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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我们对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个如此这般的春日，所发生的如此这般的战役，还会如此关心吗？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对许多确实发生过，但自己却一无所知的战役都不关心—那么桑姆特之役仍然会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史实吗？
历史的理论
如果非要分类不可的话，我们应该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归类为小说，而非科学—就算不分类，如果能让历史停格在这两类书之中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承认，历史比较接近小说，而非科学。
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捏造事实，就像诗人或小说家那样。不过，太强调这些作家都是在编造事实，也可能自我麻烦。我们说过，他们在创造一个世界。这个新世界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非截然不同—事实上，最好不是—而一个诗人也是人，透过人的感官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看事情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虽然角度可能比较美好或有点不同）。他的角色所用的语言也跟我们相同（否则我们没法相信他们）。只有在梦中，人们才会创造真正不同的全新世界—但是就算在最荒谬的梦境中，这些想像的事件与生物也都是来自每天的生活经验，只是用一种奇异而崭新的方法重新组合起来而已。
当然，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编造过去的。他认为自己对某些观念、事实，或精准的陈述责无旁贷。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学家一定要编纂一些事情。他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会做出这些事。他可能有一套理论或哲学，像是上帝掌管人间的事物一样，编纂出适合他理论的历史。或者，他会放弃任何置身事外或置身其上的模式，强调他只是在如实报导所发生过的事件。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你在读历史书时，最基本的认知就是要知道作者在运作的是哪一条路。
不想采取这个或那个立场，就得假设人们不会故意为某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或者就算有目的，也难以察觉—换句话说，历史根本就没有模式可循。
托尔斯泰对历史就有这样的理论。当然，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小说家。但是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近代的历史学家更是如此。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又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因为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同，因为历史家的理论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一个事件或时期的历史，就很有必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论著。如果我们所感兴趣的事件对我们又有特殊意义的话，就更值得这么做了。或许对每个美国人来说，知道一些有关内战的历史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那场伟大又悲惨的冲突的余波中，我们生活在这件事所形成的世界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经由一个人的观点，单方面的论断，或是某个现代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观察的话，是没法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打开一本新的美国内战史，看到作者写着：“公正客观的美国内战史—由南方的观点谈起”，那这位作者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或许他真的如此，或许这样的公正客观真的可能。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每一种历史的写作都必定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的。为了追求真相，我们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行。
历史中的普遍性
关于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不见得总能读到一种以上的书。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提出问题，以学习到有关的事实—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不过，这并不是阅读历史的惟一理由。可能会有人说，只有专业历史学家，那个写历史的人，才应该严格检验他的资料来源，与其他相反的论点作仔细的核对验证。如果他知道关于这个主题他该知道些什么，他就不会产生误解。我们，身
为历史书的半吊子读者，介于专业历史学家与阅读历史纯粹只是好玩，不负任何责任的外行读者之间。
让我们用修昔底德（Thucydides）做例子。你可能知道他写过一本有关公元前五世纪末，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实，这是当时惟一的一本主要的历史书。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查证他作品的对错。那么，我们也能从这样的书中学到什么吗？
希腊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国家。一场发生在25世纪以前的战争，对今天的我们真的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一个参与战事的人都早已长眠，而引发战争的特殊事件也早已不再存在。胜利者到了现在也毫无意义了，失败者也不再有伤痛。那些被征服又失落的城市已化作烟尘。事实上，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伯罗奔尼撒战争所遗留下来的似乎也就只有修昔底德这本书了。
但是这样的记录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修昔底德的故事—我们还是觉得用这两个字很好—影响到后来人类的历史。后代的领导者会读修昔底德的书。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仿佛与惨遭分割的希腊城邦的命运一样，他们把自己比作雅典或斯巴达。他们把修昔底德当作借口或辩解的理由，甚至行为模式的指引。结果，就因为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观点，整个世界的历史都逐渐被一点点虽然极为微小，却仍然可以察觉的改变所影响。因此我们阅读修昔底德的历史，不是因为他多么精准地描述出在他写书之前的那个世界，而是因为他对后代发生的事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说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阅读他的书是为了想要了解目前发生的事。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性。”他的意思是诗更具一般性，更有普遍影响力。一首好诗不只在当时当地是一首好诗，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好诗。这样的诗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有意义与力量。历史不像诗那样有普遍性。历史与事件有关，诗却不必如此。但是一本好的历史书仍然是有普遍性的。
修昔底德说过，他写历史的原因是：希望经由他所观察到的错误，以及他个人受到的灾难与国家所受到的苦楚，将来的人们不会重蹈覆辙。他所描述的人们犯下的错误，不只对他个人或希腊有意义，对整个人类来说更有意义。在二千五百年以前，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所犯的错误，今天人们仍然同样在犯—或至少是非常接近的错误—修昔底德以降，这样的戏码一再上演。
如果你阅读历史的观点是设限的，如果你只想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那你就不会从修昔底德，或任何一位好的历史学家手中学到东西。如果你真把修昔底德读通了，你甚至会扔开想要深究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念头。
历史是由古到今的故事。我们感兴趣的是现在—以及未来。有一部分的未来是由现在来决定的。因此，你可以由历史中学习到未来的事物，甚至由修昔底德这样活在二千年前的人身上学到东西。
总之，阅读历史的两个要点是：第一，对你感兴趣的事件或时期，尽可能阅读一种以上的历史书。第二，阅读历史时，不只要关心在过去某个时间、地点真正发生了什么事，还要读懂在任何时空之中，尤其是现在，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行动的原因。
阅读历史书要提出的问题
尽管历史书更接近小说，而非科学，但仍然能像阅读论说性作品一样来阅读，也应该如此阅读。因此，在阅读历史时，我们也要像阅读论说性作品一样，提出基本的问题。因为历史的特性，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有点不同，所期待的答案也稍微不同。
第一个问题关心的是，每一本历史书都有一个特殊而且有限定范围的主题。令人惊讶的是，通常读者很容易就看出这样的主题，不过，不见得会仔细到看出作者为自己所设定的范围。一本美国内战的书，固然不是在谈19世纪的世界史，可能也不涉及1860年代的美国西部史。虽然不应该，但它可能还是把当年的教育状况，美国西部拓荒的历史或美国人争取自由的过程都略过不提。因此，如果我们要把历史读好，我们就要弄清楚这本书在谈什么，没有谈到的又是什么。当然，如果我们要批评这本书，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没谈到的是什么。一位作者不该因为他没有做到他根本就没想做的事情而受到指责。
根据第二个问题，历史书在说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当然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般的纲要架构因此决定下来了，用不着我们去搜寻。但是说故事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位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来说故事的。他将整本书依照年代、时期或世代区分为不同的章节？还是按照其他的规则定出章节？他是不是在这一章中谈那个时期的经济历史，而在别章中谈战争、宗教运动与文学作品的产生？其中哪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些，如果我们能从他的故事章节中发现他最重视的部分，我们就能更了解他。我们可能不同意他对这件事的观点，但我们仍然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
批评历史有两种方式。我们可以批评—但永远要在我们完全了解书中的意义之后—这本历史书不够逼真。也许我们觉得，人们就是不会像那样行动的。就算历史学家提供出资料来源，就算我们知道这些是相关的事实，我们仍然觉得他误解了史实，他的判断失真，或是他无法掌握人性或人类的事物。譬如，我们对一些老一辈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没有包括经济事务，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对另一些书中所描述的一些大公无私，有太多高贵情操的“英雄”人物，我们也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们会认为—尤其是我们对这方面的主题有特殊研究时—作者误用了资料。我们发现他竟然没有读过我们曾经读过的某本书时，会有点生气的感觉。他对这件事所掌握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在这种状况下，他写的就不是一本好的历史书。我们希望一位历史学家有完备知识。
第一种批评比较重要。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要能兼具说故事的人与科学家的能力。他必须像某些目击者或作家说一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一样，知道一些事情就是可能发生过。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这与我何干？可能没有任何文学作品能像历史一样影响人类的行为。讽刺文学及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对人类的影响不大。我们确实希望这个世界更好，但是我们很少会被一些只会挖苦现实，只是区别出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这类作者的忠告所感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过去所做的事，也经常引导我们作改变，尝试表现出更好的自我。一般来说，政治家接受历史的训练会比其他的训练还要收获良多。历史会建议一些可行性，因为那是以前的人已经做过的事。既然是做过的事，就可能再做一次—或是可以避免再做。
因此，“与我何干”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实务面，也就是你的政治行为面。这也是为什么说要把历史书读好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政治领导人物固然经常根据历史知识来采取行动，但却还不够。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很渺小又危机四伏，每个人都该开始把历史读好才行。
如何阅读传记与自传
传记是一个真人的故事。这种作品一直以来就是有混合的传统，因此也保持着混杂的特性。
有些传记作者可能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不过，一般来说，一本传记是关于生活、历史、男人或女人及一群人的一种叙述。因此，传记也跟历史一样有同样的问题。读者也要问同样的问题—作者的目的是什么？他所谓真实包含哪些条件？—这也是在读任何一本书时都要提出的问题。
传记有很多种类型。“定案本”（definitive）的传记是对一个人的一生作详尽完整的学术性报告，这个人重要到够得上写这种完结篇的传记。定案本的传记绝不能用来写活着的人。这类型的传记通常是先出现好几本非定案的传记之后，才会写出来。而那些先出的传记当中总会有些不完整之处。在写作这样的传记时，作者要阅读所有的资料及信件，还要查证大批当代的历史。因为这种收集资料的能力，与用来写成一本好书的能力不同，因此“定案本”的传记通常是不太容易阅读的。这是最可惜的一点。一本学术性的书不一定非要呆板难读不可。鲍斯韦尔（Boswell）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就是一本伟大的传记，但却精彩绝伦。这确实是一本定案本的传记（虽然之后还出现了其他的约翰逊传记），但是非常独特有趣。
一本定案本的传记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人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像从他本人的眼中所看到的一样。应该用读历史的方法来读这种传记。“授权本”（author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