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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店主。而这伙年轻人，是跑遍全城也找不到的，惟独他柜台上才有的顶呱呱的货色。
吴宾说：“瞧瞧，大家全端着酒杯站着，就等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喝，可就是看不起大伙。我们就一直站着。”
杨小东只好站起来和大家一一碰杯。“这是说的哪儿的话，谁有本事一个人包打天下。”
郑子云问吴宾：“你们是哪个厂的？ ”
吴宾说：“曙光汽车制造厂的。”
啊，有意思，陈咏明那个厂的。郑子云心里想，他倒要仔细听听。“是先进集体，怎么还有人挤兑呢？ ”他问。
吕志民说：“先进集体是群众评议的，要按车间主任的意思，我们全是刺儿头、杠头。选先进？ 没门儿！ 一边呆着去。就这，还净找岔子呢。”
吴宾插嘴：“还提他干什么，反正咱们也没偷奸耍滑，从一个工人来说，咱们的力气全卖到这儿了。要是他家的买卖，我才不干呢。可工厂不是他家的，工资也好，奖金也好，是国家给的。”
画家带着善意的讥讽对郑子云说：“看来，人们不大喜欢当官的； 哪怕是个挺小的小官。不知你怎么样？ ”
郑子云想了想，笑了：“恐怕也有人背地里骂娘。”他举起酒杯，呷了一口，接着说：“挨骂是免不了的，皇上老子也有人骂呢，自古皆然。就看谁骂了。”他又侧过身去，问他椅子后的吕志民：“怎么对车间主任那么大意见呢？ ”
吕志民说：“别管我们干得多卖劲，他老跟人家说，我们组没好小伙子。就拿小宋来说——”他抬起下巴，往一个蔫蔫腾腾、心事重重的小伙子那边扬了扬，压低了声音说：“就干了一件顶漂亮的事。他原来给他哥介绍了个对象，开始挺顺利，后来发现他哥不对劲。人家女方约他哥‘十一’去吃饭，全家从上午十一点等到下午三点也不见人。女方去找他哥，连找三次不在家，有意地躲人家，就那么不冷不热地拖着。小宋就给他哥做工作，说：‘你觉着不行，就好好跟人家说，行呢，就办，缺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三百二百的。’”他哥呢，也不说和人家吹，也不说不吹。后来女方只好提出拉倒。为这事，小宋觉得挺对不起她，就主动提出，自己要和她好。
那女的也挺不错，觉着自己比小宋大四岁，不合适。我们大伙也觉着不合适。可小宋决心挺大，到底把女方给说服了。前些日子，小宋找小东谈了——就是那个留小平头的，他是我们组长——“小东说：‘你这是征求我的意见，还是把你的决定通知我？ 要是你已经决定，我支持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十五个不赞成。’”小宋说：‘一开始，我有过做点牺牲的想法，可我知道这不会持久，对将来的生活也没好处。现在我们确实有了感情，父母也都挺喜欢她——我和哥哥也决裂了。’“小东一听，觉得蛮好。找我们哥们儿挨个谈话，介绍了情况。
嘱咐我们，外组有议论小宋挖他哥墙角的，也有议论小宋娶媳妇还是娶妈的，一定要多做宣传解释工作。现在，车间里的人都挺佩服小宋，说他这事儿做得漂亮，有道德。您说是不是？ “
郑子云说：“是倒是，可他怎么不开心呢？ ”
“没房子呀。”吕志民朝杨小东嚷着，“小东，小宋的房子真还是个事儿。”
杨小东朝大伙望了望，想要说点什么，注意力却被吴宾吸引过去了。那一边，吴宾和小徐大声地开玩笑：“你看过莎士比亚的戏没有？ 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国王，求婚的时候，还下跪呢，你就不能主动点儿。”
那位叫小徐的急得结结巴巴：“我怎么不主动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杨小东埋怨着：“哎呀，不是教你好几遍了吗？ 到时候你得送人回家；分手的时候要留地址、电话；要主动约人家下次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借El——主要是借口，你得先想好。”
看来，小徐的确有困难，眼前还没有个姑娘，他已经急得脸红了。
杨小东说：“我看你先在车问里练练，平时没事和咱们车问的女同志多聊聊。慢慢习惯了，再和女朋友谈话就不紧张了。，，吴宾又说：”你看看自然界，花有好看的花瓣，鹿有漂亮的角，公鸡有漂亮的尾巴，你也得练几招儿，怎么才能抓住人家的心。“
郑子云感慨，甚至还有点善意的妒忌。像那些老态龙钟，已经不能跑也不能跳的爷爷，看见儿孙们那肌肉坚实、富有弹性的长腿，跑上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时的滋味儿一样。
到底不一样了。他们知道应该恋爱，而且一点也不感到羞涩地大谈恋爱经。虽然他们的爱情比起莎士比亚在戏剧里所描绘的，要少些文学色彩。而他呢，根本就没有过这档子事儿。他记得他打算和夏竹筠结婚的时候，简单得就像开了个生活会：“你同意和我结婚吗？ ”
“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我想还是可以的吧。”
需要？！什么需要？ 生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从以后的结果来看，似乎都不是。
而夏竹筠怎么想的呢？ 从那个婚约缔结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题目。那时他们属于一个非常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一切都在不停地翻腾，没有一个沉淀的、让人看个仔细的机会。
想到哪儿去了？ 他对画家说：“你看，这儿还传授恋爱经验。”
“那有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mpanel（1）；
郑子云不语。他忘了，他们是艺术家。仿佛艺术家才有情感生活。是社会这么划分的，还是他自己出了毛病？ 一部分人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一部分人却是另外一副样子……
说话间，杨小东已经把小宋结婚用房的考虑告诉了大家：把小宋家那间大点的房子隔一下，先对付着，等厂里房子盖好之后，再给他奔房子。放假后第一天上班，每班就抽出两个人拣砖头，他们两人的活由大家分包。全桌人一致拍手通过。
小宋舒心了。那心，原先还像没有挂起来的帆一样，皱皱巴巴，这会儿，却升上桅杆，被缓缓的风所涨满。不仅仅因为杨小东想出了这个权宜之计，还因为他觉得伙伴们了解他，支持他。不像吴国栋那样，把他想邪了。
有种人，好像得了一种病，得这种病的人，会践踏、侮辱、捉弄一切纯洁、美妙的东西，眼瞅着它们在自己的眼前凋零、枯萎、褪色、黯淡……他会得到一种生理上的满足。
自从小宋为了结婚，向吴国栋申请房子以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许，认真地说，吴国栋并没有说出什么令人难堪的话。但是，中国的语言，真是一门永远研究不完的艺术。有位名演员就说过，说好台词，是话剧演出中影响观众、感染观众、有决定意义的一项艺术手段。
同样一句话，哪怕是发声方法的不同，腔调的长短、高低，节奏的快慢，乃至于话语后面所包含的潜台词和说话人的思维活动，完全会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果。吴国栋和他谈话的腔调和语气，就使人想到了顶顶暖昧的事情。
“出了什么问题？ ”
小宋连想也没想过。
契诃夫说过：“他们开始议论，说N 和z 同居了；渐渐地，一种气氛造成了，在这种气氛里，N 和z 想不通奸都不成了。”
有多少所谓的错误，是人为地酿成的啊。
为什么要在人人的面前放一张哈哈镜呢？ 作为开心解闷的玩具是可以的。要是认为这镜子里的形象，便真是那个人的模样，可就大错特错了。可是，哪一个个人有能力抵挡像吴国栋的这种伤害呢？ 吴国栋本人并不是不好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挺不错的人，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这种伤害也可以说是无意识的。
但这是一种意志的化身，代表着一股不小的社会势力。在这种意志面前，天真烂漫的心显得渺小、无能、孤单。像一片偶然落进漩涡里的树叶，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可能。
郑子云又问：“你们那个车间主任抓生产怎么样？ ”吕志民说：“您这么拧着脖子说话多难受，您二位要是乐意，咱们干脆合一块儿吃怎么样？ ”
郑子云问画家：“怎么样？ ”然后又小声说：“挺有意思的一伙人，跟他们聊聊？ ”
画家盯着郑子云直乐：“行啊，客随主便。”
“你笑什么？ ”郑子云不明白。
“回头告诉你，先听他们的。”
吴宾插话了：“要说抓生产，车间主任挺在行，没说的。”
郑子云好像有意和他们抬杠：“能抓生产，还是不错嘛。”
吴宾注意看了看他，断定郑子云是他视为极其无能的、典型的老书呆子，对工厂的事看来一窍不通，不免指指点点：“光会抓生产就行了？ 还管不管人的死活，我们又不是牲口，不是机器。牲口还得喂点料豆，机器还得上油呢。”
“说得对，小伙子。”画家慷慨激昂了。也许是酒喝得差不多了，他像小孩子一样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那敢情。”葛新发当仁不让。
“你们小组还挺行啊。”郑子云由衷地喜欢这伙年轻人，特别喜欢那个留小平头的杨小东，觉得他很有一些办法的样子。反应快，但也不是使人顿生戒心的油滑。如果让他白白浪费自己和他们这伙子人的感情和力气，他是不会干的。他身上带着曲折的生活道路留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明显痕迹：不以为然，冷静，有头脑，实际，能干。
杨小东接茬儿：“没什么大不了的，靠的就是心齐。”
“小东知道心疼人。他心疼大伙，大伙就心疼他。”
画家问：“他多大年纪？ ”
“三十一啦。”
“行，能干。”
吴宾说：“不含糊。您别看是个小组长，工厂这地方，得来真格的。不像有的部长，局长，只会划圈就行。谁都能当，只要摆在那个位子上。”
画家更乐了，直拿腿碰郑子云的腿：“听见了没有？ ”
郑子云不动声色，说：“对，我女儿也是这么个看法。”
杨小东不耐烦地挥挥手：“没那么玄乎，不过就是让大家心里痛快点儿。生活里，本来就有好些事情让人不顺心，如果在工作环境里再不顺心，可就没活头了。一个人，一辈子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集体里度过，凭什么不让他们在这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感到愉快和温暖呢？ ”
杨小东平时从不说这些“官话”。可不知怎么回事，今天这顿饭让人生出许多美好的念头，虽然这些念头和酒，和香酥鸡，和油烹大虾……简直是搭不上茬儿的，可是他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和往常到底有点不一样了。变得愿意相信点什么，愿意说点他们平时说起来，听起来，都有点害臊的、动感情的话。
吕志民慢腾腾地接过话茬儿：“不怕大家笑话，师傅，”他转向郑子云和画家，“咱们是头一回见面。说实在的，在组里，我这个人头顶次了。他们谁也没少赳我、说我，可我还就是愿意在这个组里呆着，舍不得离开它。别管在外头遇见多少不痛快的事……”
葛新发插嘴说：“那可不，就拿上班挤车这件事来说，别提多让人憋气了。今天早上，汽车忽然来了个急刹车，我往前一冲，正好踩了一个女的脚后跟，她扭过头来使劲儿瞪了我一眼，张嘴就来了一句：‘德行！ ’然后把眼皮儿使劲一抹搭，恨不得用那两片肉眼皮儿把我拦腰夹断。我没理她，好男不跟女斗，心里别提多气了，觉着她自己多美，谁多爱睬她。”
吕志民接着说：“对了，谁不愿意自己乘辆小汽车，省得受这份洋罪，就算没汽车，有辆摩托也行。可咱这点工资买得起吗？ 就算买得起，工厂能生产出来那么多吗？ 现在买什么不排队？ 就连买大白菜也得排队。再说住房问题，我们一家三代六口人，十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二十年啦……”吕志民忽然想起，不该在这个餐桌上，在今天这样一种气氛和心情下发牢骚。他觉得这番话好像亵渎了他们心里刚刚生长起来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于是转了话头：“这些不痛快的事，说起来没完，不说也罢，我是想说，虽然有那么多让人烦心的事情，也还有让人痛快的地方，比方咱们的小组。”吕志民的眼睛亮了，甚至还不自觉地透出一种和他平时说话之间就能拍桌子、摔板凳的派头极不相称的，动感情的样子：“要说小组里给大家解决了多少困难，是解决了房子问题，还是解决了工资问题、交通问题？ 都没有，它没有这个权。可是，它关心人，真格的，不是挂在嘴头子上．尽它能做的，全不惜力地做到了。人就是这样，活的是一口气，心里痛快，干什么都行。哪怕我住不上房，哪怕我提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