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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门外有人喊：“报告！”
彭总低声说：“进来！”
进来的同志，是个精明而有胆识的青年军人。他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虽然进来的时候，他擦去了脸上的汗，可是他满脸通红，呼吸紧迫，衣服上还有点点的湿泥巴。他向彭总报告说：“情况完全证实了。彭总的判断是准确的。敌人害怕我们截击，所以今天经过鱼河堡以后绕无定河右岸（南岸）推进，现在进至镇川堡十五里以上的党家岔、下盐湾一线。看来，敌人准备天明渡过无定河侵占镇川堡。”他指着陈兴允，又说，“这位同志带来的情况不确实。不确实的原因是：
河北河南有两个村子，村名字的声音相同，所以当敌人到了河南岸那个村子的时候，他们纵队的侦察员以为敌人到了河北岸的那个村子。这完全是误会。”
确实的情况证实了彭总刚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分毫不差。但是彭总脸上没有丝毫惊奇的神色，他反倒更加深沉地思索起来。
“啊！一切都在彭总的意料中。”陈兴允兴奋、激动。这不光是因为他具体感觉到未来胜利的巨大规模，而是他深切体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生动运用而产生了战争的转折点——从防御进入反攻。这战争的转折点，是非常复杂奇妙而又惊心动魄的。敌人声势浩大，步步进迫，高喊一战全歼我军，结束陕北战争。我军处境万分艰险，稍一不慎，就可能全军覆灭。可是突然战争的车轮要扭转了；敌人就要像摄氏寒暑表上的水银柱，突然从一百度降到零度似地垮下去。不错，按某种理由说，胜利在战斗打响以前就确定了。
彭总侧转身子，问那个青年军人：“还有什么新情况？”
那个青年军人掏出小本子，看着，说：“老乡们给我们抓来五个敌人的谍报人员，经过审问，又一次证实：敌人根据他们空军的侦察报告，把我们在葭县附近正在渡黄河的地方机关干部、家属、学生，当成我军主力部队。”
彭总把墙边的那个文件箱子搬过来，坐在桌子跟前，把摆在桌子上的材料、敌情报告、电报，一份一份翻着看。有些材料的字很小看不清，他就凑到灯前眯缝着眼睛看。
过了一阵儿，他凝视着墙上的地图，用右手把左手拳着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扳起来，又一个一个的压倒。计算着，思索着。
他稳晏晏地坐在那里，身子一动也不动。
彭总把看过的材料，一叠一叠整齐地放好。他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敌人，尤其是钟松，因增援榆林自认为是有功之臣，骄傲狂妄，轻视我军，因而也就易受片面和虚假情况的引诱，相信自己的主观臆断，分兵妄动。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没有不打败仗的。”他轻蔑地笑了笑，又望着陈兴允和那个青年军人，说，“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学到东西。敌人的错误，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那个青年军人，还拿着小本子，当彭总眼光落到他身上时，他又继续报告：“除了空中侦察，敌人获得我军情况的另一个办法是，查问我们最近释放的俘虏，特别是我们有意释放的敌人军官。”他把小本子急急地翻了几页，“我们昨天晚上，又把四个俘虏军官，带到适当的地方释放了，而且给他们暗示：我军已有一部分过了黄河。”
彭总说：“适可而止。这些作法，有经验的军人会识破的。”
那青年军人亲切地望着彭总，说：“是适可而止呀！”
彭总背着手，来回踱步，思量着，重复地说：“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像是这句话含意很深，他很喜欢它。
那个青年军人敬了礼，出去了。
彭总看着地图，又扳着指头计算了一阵。然后眯缝着眼，望着摇晃的蜡烛火舌，说：“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到自食其果的时候了。你看是不是呀？
……”彭总亲切地说话，让陈兴允拘束的感觉消失了。陈兴允有时候敬佩地望着这位眼里闪着威严光芒的人民战士，望着这位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儿子，望着这位意志和力量铸成的人。有时，他也看看那映在墙上的雄伟身影。
四点半钟了，蜡烛快烧完了，火舌摇晃着。一阵阵的清风，带来了山间野草野花的香味。夜晚是深远的，宁静的。窑洞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来了一个做机要工作的干部，送给彭总一份电报。彭总让他把电报放在桌子上，可是那个同志说：“三号，这电报也是九支队发来的。”
彭总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阵，脸上显出思索的光彩。他望着窑洞墙壁，仿佛眼光通过墙壁看到很远的地方。这是今晚九支队来的第五封电报。
陈兴允愣了一会儿，他想：“九支队？那不是中央机关的代号？啊，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的电报？”他觉着一种强烈的激动感情在汹涌，那颗军人的心在猛烈地跳动着。猛抬头，只见彭总望着他，就说：“彭总，还有什么指示，我可以走吗？”
彭总点头说：“可以！”他和陈兴允亲切地握手，又说，“三十六师是逃不过去的，我们很快就要同它交手的。”
陈兴允走出窑洞门，彭总送他出来，和他肩并肩，边走边叮咛：“请你告诉战士们，胡宗南看我们部队还不很充实，给我们送兵和武器来咯！”
“好的，彭总！”
彭总站在崖边，他能听见陈兴允往山坡下走的脚步声和沟里战马的嘶鸣声。背着手，巍然地屹立在那里，望了望哨兵的身影，又仰面凝视着北国漆黑的夜空；塞外刮来的风，把他的大衣的一角，微微扇了起来。……
陈兴允缓缓地骑上马，让马信步顺河槽走去，他沉入深思中了。参谋几次小声问他：“七○一，这一仗不打吗？”陈兴允根本没有听见。
河水哗啦啦地顺山沟流去，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后半夜天气有些冷，但空气却挺清新。山间野草野花散放着更浓的香味。
陈兴允让马有节奏地踏着小步前进。他觉得自己满脑子都是印象和心得。因为感情太激动，所以这印象和心得一时又整理不出个头绪。他只觉得兴奋、感动、信心充足，学了很多东西，像是自己忽然聪明了好多。
他把马的嚼口用力一拉，马跑了一阵，他又放松了马的嚼口，那匹枣红马又踏着小步走起来。
沿着大川道，处处都屹立着哨兵。他们不时地发出威严的喊声。露宿的战士们都抱着枪在河两岸睡着；炊事员背着锅，头垂在胸前拉鼾声。所有的驮炮牲口，都静悄悄地站在河滩里，连个响鼻也不打。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部队旁边来回走动。一切都显示着随时准备：走，打！陈兴允让马沿着小河走去，他可以听见战士的鼾声；说梦话的声音：“跟上……不……不掉队！”
陈兴允想：“多么紧张啊！战士们够累了！可是只要一声命令，这些忠心赤胆的战士，就会一跃而起，扑向敌人！”
陈兴允从彭副总司令想到战士们，又从战士们想到彭副总司令。他想起彭总说的：敌人可能分三路来，我们要打一次大仗；如果这一仗能打好，我们就能扭转西北战局，同全国各战场一道进入反攻。
他想到彭总接到九支队的那封电报。那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来电吗？一定是的；胜利的全部思想，都在那电报中，怪不得，彭总心里那么稳，那么有把握。……他觉得浑身都是热烘烘的力量，一夜没合眼，可是一点也不瞌睡。
远处有狗咬声、鸡叫声。陈兴允想：“天快明咯！”
他回头向参谋和通信员喊：“跟上！”双腿猛磕马肚子，马跑开了。
更深夜静，嗒嗒嗒的马蹄声，特别响亮，中听。
战马的铁掌，磕碰着石头，飞溅出火星！
拂晓，陈兴允回到纵队司令部，准备向纵队司令员报告彭总的指示和意图。
司令员说：“电话架起来了。彭总在电话中，已经仔细地给我讲过了。”
挂在墙上的地图下，丢了一二十个纸烟头。地图旁边的窗台上，丢着三四个烧得不能再点的蜡烛头。大约，司令员在地图下消磨了一个通宵。
司令员端着蜡烛，看了一看墙上的地图，又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显然心情很激动。
陈兴允猜想：“又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司令员向外看，黑暗已经悄悄地从他身边逝去，黎明爬上了窗子。他吹熄了蜡烛，说：“兴允，中央机关、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在我们驻地以北二十里的梁家岔。我原来想让你派一个勇敢、机动的团级干部带一个营，去给中央机关和毛主席担任警卫工作。现在不要了。马上要打仗，抽不出人来，我把纵队警卫连派去了，要他们去找任弼时同志接头。我很担心，因为毛主席知道我们派去了人，他就一定要把战士们打发回来。毛主席决不让我们把部队从战斗中拉出来去担任警卫工作。”
陈兴允一听到中央机关、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在自己跟前，就在最近这几天，他屡次经过的梁家岔，心头涌起一种不能抑制的欢腾情绪。他想起彭总接到的那封电报。他觉着，当彭总和他谈话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在他们身边，现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像是又在这纵队司令部。
陈兴允说：“司令员，你把纵队警卫连派去，那纵队直属队用什么掩护？我派一点部队来好吗？要嘛，我带一些部队去把警卫连换回来。＋h，说呀，只要你点头就行。”
司令员大声笑了，他说：“有什么关系？难道敌人敢啃我们直属队？对咯，你想去看望咱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兴允，这几天有的是机会噢！”三
十五日后半夜，镇川堡北面十五里——无定河南岸的下盐湾村一带，驻满了敌整编三十六师（军）的部队。
离下盐湾不远有个小村，村当中有一座院落。进了院子大门，迎面是齐整整的五孔石窑洞。这是当年地主的住宅，后来分给农民。如今，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和师司令部的一些重要头目住在这里。
正中一孔石窑洞里，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有几个参谋人员站在地图边，念着西北野战军的部队番号，并在图上查看位置。有时，他们低声交谈着，从那乐观的声调听来，他们对这正在查对的情况是摸熟识透的。现在还要来查对一番，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例行差事罢了。
钟松坐在行军床上，带着吃饱喝足以后的懒散劲，脸色是沉着而得意的。有几个军官坐在小凳子上，其中有一个不停地打饱嗝。地下扔了很多纸烟头、破纸片和几个“杜鲁门”牌子的空烟盒。看来，他们刚开完一个什么会议。
钟松站起来剔了剔牙缝的饭渣，说：“榆林的酒，味道还好，但是并不有名！”
一个高个子军官说：“是的，师长。听说榆林的栽绒毯很出色，我们也没来得及见识见识！”
钟松走到地图下，漫不经心地瞅瞅那些个参谋人员，来回踱着。他左手伸在空中，指头弹动，像敲什么鼓点子。他像是满意自己，满意那作战地图和参谋人员，就连这石窑洞他也觉得住上很舒适。
那个四十来岁的军官，矮个子，满脸起皱。他看见钟松满有兴致地打量窑洞，就很识眼色地说：“师长，像窑洞这样原始的住宅，也有它别致的地方，冬暖夏凉啊！”
钟松无意谈这些题目。他说：“刘军长的来电，你们看过了吗？其中大有文章！哼，哼！……想起来不愉快！在延安开的一次会议中，刘军长曾当众讥我长于议论。其实，我是不能不议论的。我以往反对，现在也反对那弥漫在指挥部的恐惧敌人的情绪。”他自负而又有讥讽地说，“某些靠运气爬上去的人，没有四五个旅的兵力，就连三五公里也不敢移动；至于夜间，那就几乎是带上六七个旅也不敢行军，不能作战！……这也差不多成了恐惧共军的流行病，真可耻。”他气愤得脸腮抽动。
钟松旁边坐的人，都尊敬而有趣地望着他。他们知道钟松是朝刘戡、董钊那般兵团指挥官放箭，但是有的人唯唯诺诺，有的人只用热烈的眼光表示钦佩钟松的意见。
那个低个子满脸起皱的军官，避开谈胡宗南的指挥部和兵团指挥官刘戡等人的题目，从正面提起了话头：“我们一个师越过沙漠地带，增援榆林，使共军措手不及而土崩瓦解。这简直是剿共战争的创举，范例！”
另一个军官附和：“钟师长高超的指挥和铁的决心，是这次进军成功的关键。”
钟松说：“的确，增援榆林之捷，会给那些葬送胡先生事业的人一些教益。同时，这也给全国剿匪战争提供了新方法。同事们常说，共军行动迅速，飘忽不定，难以捉摸。这种说法是有夸大成分在内的。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