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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医学会的感觉其实比在厅办公室好。上班可以看书，出去一两个小时也没关系，没有什么事在等着，更不会有人等你一出办公室就提着你的名字叫得天下都知道。如果不是带有惩罚性质，我倒要感谢提出这个建议的人。
坐在我对面的尹玉娥三十多岁，是照顾夫妻关系从县里调来的，她丈夫是计财处的彭副处长。她眉描得细细的一线，涂着口红，扑了面霜。我怎么看怎么别扭，可她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我上班第一天她说：“怎么到我们这个鸟不屙屎的地方来？”我说：“鸟不屙屎，静得好，鸟不来吵，人更不来吵。”她说：“我还是很欢迎你的，小廖调走了，有时候我守庙样的守一天，口都闭臭了，养老倒是一个好地方，年轻人只想冲锋陷阵，怎么坐得住？厅里对你也太不公平了，才几个研究生？你得罪谁了？”我说：“我得罪谁了，你告诉我。”她说：“其实谁都知道你得罪谁了。别人舔舔都来不及，你还冲上去惹？”她这么一说，我感到了一点亲近，又想到她丈夫跟马厅长可能有那么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厅里的事尹玉娥她都知道，谁快下文任职免职了，谁跟谁是什么关系，她都知道。我来厅里这么久，见了谁的面都点点头，可点头与点头之间的差别，说着同一句问候的话的语感，还有眼神的不同，我没深切体念过。可她就有研究，她要是有文凭，那又是一个人物。她经常对我说说厅里的人事，我想不想听都得听着。她每次说完又叮嘱我别出去说，她说：“传出去了那是你自己知道的。”我说：“那你就别告诉我，不然从哪里传出去了，还以为我是罪魁祸首。”她似乎不懂我的意思，也许是克制不住说的冲动，说：“对别人很多话我也不会说，是不是？你吧，你是例外，是不是？”
尹玉娥爱唠叨吧，可没有压力，这跟丁小槐不同。我爱听就听，不爱听吧，就到图书室去看书，或者找晏之鹤下一两盘棋。精力过剩就借了棋谱来钻研棋艺，不久便大有长进。俗事都已放下，欲念不甚强烈，天下已经渺远，这样时间过得飞快。看着厅里许多人围绕着权位时时盘算日日焦虑，觉得非常可笑。我以看表演的眼光看那些人，这是一些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他们把鼻子前的那点东西，那点转瞬即逝的东西看得太重了，不能放开眼光往远处看。就算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吧，也只是脸盆里的风暴，是一粒芝麻，是臭虫放的一个屁。一个人，他能老是琢磨着那个臭虫屁吗？好几次我用同样的问题去问别人：“马厅长前面是谁当厅长？”大家都知道是施厅长。施厅长前面呢？就没有人知道曾有过一个聂厅长了。聂厅长前面，连我也不知道了。聂厅长已经作古，想当年他也风光过的，还不是世事如烟？时间使一切重大的事件都变得意义暧昧。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看他们那一群俗人，每天就动些小脑筋，搞些小动作，撑破了天当个处长厅长，也逃不脱随风飘逝的命运。那么察颜观色低三下四拉拉扯扯，值得？想到那些为了某种坚守，生前受尽磨难而在时间之中永垂不朽的人，他们才令人口服心服呢。又把他们的书找来重读，越发觉得博大精深韵味无穷，这样我感到了一种登高临远的安宁。我又何必盯着自己的鼻子尖，碌碌于身边的琐事？我要展开心境，看一看天边的风景，想一想远处的事情。
这天下午我到图书室看书，晏之鹤等他的棋友没来，就对我说：“小池来一盘？”我说：“上班时间我到底不敢下，别人看见了又记我一条，厅里的自由人也就是您了。”他说：“那我等等，我今天是棋瘾上来了。”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棋摆好，说：“来来来。”小赵交待我们去时关门，就走了。第一盘他输了说：“先让你一盘，调动一下情绪，不然你以后不敢跟我下了。”第二盘他赢了说：“来个三打二胜。”我说：“我老婆还等着我呢，算你赢了，你赢了。”他说：“赢怎么能算，你送我一个精神胜利，我不领情。”又下一盘，我故意走了一步臭棋，他赢了说：“小伙子，第一盘开局你当头炮占了先，你以为老一套总是灵？你犯教条主义了。”这以后他棋瘾来了，晚上在楼下喊我到他家去下。我说：“晚上下个一两盘还是可以的，下午可不敢下，我可不敢犯自由主义。”他说：“那好，不耽误你的前程。把下午那两盘移到晚上，晚上就多来几盘。”
晏之鹤连个科长都不是，又那么一把年龄了。我真不知怎么叫他。总不能叫他“老晏”，更不能提着名字叫，叫晏老师，也很别扭，厅里没有这个习惯。从这里我看到了没有职位的尴尬。最后我决定了叫他“晏公”，幸亏中国词汇丰富，各种细微差别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名号，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么叫了几次他似应非应，我感到了不对劲，我们毕竟不是同辈的人。有次他下赢了说：“小池你下象棋还要学。”我说：“那就称你老师，以后多指导。”这个称号他马上就接受了。
有天晚上下着棋晏老师突然说：“看你跟别人还是有点不同。”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他说：“你对以后有什么想法？”我说：“想法就是学您晏老师做个自由人，不看张三李四的脸色，不向王五赵六倾诉委屈，挺起来也是一条汉子。”他移动了棋步说：“差矣，我是过了气的人，倒退二十年还是要干一番事业的。”我说：“我倒是很羡慕你，活着潇酒。”他说：“差矣，你羡慕我，证明我们还是气味相投，算个忘年交，但厅里哪有第二个人羡慕我？我有一点自由，那是点小自由，我什么都不要，无欲则刚，别人拿我也无法，领导还真怕我这种什么都不要的人。真正把东西一把抓在手里了那才是大自由，东西，明白吗？”他把五指张开，又紧紧握住，举了上去。我也把拳头捏紧了说：“就是那东西，有了它就什么都有了。”他说：“人生在世，就是跟世界打交道，口说无凭，都是泡沫，有东西才是真的。”说着他又把拳头捏一捏，“我女儿去年医学院毕业分到郊区去了，我想把她调回来，手里没东西。我手里有东西也不至于到这一步，我有自由？愧为人父呢，弱国无外交呀！你看我住的房子，厅里像我五十大几的人，有几个住两室一厅，我有自由？有了小自由，丢了大自由，大自由要付出小自由的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说：“晏老师您说的我也想过那么一想，但那等于要一个人把自己的根拔了重新做人，怎么可能？一种血在他的血管里都流了有几十年了。”他说：“你刚从学校毕业，血性未凉，书生意气，反过来说是教条主义严重，守着几条原则以为是真的。殊不知人间真实从来不从原则出发，利害才是真的，原则只是一种装饰，一种说法。这样都几千几万年了，不会因谁而改变。”我说：“照您这么说，丁小槐倒是对的，错的是我？”他轻轻一笑说：“话看怎么说。”我说：“我也不傻，我就是做不到，我拼命扭也扭不曲自己。什么都没有很痛苦，可要想什么都有还得装出一副嘴脸，那更痛苦。看丁小槐跟领导走路的样子，侧着身子走，头扭着跟一株向日葵似的，看了要把眼珠子挖了才好。”晏老师说：“这也是一种想法吧。”
晏老师的话给了我一种刺激，一种提醒。我能不能总是这样下去？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董柳也没有异议。可是我心中的平静还是被打破了，深心燃起了一种欲求。正在我打算把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时，我偶然翻到了一位我喜欢的散文家的文章，他指出现代人的欲望都被扭曲了，这是商业文化的误导，也是商人们为了赚钱设置的一个陷井，引诱人们去追求那些多余的东西。殷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他也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为室，他也只有五尺之躯，而理想的人生，应该是审美的人生。读到这些话我心有所动，再去读古人的书，真惭愧自己根基太浅定力太差，几句话就把欲望煽了起来，与先贤们真不能比啊。我又平静了下来，有一种双脚踩在结结实实的地面的沉稳感。
以后我跟晏老师光是下棋，不再继续那天的话题，他也不说。我回避着，那太伤我的自尊心了。渐渐地我下象棋也有了瘾，哪天不杀几盘心里就憋得慌。好在董柳很开通，晚上出去也不拦着我，自己守着那部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把爱情连续剧永远地看下去。我在厅里没有什么发展，她也从无怨言，她说：”我知道你这个人的毛病，太敏感了，这样安安静静过日子也好。”有了这点理解，我放宽了心，理解万岁。我觉得作为妻子，再也没有比理解更大的优点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青春的冲动已经渺远，剩下可以自我安慰的，就是自己还可以守着那一份清高，做一个人。
董柳专注于自己的日子，对其它事情没有兴趣，她不下棋不打牌，不串门不聚会，在家里就是呆得住。结婚以后，我就成了她关注的焦点。她早出晚归，每天早早起来，把早餐做好。每天买什么菜，买多少，她都写在台历前一天那一页上，我中午下了班，撕下那一页，放在菜蓝里，到菜场去买菜，买好了她晚上回来做。我说：“简单点算了，图个省心。”她不同意说：“那你活着干什么呢？”我随她去，反正不用我操心。董柳说：“你吃了这么几年食堂，太委屈了，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前几年的委屈补回来。”我说：“吃食堂也没有那么可怕，下地狱呀！”她不高兴说：“我闻着食堂里的菜气就反胃，你说好你一个人吃去，晚上我做一个人的饭。”晚上她把饭菜做得特别精细，可以在楼道里忙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端上来说：“尝一尝吧，小炒肉丝，食堂里吃过没有？”我说好吃，她说：“你说真的还是假的？”不等我回答又说：“说假的也没关系，把假的说上几十年，就等于是真的。”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想有一间自己的厨房，经常说：“那多好啊，那多好啊。”好像那想象中的厨房就是共产主义似的。有一次她从水房里洗碗出来，又提着一桶水，在楼道里跟邻居碰了一下，碗打了水泼了一身。邻居说了她几句，她也没回嘴。回到房里她低着头抹眼泪。我说：“她不讲道理你别理她。”她还是抹泪，弄了半天才知道她主要是心疼那几只碗。我说：“算什么呢，会有的，厨房会有的，厕所也会有的，一切会好起来的。”她温顺地点点头说：“是真的吗？”我感到惭愧，口里说：“怎么不真？”又安慰她说：“别人小孩都几岁了，还住在这里。”又疑心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安慰自己。
董柳特别爱卫生，好几次说：“谁设计的，把厕所跟接水洗碗放在一起，把我的碗也熏臭了。”经常提了桶子去冲厕所。她愿意当家，就让她当家，我的工资一百七十八块，加上她一百二十三，当这点钱的家她也有极大的兴趣。每个月发了工资，我拿十元零用，其余都交给她。她用一个活期存折把钱存了，十块钱去取一次，二十块钱也去取一次。我说：“也不怕把自己和银行里的人烦死了。”她说：“我闲着也闲了，有利息呀。”婚后第一次过年，她说：“我以你的名义给家里寄点钱好吗？”她爸爸是乡间邮递员，妈妈没有工作。我说：“你寄，别问我。”她问我寄多少，我说：“那由你决定。”第二天她从邮局拿了汇款单回来要我填，我说：“还绕这么大的弯，你寄了就完了。”她说：“你填他们就相信是你寄的。”填好了地址我说：“写多少钱？”她说：“三十块钱好吗？”我说：“三十块钱能干什么，写六十吧。”她抓住我握笔的手，把存折从一双袜子里掏出来看了看，又想了一想说：“那就写四十。”我写了五十。她说：“那我们过年就节约一点，别像别人过那么肥的年。”
董柳的工作就是给人打针，我去看过几次，她一直坐在那里，整天就那么几个动作。她的动作特别准确到位，我没有看到过要重来一次的。有个老太太是长期病号，血管脆了，打针免不了要重来，但董柳接手以后就从来没重来过。老太太管她叫“董一针”，这个称呼在医院传开了，可别的护士还是叫她“董柳”，倒是不少医生叫她“董一针”。我问她整天那么重复烦不烦，她说：“不烦。”我说：“毛主席一天到晚批文件，你一天到晚打针，两个人都是一天到晚做一件事。”跟董柳在一起吧，她从来不去想那些抽象的问题，这使我有点遗憾，没读过大学，毕竟还是不一样。我关注意义甚于关注生活，她关注生活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