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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德游乐场，他和我，都在那里演唱。我总是在跑过几个场子之后来到启德，有时准时，有时会迟到。如果我没有到场，他就会多唱几首，一直等到我出现。有时候，我来得如此的晚，以至于他已经在舞台上多唱了很多首歌，台下已经发出抱怨的声音，我万分歉意地接替了他，心中知道，对他而言，那不只是出于一个艺人对演出的敬意，出于对冷场的恐惧，而是一种同在风尘之中的了解，一点体谅。人和人，有这样一点点的了解，已经足够，不能再强求什么了。我终身感激他。 在80年代，他曾经到台湾来拍摄琼瑶的《昨夜之灯》，有一场，拍摄的地点就在我所住的地方，在他休息的时候，我送去茶水，淡淡的茶，淡似微风。 我看过他在香港演出的那些电影和电视剧，只是零碎地看到，却已经足够让我知道，他是在那里的，在某个地方努力生活。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至少不是我的敌人。 我们是手足。 我们不曾再次提到过少年时候的艰难。 刘家昌先生则是我工作中的良伴，从我刚到香港的那一年开始，我们就有了合作。我唱了他的很多作品，《云河》，《我心深处》，《诗意》，《初恋的地方》，还有后来的《独上西楼》。我总是称呼他为老师。 还有李行先生，认识他的时候，我只有十六七岁，我们在电影厂的春节团拜会上认识，人们说，小姑娘，可要好好练唱啊，将来在李导演的电影里唱歌。后来，我真的出现在他的电影里，我唱了他所导演的《彩云飞》中的歌，还有后来的《小城故事》，《海韵》，《海鸥飞处》。 我的歌，他的电影，互相依存在一起。 这些是我生命中的人与事，我不能够忘记。我们在交会时曾经互放过光亮。 生命中总会有那样一段时间，人与事纷繁地出现，时间的流逝似乎顺理成章，没有什么大事使记忆变得涩滞，有的只是年华流水的惊心。1975年以后的那几年，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我的唱片在不断生产出来，速度之快令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到1978年，《岛国之情歌》已经出到第四集，销量让唱片公司感到非常满意。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能够附着在我的某一张唱片上，跟随买唱片的人回家，看看他们的生活都是怎样的，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吧。 我还在不断获奖，最早的几次“香港金唱片颁奖礼”，我几乎没有一次缺席。我认识了很多人，我出席了很多宴会，我换过很多身衣服，如果有人要我总结那几年的生活，我也许只能捕捉到这样一些模糊的印象。 有时我会读书，时装杂志，传记，英文小说，畅销作家的小说，随便什么书，我拿过来就能够读下去，1978年，我读到了严蕊的那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谢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无处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刚一读到它，我的身上就生出一股寒意，它在此时现身，要向我说些什么？不久之后，我就明白了。
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第五章 春寒料峭
1978年12月，我去东南亚巡回演出，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位华侨朋友和我谈到护照的问题。他问我，在台湾被联合国拒绝之后，拿着台湾的护照外出，是否感到不便，他说，如果能够在台湾护照之外，再持有一本其它国家的护照，这一切都不再成为问题，不会再给我带来烦恼。他告诉我，他能够帮我拿到一本贴有我本人照片的，由印度尼西亚发出的护照，只是，名字和我的稍有不同，办成这一切，只需要两万元港币。 我对护照的办理所知不多，而他所告诉我的方法，似乎是妥贴的，至少，他自己这样说。他说，大多数的假护照纯粹是伪造的，持有那样的护照需要冒极大的风险，需要极大的勇气，还有侥幸，才或许能够成功，然而，他要为我做的，是以一个名叫邓艾丽的印度尼西亚女子的名义，用我本人的照片，通过特殊的途径，通过政府内部人员的接应办理成的，这将是一本真实的假护照，得到它，我将不再有任何烦恼。 我曾经怀疑过他的热情，对他这样急切而主动地帮助我，但后来我给自己一个解释：他和他的朋友需要那两万港币。我相信了他，我给了他那个数目的金钱，一周之后，我得到那本护照。 一直到第二年的新年过后，我都没有惹来什么麻烦，我甚至用它在雅加达的日本大使馆申请到了进入日本的签证。 1979年1月10日，那一年的新年刚过我离开台湾，前往香港。 2月13日，我离开香港，准备回到台湾，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将是日本。 在台湾机场，我递交的是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我被拒绝入境。 我重返香港。 2月14日，我到了日本。就在我抵达成田机场的同时，台湾的报纸报道了我被拒绝入境的消息，那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即使是在事隔多年以后，我还依然记得：《国民的大明星，为什么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我将永远记得这个标题，它让我知道，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有能力逃离某个地方，并且违背了尘世背后那只翻云覆雨的手，将是怎样的结果。 我要说，对于我使用假护照，他们从来都是知道的，只是在我的违背之后，它成为埋葬我的最好理由。 2月15日，印度尼西亚驻日本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官方通函：名为邓艾丽的女性所持的印度尼西亚护照是伪造护照。 2月17日，在东京，希尔顿饭店，我被东京入国管理局以“违反日本国出入境管理难民法”的罪民，送进东京港区港南３丁目的东京入国管理局女子收容所。随后，日本的报纸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者新闻》，《产业新闻》，都出现了关于我的报道。“邓丽君用假护照入国”，“邓丽君在香港购买了假护照，非法入国”，“邓丽君用假护照进入日本而遭到了收容，其幕后关系正在追查中”。 1979年2月18日，中国开始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1979年春天的东京是多雨的。在希尔顿饭店是这样，在东京入国管理局女子收容所，也是这样，那样恼人的雨，不分晨暮，不论昼夜，总是不知疲倦地下个没完。在半睡半醒中，电视里，收音机里，都在预告着天气，今天，是雨，明天，还有雨，那单调的声音，有一种难言的荒寒和紧张。我知道外面是一片雨雾苍茫，天空的黑暗在这白色的雨雾中也在退让着，泛出隐隐的灰白，这雨洒到万家灯火的城市上空，洒到未及耕种的田野里，洒到荒无人迹的山岗上，洒到生者与死者的墓园里，也洒到每一株枯死的向日葵上，木栅栏上，是谁穿着黑色的雨衣雨鞋走过，雨也洒到他的身上吧。 我跨进东京入国管理局女子收容所的当天，就被人认出，幸运的是，尽管那里鱼龙混杂，却没有人和我为难。很快，我的日语、英语和汉语帮助了我，使我和她们打成了一片，很快，我就知道，谁是被男友抛弃的，谁曾经遭到丈夫的殴打，谁想逃离她的故土，谁的未来一片迷惘。 而此时我的处境并不容乐观，我同样是一片迷惘，台湾政府这样对待他们的违背者：“邓丽君使用假护照是台湾的耻辱”，“有辱中华民国的形象”，“邓丽君的行为不但触犯了日本及其它国家的法律，同时也触犯了台湾法律，应处以一年以下徒刑并罚款300元台币。”宝丽多唱片和舟木柃先生，再次为我奔走，像当年说服我的父亲一样，说服日本当局，将我从轻发落。终于，我得到了较为有利的判决书： 台湾女性邓丽君，26岁，演唱艺术家，于1979年2月14日执伪造印度尼西亚之护照，非法进入日本国境内，根据日本出入境管理法及难民法之规定，兹将邓丽君驱逐出境，并限制其在1979年2月24日之后的一年内，不得进入日本国境内。 我没有被遣回原籍，我得到的惩罚只是离开日本。我避免了回到台湾之后必然会面临的悲惨境地。 2月23日，在女子收容所里，我做了平生最难忘的一次演出，没有音响，没有伴奏。我向那些管理人员和女囚深深致谢，然后，我唱了《千言万语》。我流泪，那些听歌的人随我流泪。 离开东京时，在成田机场，我写下了留言，给那些希望得到我的解释的人们，他们曾经不求回报地喜欢我的歌，这种喜欢是如此单纯，以至于我没有必要向别人做出解释，却一定要回答他们的疑问： 各位朋友，我给大家惹来了很大的麻烦，让大家为我担惊、受累了。现在我要离开日本，去美国参加早已预定好的演唱音乐会。演唱会结束后，我将立即返回台湾。谢谢！ 在此后的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提起这件事，我总是将自己沉埋到一片道歉之中：“非常抱歉，的确是我做错了事，当时我还年轻，不懂事。现在和今后我要更加努力，更加好好地学习做人，请大家原谅我的过去，实在对不起了。”没有人会忍心对这样的我再提什么问题，是的，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就是这样，站在原地，痛苦涌上心头，毫无办法。
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第六章 爱若弦琴
初到洛杉矶，还不能完全适应那里的生活，不能完全消除身在异国的种种不便时， 我就已经开始欣赏这种生活的妙处。我开始欣赏黄昏时分洛杉矶的天空，它在巨大的沉默中变得越来越红，有丝丝缕缕的黑紫的云堆积在接近山峦的地方，这红色天空下的城市，怎么看都有一种苍茫的意味，我经常是在屋外看到天黑才回去。
在享受了足够的孤独之后，我开始着手为自己布置一个舒适的小环境，我买了一幢房子
，按照我的打算布置了一番，还买了一辆劳斯莱斯，一辆平治四五零，一辆日本车，我在这个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和遗忘。一切准备好之后，我把母亲接到洛杉矶，随她而来的，还有弟弟长禧，我们一家聚在一起，不用担心我们在银行里没有足够的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我随后进入加里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开始在那里旁听，选修生物学、数学和历史。有一天，我驾着劳斯莱斯去上学，引起人们的侧目，从此我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我已经向当年的贫穷生活报了仇，接下来轮到我的不曾受教育了，即使其中有虚荣心的成份，也没有人能否定我热情的纯度。
这种热情持续了多久？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洛杉矶的华侨组织来说服我为华侨演出为止。起初，演出只是不定期的、小规模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口口相传，当那些身在他乡的人们发现自己可以听到故乡的歌时，这种演出的听众在不断增多。到1980年初，我在得到回应的欣喜中开始了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唱。而其中的一场更是经常被人提及，全因为那一场是在奥斯卡奖的颁奖会场，也就是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他们说，我是第一个登上这个舞台的中国歌手。
全美巡演很快结束，我的下一个演出地点是林肯音乐中心，在那里，我唱了《小城故事》，《高山青》，还有当时在美国流行的《闪电舞》，《火花》。
人和人的相遇是全无缘由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但有时它也会变得有迹可寻，有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指向一个不可知的事件，天气、心情、公共汽车的迟到、花店里一朵花的引人驻足，似乎都在为某一场相遇添砖加瓦，任何一个因素稍有错失，一切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1979年秋天的那一天，事情就是这样：原定的录音计划推迟了，我没有去香港，于是我还在洛杉矶；我需要去买一样东西，所以我上了街；我在街上被一家唱片店里的口琴音乐所吸引，所以我驻足倾听，这一切的偶然让我得以在那个时间，刚好出现在街角。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来到美国，要拍一部电影，他在洛杉矶喜欢上滑旱冰，并且在同一天有了时间，滑行着上了街，撞上了出现在街角的我，并且向我连连道歉，我只有摘下墨镜，接受他的道歉，于是，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变化，他认出了我：“你是邓丽君！我是你的歌迷！”我认出了他：“成龙！我也是你的影迷啊！”他笑了：“不如我们来交换签名吧！”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另外的地方，例如，一个酒会上，结果也许大不一样，但那时街上有着轻快的口琴声，黄昏的落日映照在山坡的芒草上，于是，结果只能有一个。
他来到我的生活中。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一起，他不断告诉我他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