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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华民说，他本人是MBO的坚定反对者，但是备受争议的MBO，并非产权改革模式，因此郎咸平以否定MBO来否定国企产权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华民认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绝非简单的会计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进行，用任何理由来反驳国企改革的大方向，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根本不了解中国实情。从世界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有3种方式：前苏联、东欧的大私有化，大家从公权中分自己一份；英国式的公开市场出售；美国常用的MBO。前苏联模式证明不可取，因为当前的公平隐含着远期的不公平，且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英国模式虽好，但中国不具备市场操作基础。“我们正确地舍弃了前苏联模式，又不具备公开出售的市场条件，结果选用了实为争夺控股权而非产权改革模式的MBO。”在华民看来，MBO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海归派力主的，它无法明晰产权，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又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2）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是MBO的支持者。他认为，跳出“公平”看MBO，“MBO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他说的“公平”更准确地说是“平均主义”。现在批评MBO的声音，前提是每个人生产率一样。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管理层因为MBO得到多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生产率更高”。张军表示：“如果说这里有国有资产流失，我也认为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把部分产权给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家是必须的，毕竟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整个国企产权改革的过程就是发现企业家的过程，就是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不可否认，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但MBO的确是目前博弈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博弈各方包括职代会、银行、国资委等。这种来自基层的经验总结，看来还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很多人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否定MBO，说到底还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用老的定价机制来看新的定价机制可能产生的价值缩水，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想想，为什么我们能接受溢价，却不能接受流失呢？也许这就是国企改革需要付出的成本。当然，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防火墙”，也迫在眉睫。
虽然“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与会者对MBO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不能因为局部操作上的失误而否定全局。这与北京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形成呼应之势。
上海社科院教授周振华认为，传统体制之所以效率低，因为公权力很大，私权利被压制，产权改革说到底就是原来的一大块公权如何转化成权利。因为市场经济是选择的机制，选择的前提应该具有广泛性。国有企业是公权的一个载体，如果这个载体继续保留，那么公权力怎么会缩小，怎么保证不侵犯私权？既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么国有资产的有序退出在逻辑上与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当然“退”的方式，如何更公平、更有效率，这是需要探讨的。但这只是操作方法上的问题，与改革大方向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华民指出，产权改革非常紧迫，退回去或保持现状，资产将会更快地流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光是企业本身，还有整个经济体制结构的问题。把方法上的错误说成方向上的错误，这本身就是错的。我们的途径是继续往前推进，找到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方法的问题说成是方向性错误，来反对国企产权改革。对于“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说法。华民不以为然。他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垄断定价，其利润是依靠转移支付得来的。而指责“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就更不公平，因为现金流都配置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得不到现金流，市场准入制度上对民企存在明显的歧视。因此，怎么能说民营企业家没有把企业做大？相反，能够在不享受“国民待遇”的条件下把企业做到这样程度，中国民企真的很了不起。华民建议持“国企优于民企论”的人士到各地走走，到一些民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看看，眼见为实嘛。
复旦大学石磊教授和上海交大费方域教授说，现在应该考虑如何深化改革，而不是要不要深化改革。我们已经摸索了很多克服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方法，现在应该总结这方面经验，但不应该把全部改革推倒重来，毁了整个改革成果。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提出，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学者们指出，“我们需要争论，更需要建设性的讨论”。在程恩富领衔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就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的详细报道，题目就是“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