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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具悲剧性的可能还是司马光。因为王安石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毕竟还能“长使英雄泪满襟”。司马光却只能背上“保守派”和“顽固派”的骂名,甚至被骂作“最没有头脑的人”。不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的《史记》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此司马也不是彼司马。但司马光决非没有头脑,甚至也未必就是“保守派”和“顽固派”。就算是吧,如果能让他作为在野党和反对派在台下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和监督,不也可以纠正王安石的一些错误吗?实际上,王安石的改革如果能够稳健一些,不是也不至于弄得那样民怨沸腾吗?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同样,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与否)划线,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那才真是哀莫大焉呐!
《帝国的惆怅》 荒唐的正义奸臣严嵩(1)
荒唐的正义
──读《明史•;奸臣传》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并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帝国的惆怅》 荒唐的正义奸臣严嵩(2)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是个混蛋。
《帝国的惆怅》 荒唐的正义混蛋嘉靖(1)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45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汉武帝,54年;第四明万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价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