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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来自天堂的歌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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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的声音，都有可能使这种为忘却什么而作的努力付之东流。于是，就成了这样，要么，倾诉，把它讲出，使它为人所知，要么，不再把它当作独有的痛苦而到处张扬。 我需要倾诉，对你。其实，我所要讲的，也正是你所要吐露的，于是，你的倾听就是你的倾诉。那就开始吧，把你的窗帘垂下，让黑夜提早来临，没有人是孤立的岛屿，我们共有的，是我们的潮水，环抱你我，而后延展，在不被了解的远处，它成为海。 总要从最初开始吧，总是这样的呵。 是1953年，1月29日，我出生，那个地方，是台湾中部的云林县褒忠乡龙岩村，就是在那里，我出生。杜鹃花每到春天会早早地开满山坡，火红，燃烧般，那是记忆里的第一场火，它或许已然含有痛苦和欲念的气息，火红，燃烧般，不顾一切，因为，春天，只有一次，对它们来说，再来的，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春天。我就生在春天来临之前，杜鹃花即将盛开，然后，是茶花，夹竹桃，凤凰花，木棉，野百合，都是一样肥硕，丰腴的花，肉质的花瓣，红色，或者白色，傲然招展，毫无顾忌，贪欢，奢侈，但却深深悲伤。因为，春天，对它，从来都只有一次。那时，我被叫做邓丽筠。我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 我的母亲，原谅我先讲到我的母亲，她有一个普通的名字，赵素桂，她是山东人。我的父亲，邓枢为，河北人，在他18岁那年，他进入军队，然后，随着时日的消长，他逐渐得到晋升，关于这个过程，往往有一个恰当的字眼：“熬”，是的，是这个字，不是身在其中，绝难想像这个过程的艰难，终于有一天，他成为中尉，也是这一年，他和我的母亲结婚，那时，我的母亲，是15岁。然后，是1949年，我的父亲带着全家来到台湾，就是在那里，我出生。 没有人能够说明生命的线索，一切关于命运的求证、破解，到最后，总是会指向空虚。是的，没有人能够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为什么颠沛流离，为什么，成为“外省人”。在1953年，在台湾，当你被指认为“外省人”，那就不止意味着轻视、排斥，那还意味着仇视、偏见和敌意。是的，在那些来自福建、来自广东，那些在1945年以前就生活在这个岛屿上的人看来，我们，我们这些来自东北、山东、河南或者河北的人，是劫掠者、屠杀者、告密者，是“临时军事戒严令”的发布者，是一切苦难、贫穷的施加者，他们的敌意不加区分，不加思索。而我们，就是“外省人”，是这一切恶意的承担者。还来不及在“外省人”这个苦涩的冠冕之下稍稍喘息，父亲，成为众多减员退役的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得到安抚，因为退役而获得晋升，成为大尉，但是，退役金却如此之少，少到不够一个大尉维持他的尊严、体面。我们离开了，离开云林县，来到高雄南边的屏东，那里，“外省人”要更多一些，我们聚在那里，像一群被淋湿的、惶惶不安的鸟，互相做出保证，说风暴不会再有，全然不顾外面是更广的荒野，更大的不安。那是1955年。 呵，1955年，我的记忆里都有些什么呢？我所有的关于这一年的记忆，都是别人给予的，他们说，在这一年，我的父亲投入全部积蓄和退役金，还有借来的钱，开了那家粮店，那家短命的、引人发笑的、流泪的、让人失望的粮店。最开始，这像是一场充满信心的赌博，每个人都以为，粮店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但是，作为“外省人”的种种不便在这时候显露出它的力量，语言障碍，长年在军队生活所形成的闭锁、无知、莽撞，以及曾经担任军官这一经历所赋予父亲的刚愎自用、不听劝阻和肝火旺盛，使得粮店始终存在于某种阴影之中。一年之后，粮店倒闭，我们，陷于沉默。 除了离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离开了，这一次，我们所到的地方，是台北县芦州乡。父亲没有找到工作，而且，从那以后，也没有获得一份能够被称为“工作”的东西。他来到空军炮防所属下的第93乐队，一个挂着军队的招牌的民间乐团，成为其中一员，唱京剧，有时摆弄乐器，观众，是那些来自大陆的军人。这样的收入是微薄的，因此，他们还不得不出入酒吧和小饭店。从此，怒吼、争吵、谩骂、诅咒，成为这个家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伤害，都从这一句开始：“老子赚钱养家……”。我逐渐长大，逐渐怀疑生命，逐渐懂得把这个男人看得清澈透亮。我的父亲，直到老年，也还是孩子，他仓惶地长大，又在没有准备的时候成了父亲，他不懂得处理亲密关系，不懂得生活，生活，使他措手不及，我们，三个哥哥，我，弟弟，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们，把他逼成了父亲，使他要去扮演自己力所不能及的角色。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那时，我已经知道。而更可怕的是，生命并不是由我们所选择，而我们却要承担一切后果。 我的母亲，是这一切的安慰，是凄凉岁月中一点淡淡的火红。 她是一切。我无法说出的一切。 是的，我所至爱的，我总是无法说出，无法写出，我没有言辞。 母亲总是安静的，逆来顺受的，即使有些时候她感受到了愤怒，她也总是把它归咎于命运。她总是微笑，总是谦和，总是在父亲面前为我们辩解，总是在夜晚打开大门，迎接醉酒的父亲，并且向送他回来的人连连致谢。母亲总是安静的，不是用安静来对抗，而是用安静来平衡自己所感受到的伤害、痛苦。除了在那些时候，除了在她歌唱的时候。当那些黄梅戏和山东小调从她嘴里吐出的时候，生活忽然变得不那么难挨，在黄昏，清晨，晚上，或者临睡前，她总是喜欢轻轻地唱起那些委婉的小调。我也就是从那时候，喜欢上这种歌唱方式，喜欢上那种旋律，而这种旋律，从此将贯穿于我全部的歌唱生涯，至死方止。我总是随着母亲一起轻声哼唱，开始我们怕让人听见，总是尽力控制我们的声音，但慢慢地，歌唱的快乐压倒一切，我们开始不那么羞怯了，于是，我们开始大声唱歌，仿佛其中有无限的快乐。那天，当我们的声音逐渐变得大起来的时候，父亲的同事，93乐队的指挥，李伯伯送醉酒的父亲回来了，他显然是已经听我们唱歌很久了，他问我，刚才唱的，是一首什么歌呢？《天仙配》，我说，他要我再唱一遍刚才的歌。我唱了。第二天，他向父亲提出，希望我能和93乐队一起演出，父亲立即答应了，母亲的强烈反对也没能阻止这件事。从此，六岁的我，也出现在兵营、酒吧、饭店，开始了我的演唱生涯。从那天起，从我第一次走上舞台开始，母亲就成为我的保护人，无论我到哪里唱歌，她都紧随在我身边，一直到很久之后。 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他们心甘情愿地让一个六岁的孩子置身于此种境地，一个六岁的孩子，女孩子，出现在那些对成年人来说也不算名誉的场所，一次次站在舞台上，等待过门结束，唱起那些让人思乡的歌。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她置身于这种培养虚荣情绪的地方，在难以分辨真伪的掌声和喝彩里，逐渐成长。没有人回答这些，而当一切成为习惯，不合理的也就成为理所应当，人们变得视而不见，并且习惯于等待一个六岁的女孩子出现在舞台上，并且在一曲结束时，鼓掌，喝彩。是的，93乐队的演出邀请函增加了，父亲的叫骂减少了，而后者，是远比生活本身以及在酒吧演唱这种现实更加难以忍受的东西。时间在流逝，军队在裁员，93乐队到军队演出的机会减少了，但演出并没有减少，93乐队更多地走进酒吧和饭店，更多地走进那些充满酒鬼的喧闹、划拳声和斗殴不断发生的地方。在最天真的年代，我就这样获得最不天真的经验。而每当演出结束，母亲总是紧拉着我，穿过马路，街巷，广场，赶往下一个演出场地，或者回家。街上车来车往，种种嘈杂汇成一片，我们惊慌地穿越马路，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劫难。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我依然清晰地看到这一切，看到那个六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站在车辆横行的路中央，站在霓虹、寒冷、泥泞和春天的中心，被人生质问，而我却无法回到过去，无法对她们施以援手。她们还将向不可知的未来走来，还要走很远的路，还要经历很多的艰难，每一步都充满痛苦，我知道，因为那是我所经历过的。 即便是在学校，我也没有快乐过。在那所叫芦州小学的学校里，还是有着“外省人”和 “本省人”的区别，而且， 成人世界的种种仇恨、歧视，如果蔓延到孩童的世界，往往会变本加厉，而且更加没有掩饰。我的口音、我的穿着，统统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他们常做的游戏之一，就是把我的头发暗暗绑在椅子上，然后躲到一边，等待下课起立时，我站起来时发出惊叫，于是，他们笑了。这样的游戏做过许多遍后，他们终于厌倦，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停止，那只是说，又有新的游戏在等待我了。有的时候，事情看来要向好的方向变化了，有人准备接近我，并准备和我成为朋友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怀着恶意起哄，仿佛试图接近我的人违背了某种邪恶的天条，于是，任何好意都会悚然后退，并消失无踪。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美丽的，像一切成长之中负载过多的孩子一样，我的容貌和言行举止是过于老成的，在多年的不能够舒展的生活面前，我又是少言寡语的，那是我的“蛹”的状态，而蝴蝶还没有破蛹而出。但我在逐渐长大，七岁，八岁，九岁，十一岁，十二岁，那是1965年，在93乐队李先生的极力主张下，十二岁的我参加了台湾金马唱片公司和“台湾中华电台”举办的通俗歌曲大赛，并且成为冠军。 我还记得我所唱的是哪首歌，即便是在事隔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让我来唱给你听，那是《采红菱》：“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呀采红菱……”。 我在逐渐长大，我在期望成长，长大，对我而言，并不意味着有美好前景在等待，而只是让我更有能力承担痛苦。我也终于长大，十三岁，十四岁。我十四岁。这个过程如果拍成电影，也许只需要几个镜头的转换，第一个镜头，幼年的我在舞台上歌唱，第二个镜头，热烈鼓掌的人们，当镜头再次移回到舞台上的时候，我已经成长为少女，而歌还是同一首歌。如果拍电影，就只需要这样简单的、缺乏想像力的一组镜头，然而，只有我才知道，通往“成长”的路是何等漫长，那是无数个日日夜夜，无数次忍耐、盼望、等待，无数次在黎明到来时的猛醒延伸而成的。十四岁，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和六岁相比，我至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实了。 音乐，不能不谈到音乐。在我逐渐成长之中，台湾的音乐也在变化之中，这些，我一一经历。在日本人占领这个岛屿的那些年里，在1945年之前，台湾人的歌是被称为“南管”的民谣和被称为“北管”的打击乐，还有，那些被称作“那卡西”的日本风格的音乐，最后，就是那些被称作“时代曲”的大陆40年代的歌，《解语花》，《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秋水伊人》，《碧玉簪》，《苏州河边》，《春江花月夜》，《梅娘曲》，《钟山春》，《流水落花》，就是这些歌，它们在每一家，每一巷，每一个人心中流传，在暗夜里，像是一股不易被察觉的、温热的瘟疫，从这颗心过渡到另外一颗心，似乎还粘附着上一个人的体温，就这样，在流传的过程中，它逐渐挟裹上许多人的体温，逐渐变得富有灵魂，是啊，歌就是这样，必须要流传，必须要经过许多颗心的过渡，才能真正完成，才能真正造就它的深厚。那时候，我就知道。可是，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歌，那些民谣，那些小调，太单薄，太闭锁，担当不起“流传”的重任，只有在蔓延的过程中逐渐流失，逐渐失去光彩，像流水渗进它所流经的土地，50年代，又有些什么呢？因为美军的驻扎，我们有了英文歌，在俱乐部，在歌厅，人们用并不准确的发音争相唱着英文歌，似乎那意味着一种带着笑容的靠近，我们那风险莫测的未来也许会因为这些英文歌而变得明朗一些。就是这样，日文歌，英文歌，时代曲，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歌。 我就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人中的一个，从幼年开始，从还不明了那些歌的含义开始，我就在唱着它们，成为“流传”这个过程的一个延续者。那时候，如果你在台北，如果你去过那些夜总会，你也许会看到我，梳着奥米加发型，穿着迷你裙，百摺长裙，在灯光迷离的舞台上歌唱，《人隔万重山》，《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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