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可耽溺的。我看了大为佩服，见面的时候我说：“真佩服你啊！能不耽美，我就做不到！”他笑起来：“老实说，我也做不到，你当我那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又猛然想起有一次看柏格曼的电影，其中一位小块有难，有人好心引述良言劝慰他，他哭笑不得，反讥了一句：“朋友，你真幸福——因为你说的话，你自己都相信。”
原来，所有的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说给或相信或不相信的自己听的——希望至少能让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我之所以想做树，想做菊，想做一枚蹄痕，想做月，想做一只残陋的碗，甚至是一条漠然不相干的裙子，不是因我生性超然，相反的是因为我这半生始终是江心一船，崖边一马，“船到江心马到崖”，许多事已不容回头，因而热泪常在目，意气恒在胸，血每沸扬，骨每鸣鸣然作中宵剑鸣，这样的人如果允许我有愿，我且劝服我自己是江上清风，是石上苔痕，我正试着向自己做说客，要把自己说服啊！至于我听不听自己的劝告，我也不知道啊！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
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
从你美丽的流域
推着车子从闸口出来，才发觉行李有多重，不该逞能，应该叫丈夫来接的，一抬头，熟悉的笑容迎面而来，我一时简直吓一跳，觉得自己是呼风唤雨的魔术家，心念一动，幻梦顿然成真。
“不是说，叫你别来接我吗？”看到人，我又嘴硬了。
“你叫我别来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决定要来了，答应你不来只是为了让你惊喜嘛！”
我没说话，两人一起推着车子走，仿佛举足处可以踏尽天涯。
“孙越说，他想来接你。”
“接什么接，七十分钟的飞机，去演一个讲就回来了，要接什么？”
“孙越有事找你，可是，他说，想想我们十天不见了，还是让我们单独见面好，他不要夹在中间。”
我笑起来，看不出孙越还如此细腻呢！
“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想发起个捐血运动，找你帮忙宣传。”
“他怎么想到我的？”
“他知道你在香港捐过血—是我告诉他的。”
孙越—这家伙也真是，我这小小的秘密，难道也非得公开出来不可吗？
1983年9月我受聘到香港去教半年书。临先前是虽然千头万绪，匆忙间仍跳上台北新公园的捐血车，想留下一点别时的礼物，可惜验血结果竟然说血红素不够，原来我还是一个“文弱女子”，跟抽血小姐抗辩了几句，不得要领，只好回家整理行囊扬空而去。
1984年2月合约期满，要离满的那段日子，才忽然发现自己爱这座危城有多深。窗前水波上黎明之际的海鸥，学校附近大树上聒噪的黄昏喜鹊，教室里为我唱惜别曲的学生，深夜里打电话问我冬衣够不够的友人，市场里卖猪肠粉的和善老妇，小屋一角养得翠生生的鸟巢蕨……爱这个城是因为它仍是一个中国人的城，爱它是因为爱云游此处的自己。“浮屠不三宿桑下者，不欲久生恩爱。”僧人不敢在同一棵桑树下连宿三天，只因怕时日既久不免留情。香港是我淹留一学期的地方，怎能不恋栈？但造成这恋栈的形势既是自己选择的，别离之苦也就理该认命。
用什么方法来回报这个拥抱过的地方呢？这个我一心要向它感谢的土地。
我想起在报上看到的一则广告：有个人，拿着机器住大石头里钻，旁边一行英文字，意思说：“因为，钻石头是钻不出什么血来的——所以，请把你的血给我们一点。”
乍看之下，心里不觉一痛，难道我就是那石头吗？冷硬绝缘，没有血脉，没有体温，在钻探机下碎骨裂髓也找不出一丝殷红。不是的，我也有情的的沃土和血的川原，但是我为什么不曾捐一次血呢？只因我是个“被拒绝捐血的人”，可是—也许可以再试一下，说不定香港标准松此，我就可以过关了。
用一口破英文和破广东话，我按着广告上的指示打电话去问红十字会，这类事如果问“老香港”应该更清楚，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只好自己去碰。
还有什么比血更好呢，如果你爱一块土地，如果你感激周围的关爱，如果你回顾岁月之际一心谢恩，如果你喜欢跟那块土地生活时的自己，留下一点血应该是最好的赠礼吧。
那一天是二月六号，我赶到金钟，找到红十字会，那一带面临湾仔，有很好的海景。
“你的血要指定捐给什么人。”办事的职员客气地拿着表格要为我填上。
“捐给什么人？我一时愣住，不，不捐给什么人，谁需要就可以拿去。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不过是光与光的互照，水与水的交流，哪里还需要指定？凡世之人又真能指定什么、专断什么呢？小小的水滴，不过想回归大地和海洋，谁又真能指定自己的落点？幽微的星光，不过想用最温柔的方式说明自己的一度心事，又怎有权力预定在几千几百年后，落入某一个人的视线？
“不，不指定，”我淡淡一笑，“随便给谁都好。”
终于躺上了捐血椅，心中有着偷渡成功的窃喜，原来香港不这么严，我通过了，多好的事，护士走来，为我打了麻醉针。他们真好，真体贴。我瞪着眼看血慢慢地流入血袋，多好看的殷红色，比火更红，比太阳更红，比酒更红，原来人体竟是这么美丽的流域啊！
想起余光中的那首《民歌》来了，舒服地躺在椅子上慢慢回味着多年前台北国父纪念馆里的夜晚，层层叠档的年轻人同声唱那首泪意的曲子：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 也听见沙 也听见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从高原到平原鱼 也听见龙 也听见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从早潮到晚潮醒梦 也听见有一天我的血的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A型到0型哭 也听见笑 也听见多好的红海，相较之下人反而成了小岛，零散的寄居在红海的韵律里。
离开红十字会的时候，办事小组要我留地址。
“我明天就回台湾呢！”
谁又是正月有地址的人呢？谁不是时间的过客呢？如果世间真有地址一事，岂不是在一句话落地生根的他人的心田上，或者一滴血如何流相互灌注的渠道间—所谓地址，还能是什么呢？
快乐，加上轻微的疲倦，此刻想作的事竟是想到天象馆去看一场名叫《黑洞》的影片，那其间有多少茫茫宇宙不可解不可触的奥秘，而我们是小小的凡人，需要人与人之间无伪的关怀。但明天要走，有太多有待收拾有待整理的箱子和感情，便决定要回到我寓寄的小楼去。
那一天，我会记得，1984年2月6日，告别我所爱的一个城，飞回我更爱的另一个城，别盏是一袋血。那血为谁所获，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己的收获。我感觉自己是一条流量丰沛的大河，可以布下世间最不需牵挂的天涯深情。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呢？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
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
回首风烟
“喂，请问张教授在吗？”电话照例从一早就聒噪起来。
“我就是。”
“嘿！张晓风！”对方的声音忽然变得又急又高又鲁直。
我愣一下，因为向来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都是客气的、委婉的、有所求的，这直呼名字的作风还没听过，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你不记得我啦！”她继续用那直捅北的语调：“我是李美津啦，以前跟你坐隔壁的！”
我忽然舒了一口气，怪不得，原来是她，三十年前的初中同学，对她来说，“教授”、“女士”都是多馀的装饰词。对她来说，我只是那个简单的穿着绿衣黑裙的张晓风。
“我记得！”我说，“可是你这些年在哪里呀！”
“在美国，最近暑假回来。”
那天早晨我忽然变得很混乱，一个人时而抛回三十年前，时而急急奔回现在。其实，我虽是北一女的校友，却只读过二年，以后因为父亲调职，举家南迁，便转学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遇见这批同学。忙碌的生涯，使我渐渐把她们忘记了，奇怪的是，电话一来，名字一经出口，记忆又复活了，所有的脸孔和声音都逼到眼前来。时间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像火车，可以向前开，也可沿着轨道倒车回去；而记忆像呼吸，吞吐之间竟连自己也不自觉。
终于约定周未下午到南京东路去喝咖啡，算是同学会。我兴奋万分的等待那一天，那一天终于来了。
走进预定的房间，第一个看到的是坐在首席的理化老师，她教我们那年师大毕业不久，短发、浓眉大眼、尖下巴、声音温柔，我们立刻都爱上她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她仍然那姻雅端丽。和老师同样显眼的是罗，她是班上的美人，至今仍保持四十五公斤的体重。记得那时候，我真觉得她是世间第一美女，医生的女儿，学钢琴，美目雪肤，只觉世上万千好事都集中在她身上了，大二就嫁给实业巨子的独生孙子，嫁妆车子一辆接一辆走不完，全班女同学都是伴娘，席开流水……但现在看她，才知道在她仍然光艳灿烂的美丽背后，她也曾经结结实实的生活过。财富是有脚的，家势亦有起落，她让自己从公司里最小的职员干起，熟悉公司的每一部门业务，直到现在，她晚上还去修管理的学分。我曾视之为公主为天仙的人，原来也是如此脚踏实地在生活着的啊。
“喂，你的头发有没有烫？”有一个人把箭头转到迟到的我身上。
“不用，我一生卷毛。”我一边说，一边为自己生平省下的烫发费用而得意。
“现在是好了，可是，从前，注册的时候，简直过不了关，训育组的老师以为我是趁着放假偷偷去烫过头，说也说不清，真是急得要哭。”
大家笑起来。咦？原来这件事过了三十年再拿来说，竟也是好笑好玩的了。可是当时除了含冤莫白急得要哭之外，竟毫无对策，那时会气老师、气自己、气父母遗传给了我一头怪发。
然后又谈各人的家人。李美津当年，人长得精瘦，调皮岛蛋不爱读书，如今却生了几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做起富富泰泰的贤妻良母来了；魏当年画图画得好，可惜听爸爸的话去学了商，至今念念不忘美术。
“从前你们两个做壁报，一个写、一个画，弄到好晚也回不了家，我在旁边想帮忙，又帮不上。”
“我怎么想不起来有这么一回事？”
“国文老师常拿你的作文给全班传阅。”
奇怪，这件事我也不记得了。
记得的竟是一些暗暗的羡慕和嫉妒，例如施，她写了一篇《模特儿的独白》让橱窗里的模特儿说话。又命名如罗珞珈，她写小时候的四川，写“铜脸盆里诱人的兔肉”。我当时只觉得她们都是天纵之才。
话题又转到音乐，那真是我的暗疤啊。当时我们要唱八分之六的拍子，每次上课都要看谱试唱，那么简单的东西不会就是不会，上节课不会下节课便得站着上，等会唱了，才可以坐下。可是，偏偏不会，就一直站着，自己觉得丢脸死了。
“我现在会了，123 12 32……”我一路唱下来，大家笑起来，“你们不要笑啊，我现在唱得轻松，那时候却一想到音乐课就心胆俱裂。每次罚站也是急得要哭……”
大家仍然笑。真的，原来事过三十年，什么都可以一笑了之。还有，其实老师也苦过一番，她教完我们不久就辞了职，嫁给了一个医学生，住在酒泉街的陋巷里捱岁月，三十年过了，医学生己成名医，分割连体婴便是师丈主的刀。
体育课、童军课、大扫除都被当成津津有味的话题，“喂，你们还记不记得，腕骨有八块——叫做舟状、半月、三角、豆、大多棱、小多棱、头状、钩——我到现在也忘不了。”我说，看到她们错愕的表情，我受了鼓励，又继续挖下去，“还有国文老师，有一次她病了，我们大家去看她，她哭起来，说她子宫外孕，动了手术，以后不能有小孩了，那时我们太小，只觉奇怪，没有小孩有什么好哭的呢？何况她平常又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许多唏嘘，许多惊愕，许多甜沁沁的回顾，三十年已过，当时的嗔喜，当时的笑泪，当时的贪痴和悲智，此时只是咖啡杯面的一抹烟痕，所有的伤口都自然可以结疤，所有的果实都已含蕴成酒。
有人急着回家烧晚饭，我们匆匆散去。
原来，世事是可以在一回首之间成风成烟的，原来一切都可以在笑谈间作梦痕看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