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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张维迎于1996年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选作研究生教材。一时，张维迎成了博弈学的代名词。伴随着一批批人才的成长，张维迎也凭着自己的实力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从一个学者到经济学家的跨越。2000年，张维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他早顾雏军一年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3年，入选“新世纪中国改革之星”。
但是张维迎在社会上真正得享大名，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那只是学术圈的认同，而是因为他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的“北大教改”。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地拉开帷幕，而后并被北大人自称为“癸未变法”。其间，作为北大教改工作小组组长、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张维迎所倡导的“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成为各路或讨伐或景仰的对象。不但是在校园里暗潮汹涌论战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热，这种讨论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成为全社会的话题。虽然北大教改最终无疾而终，但是张维迎成为焦点人物，誉之者赞之为英雄，毁之者谓之为罪魁。
其实，2003年的“癸未变法”使张维迎陷入是非争论的旋涡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随着2004年郎咸平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张维迎站在了炮轰的正中央，陷入甲申年的多事之秋。
2004年8月28日，就在郎咸平抵达北京，应邀参加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当天，《经济观察报》以“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为大标题，全文刊登了张维迎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全文有2万多字，如此长的采访文章，在媒体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张维迎极不认同郎咸平的观点，他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甚至对他的动机也表示怀疑。
张维迎说，学者需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学者不仅应该有良好的学风，也要有很好的人品。你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我们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他还强调，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你拿一些个案的特殊性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逻辑不正确的话，你即使放进去真实的数据，你的结论还是错误的。我知道，有些学者的论文，别人用他的数据再做一遍，结论完全不同”。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3）
《经济观察报》摆上报摊的同时，张维迎出现在深圳“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中国企业学界、政府官员、研究专家研讨的高层次平台，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生存之道”。参加论坛的演讲嘉宾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北美和欧洲地区，来自中央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来自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来自金融、地产、信息、工业、商业以及咨询等等行业。尤其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更是世人瞩目，如郭广昌、南存辉、刘永好等都是商界名流，被喻为企业领袖，有的更是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富豪榜上。当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这些企业领袖中也毫不逊色，诸多企业家对这位以研究企业理论而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非常尊敬。在深圳市长李鸿忠致辞后，张维迎第一个上台发表演讲。
谁都知道学术研究工作熬心血，45岁的张维迎头发已经花白——巧合的是郎咸平也是一头华发。张维迎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娃娃脸，因而并不显得老，眼镜后一双温和的眼睛使得张教授颇有亲和力。张维迎一身西服，打着带有深色斜纹的领带。
张维迎的开场白就很幽默：“为大家做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每一个人做了分内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个社会也应该感谢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这次演讲，和前几次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的角度不一样，在前几次演讲中，我围绕着论坛主题提出了一个提问分析框架，希望对企业家有所指导，也就是说我是面对着企业家而讲话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场合，面对不仅仅是企业家，而且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网民以及所有大众。在过去的演讲中，我的演讲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称赞，也遭受到另一部分企业家的批评。但是我有把握的话，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受到任何企业家的反对，我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张维迎的开场白赢得了各位嘉宾的热烈掌声。
张维迎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的演讲内容与他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相近，但是措辞要严厉得多。张维迎这场名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将矛头直指郎咸平，张维迎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
郎咸平观点：目前中国实施的一些MBO成为某些人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段，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在“民进国退的盛宴”中联合起来“合法地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
张维迎反驳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如果没有民进国退，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郎咸平观点：国企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是职业经理人。如今国有产权的改革中，身为“保姆”的国企老总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
张维迎反问：如果说经理人是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那么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主人都不出面，这是不是有主人的责任？张认为，中国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
张维迎：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国有资产流失，不是大家真的害怕，而是政府官员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郎咸平：国企不应当进行产权改革，因为国企甚至有更高效率。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4）
张维迎：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一个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在法律环境下应该是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说你是地主养了500只羊，现在你要住到城里去了，将这500只羊交给农民，如果有一只羊死了，农民有权将羊冷冻起来或者是卖出去，这恰恰是他们信托责任的一部分。
当天的论坛在网上进行直播，因此他说：“我不想为单个的任何企业家辩护，任何单个的企业家里面肯定有坏人、坏蛋，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也敢说里面肯定有坏人，学生有人考试作弊，教授有人剽窃别人的成果，这些都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
他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总结为四种组合：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二种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张维迎把涉及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归为三大类：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他认为商业环境是比原来更好了，不好的一面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很多技术是模仿过来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整合，跨国公司就开始跟我们竞争了”。政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因为“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氛围，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整个中国改革，甚至到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他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地提高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在你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社会在你的舆论中得到价值。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越要谨慎，邓小平说话很少，因为他的影响很大，稍微说一些话可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这个是他不愿意的，所以他尽量少说话。所以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您的演讲是在回应郎咸平吗？为什么您没有点名？”记者向刚走下演讲台的张维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