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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叨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 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杂耍剧院的生涯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 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 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人也丰厚。虽然名为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叨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是味道。只是，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幽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矾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康。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百说不厌，还说某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老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了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成又育又聋时，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因为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的个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幸，心情当然更落寞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吧！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 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