘了。）
我当时哪还有脑子分析：“‘风源’在我自己身上！我跑去找县领导问，回答说只是听说，没有确切信函。从县到公社，领导对我都很客气，到一家，总是荷包蛋，麦乳精什么的端上来，这就更使我多了疑心——他们在瞒着我！
半夜，小女儿从梦中哭醒，又闹又叫：“爸爸，爸爸！”问她看见什么了？“爸爸一身血，死了！”
我老母亲迷信，说三岁孩子不会作谎梦，她在屋里又烧香又化纸，自言自语：应奎，你要赐梦就赐给我吧！你有啥丢不下的心事对大人说吧，别吓着你孩子！
妈吔，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五月端阳来了。那天我妈在厨房包粽子，大概是想到给女婿祭奠一下吧。我在自己屋里把我们影集又翻了一遍。
突然，邻居一个叫永红的姑娘尖诧诧地喊：“胡孃、胡孃，苏叔叔回来了，苏叔叔回来了！”
我隔窗看到了，是他！穿一身崭新的绿军装，头上红闪闪的五星，胸前亮灿灿的奖章。我没有立时冲出去，我在看，看天看地，看是不是又一个谎梦！
我妈才有意思，手里还提着一把剁肉馅的刀，迎着归来的亲人，又是笑又是哭。小女儿最先说话：“爸，你不是死了吗？”
一家人问候、欢笑、数落、解释，闹喳嘛了。
邻居来了，公社干部也来了。第二天全公社都跑来看“死人还阳”。公社干部想了一计，干脆搭起高台，请老苏给乡亲们作一场报告。
老苏开场白不错：我一不是功臣，二不是模范，我这胸前带的不是奖章，是打了这一仗的人都有的纪念章，不过我还是能给你们讲很多前线的事，因为我跟英模报告团跑了一路，又是个宣传干事，专给英模写材料的。
我们公社干部知道大家最想听啥，大声说，我们先请应奎讲讲他怎的要给家里寄来一份遗书好吗？大家好拍手。
老苏说，大家都知道，我奎娃子从小是个糊涂蛋，干啥丢三拉四的。打仗前，好多人都准备了一份交代后事的遗书，留在后方留守地，打完仗，平安回来的自己把遗书取回走了，负伤的由留守人员按名单把信退给他们。唯独我，把这事忘了，一个通讯员把几十封遗书一块投进了邮筒。我也再没想起，只以为给家里发了平安电报，又跟报告来到四川，不久就能回家来，也没给家再补一封信。
（老苏插话：你是老宣传工作，知道打完仗后宣传科那忙劲，战评通报，总结，英雄模范材料，接待记者、作家，来队家属，筹备庆功会……）
那次报告还蛮成功，讲了英雄事迹，也为我的哭闹作了解释，是事出有因，不是我得了神经病！
跟着老苏，我倒八辈子霉呀！他现在还是忙得脚不沾地，家务事我一人担，原来我是公社副书记，现在在杂货公司收酒瓶子，我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七、守备篇
老山——如今她已成为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等著名山头的总称。因她创造了显赫战绩，培育了无数英雄，代表着80年代中国国魂而受到亿万人民的景仰，这是她当之无愧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几个大山上参加过进攻战斗的，以后在各山头及其间隙和它的两翼几千里漫长而荒芜的边境线上长期守备的部队，论战斗之频繁、论环境之艰苦恶劣，论战果之丰硕决不下于这几个著名山头。和其他部队比，人家打一阵子，是轮换着的，而他们是十年一贯制，虽有调动，但总离不开边防，上千的阵地，战斗无时停歇，流血牺牲也无时间断；他们的干部，有连续蹲猫耳洞七年之久的，他们的战士，有服役三年从未进过有墙有盖的房子的；我去过他们的阵地，虽然建设得大为可观，今非昔比了，但许多人依然是风餐露宿，在最简易的掩体里度过大部分时日。有的走路时腿都变形了，他们的模样令我也难相信这全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
我原来偶然想到的这本书名《南疆3000昼夜》很使他们高兴、感动，认为这书必是专写他们的。确实，“3000”昼夜的见证是他们，唯有他们！
由于有另几位同志应诺写我这个部分，后来他们因有其他任务，尚未完成，我只好将我蜻蜓点水式的采访记录抄述几段，以表达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他们是谁呢？云南省军区所属的守备部队。
1。告别时，我要向战友们们深深三鞠躬
——龚文进（团政委，已确定转业）
离队前，很高兴你们来，很愿作一次回忆。
我当年二十年，在好多部队、几个兵种待过，我看数边防军最苦，边防军里又数这几年守卫中越边境的部队最苦。
过去，我们一直把越南当“同志加兄弟”，以为我们的友谊会“永世长存”，摆在这一线的部队好长时期都以支援越南抗法、抗美为主要任务。我们天天讲、时时讲国际主义，讲我们是越南的坚强后盾、可靠后方，直到越南反华排华，我们仍没想到要打仗。多少年，我们对越南有边无防，连巡逻也不巡逻，连简单的防御工事也没有。
现在，全线都建成了坑道与堑交壕相结合的基本配套的永备性工事，边防战士不再在山上当“野人”。我说我们有多苦多苦，你现在不易看得到实景了。但也只是近一两年来才得到改善的。
我们不知修了多少里地下“长城”！现在你到阵地上去，在坑道、掩体、台阶……蹲下来细看，你会看到每块石头、水泥砖上有战士们的汗斑，有的还沾着他们的血迹。成千上万吨施工物资器材——风镐、油料、水泥、钢筋、钢钎、大锤、推土车，都是战士们双肩扛上去的。
越是最重要最紧急的工程，越受越南人注意，因而在那里施工也最危险，战士们一面挥汗如雨地劳动、一面还得随时防止敌人炮火袭来。
有的地段雨水多，地质复杂。老实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懂建筑的专门人才，材料供应也不那么充足。工事修好了又被敌炮炸塌，雨水冲塌，不明不白坍塌的事常有发生，也不知埋下、砸伤过多少人。
有个战士，十七八岁，坐在雨水冲塌的工事前哭，哭得两脚不住地踢蹬，就像闹着要什么的娃娃！可他不是闹着要玩啥吃啥，是为他们班几个月的辛劳白费了哭，为没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哭，为边防建设的大事哭。
我问明了他的哭因，我也哭了。他奇怪：“政委，是不是全团塌了很多阵地？”我搂住他，和他脸贴脸，泪伴泪，说：“不，我是为你哭，为你这么早懂事感动得哭，为我们军队有你这么好的青年高兴得哭。”
我们团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座大坟山，这一座座楼房、水泥地、石头台阶、大操场都是这几年我们边打仗边修建的，是干部、战士们一镐镐地开出来的。
原来我们团部是在河谷地上搭起一片牛毛毡帐。
说到住牛毛毡账的苦，我给你讲个例子。我在阵地看到一个连长带着他三岁小男孩一块住猫耳洞，我狠狠批评了他，他还没说话，孩子哭了：“伯伯，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问孩子为什么？他说：“家里有耗子，耗子看着我，我怕！”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孩子所说的家，就是牛毛毡帐。这个连长爱人是个售货员，她上班了，就只好把孩子锁在家里。那地方耗子确实多，牛毛毡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的。那时，孩子也跟着我们遭罪呵！据说这个三岁孩子听觉最灵敏，敌人一发炮，他最先喊：“爸爸，炮！”最先钻进猫耳洞！
八十年代，恐怕世界上再也难找像他这么小就能辨炮声的孩子了。
大家都住牛毛毡，外地的家属来了，常常是找不到地方让她们住，而阵地上的干部也下不来，怕阵地出事。怎个办？把家属送上阵地，猫耳洞内庆夫妻重逢！部队上笑话性快板不少，其中有句叫：“你打你的炮，我睡我的觉……”还有：“一天分四季，两里走半天……”等等，虽俏皮，但贴切。
在一般人想象中，守备部队大概就是守卫，其实我们照样拨点，打进攻战，许多阵地是我们自己收复的。我们有个军委命名的“边防钢七连”就是进攻战中打出来的。老山作战，七连为保障左翼安全，在逼近敌人的一个高地上潜伏七天，后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又参加了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他们的战功有材料，也有报导。但材料、报导里写不出我这个政委在看到他们时心里涌动的感情，七天七夜的敌前潜伏，不说别的方面忍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单看他们每个人一身都肿了，头脸成了个大蜂窝——被虫虫蚂蚁咬的，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当时心里的滋味。
我们还有个一等功榴炮连，7。12反击敌人大反扑，每天打出几千发炮弹，被称为“炮兵之最”。一喊停止射击，一个个倒下了。堆积如山的炮弹壳旁是罐头，没人动，不是他们不饿，是连开罐头的力气也没有了。指导员王惠毅，常年在炮阵地指挥作战，身上无伤，但却是个废人了，他不仅听力不行，连正常男人的功能也丧失了。医生集体诊断结论是：长期劳累紧张过度……
我们还出了个龙伟，他负了伤，顺坡滚向雷场，又多处负伤。他住院时，我们报了他“滚雷英雄”。命名快批下来了，他知道后，坚决拒绝，说他是失脚落坡，不是有意滚雷。我觉得，他的这一举动不亚于他真正滚雷所能展现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有个昆明兵，来队130斤，走时105斤！欢送会上，他说：我舍了25斤肉，值得！同志们不要以为我指的是换得了一个工作安排——原先我确实为这来当兵的，现在我认为我换得来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信心，对于今后生活里我没有吃不下的苦，克服不了的困难的信心！同志们，告别时，让我脱下帽子，向军旗三鞠躬吧！我感谢部队！从心里感谢！
我也将离队了，我也将学习这个战士的作法，在我走的那天，向全团战友深深三鞠躬。我要说：同志们，我感谢你们，你们给了我充分信心，对我们党倡导的改革必然成功，我们四化建设定能完成，我们的人民一定能走出困难，冲破价格体系风险的信心，因为我们有像你们这样的忠于人民的千千万万的战士！
2。希望老师们原谅我
——吕江增（某守备团营长，当年“红卫兵”）
（在驻麻栗坡守备团，我们刚好碰上从北京来的一个慰问演出团。演出结束后，慰问团长提议部队歌手登台表演，于是全场同志同声喊起“二营长，二营长！”一个很精干的军长健走上了舞台，唱了几只歌，全场欢欣若狂。他唱的也许比不上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但他表达出的军人气魄与豪情，我觉得是许多专业歌手不可比的。剧场效果可以说是这次晚会的最高峰——那位慰问团长也是这样评价的。
第二天，这位二营长坐到了我的面前，话题是从唱歌谈起的。）
我从小喜欢唱歌，谁问我将来干什么，我连答几个：唱歌，唱歌！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读高中一年级。它很快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懂得”了，唱歌演戏的没有几个“好人”。
我当了红卫兵，还选成了一个头头。
1971年我开始觉得闹来闹去没好大意思，就当了兵。开始在团、分区宣传队，后来宣传队解散，我下连当兵，不久就当了副连长，1978年住军事学院回来，上级一直不分配我工作，后来被告知，由于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打伤的人至今还住在医院，决定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处理转业。后来又要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不好，党藉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