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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学杂志》不谈麻将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文学杂志》产生在麻将桌上，如果有编辑政策，那也是决定在麻将桌上，到最后关门大吉也是在麻将桌上众谋签同，草草收殓的。从它的胚胎到呱呱落地，以及每月二十日亮相一次的辛苦过程中，伴奏的不是古典音乐，而是洗牌打牌的碎珠落玉盘的声响。
50年代最初几年，夏济安的生活习惯是每隔一星期的周末和刘守宜到崔书琴先生家中打桥牌，到寒舍打麻将，后来他打麻将的兴趣日益浓厚，几乎每星期六下午都来舍下作战了。
吴鲁芹提到的刘守宜是明华书局的老板。夏济安和吴鲁芹常一边打牌一边替刘老板出主意，希望他的书局格局能大一点。他们献了许多计，可是都是纸上谈兵，只有办杂志的事是愈谈愈认真。于是，在牌桌上边打边谈，至少谈了一年以上，终于在1955年下半年，谈出了一个结果，决定出版《文学杂志》，风格追随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创刊号诞生在1956年9月20日，从创刊号开始，其新诗部分就由余光中主编。刚退伍且新婚的余光中，对这项任务抱持严谨的态度，他可是惟一不打麻将的工作同仁。吴鲁芹这样记述当时的余光中：
从创刊号起，凡是新诗都是送请余光中过目，决定取舍。他那时还是青年，但是为人做事都十分老成持重，毫无某些青年作家的浮躁之气。《文学杂志》每期刊载新诗并不多，编排也十分老实，但是不止一次我见到光中在守宜的客厅中坐候，等人从印刷厂取回新出的一期样本，看了看他负责的新诗栏没什么毛病才放心。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寡言笑，认真，就连坐在那里也是坐得端端正正的人。
《文学杂志》出了几期后，就转移阵地到刘守宜家的防空洞上加盖的危楼。“编辑部”除了两张书桌外别无长物，不过空下的地方正好可以摆两桌麻将，牌桌上的战友，也就是杂志社的撰稿人或工作人员，办杂志打麻将似乎都是求快乐。杂志虽然在文学领域中攻城掠地，却在市场上打了败仗，这种浪漫的文人杂志，终究无法永续经营。《文学杂志》在麻将声中出了48期（1956～1960）后，终于停刊。
余光中也因1958年10月赴美进修，交出了编诗的工作。不过，1959年他回台后，又应邀主编《现代文学》和《文星》的诗稿。
以文会友
1981年，吴鲁芹去世，余光中在痛惜之余，写了《爱弹低调的高手》一文追念，对吴氏当年如何提携
后辈，如何大力支撑《文学杂志》，有一段叙述：
一般人提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那班作家辈出，都归因于夏济安的循循善诱……据我所知，如果夏济安是台前人物，吴鲁芹则是有力的幕后功臣。50年代吴氏在台北各大学兼课，但本职是在“美国新闻处”，职位尊于其他中国籍职员……如果不是吴鲁芹去说服“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可能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吴氏赏识，援例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
其实，吴鲁芹对台湾文学的贡献还不止如此，余光中又说：
当时的“美新处”还出了一套台湾年轻一代作品的英译本，主其事的也是吴鲁芹，被他挑中的作家和画家，日后的表现大半不凡，也可见他的眼光之准。我英译的那本青涩而单薄的《中国新诗选》也忝在其列。书出之日，还有酒会庆祝，入选诗人包括纪弦、钟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杨牧、痖弦、方思。胡适更以中国新诗元老身份应邀致词……此事也由吴鲁芹促成，暗中把朋友推到亮处，正是他与宋淇共有的美德。
余光中和吴鲁芹结识，真的是典型的以文会友。年轻的余光中，外表虽老成，其实对八股文最讨厌。有一天在《新生报》副刊上读到吴鲁芹的《谈文人无行》，觉得笔锋凌厉，颇有钱鍾书的劲道。大喜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响应，并且迫不及待地打听到作者的本名为吴鸿藻，在“美新处”工作，于是立刻去拜访他。这样主动结交颇不寻常，如果不是非常欣赏，余光中不会如此。
吴鲁芹认识了这位台大外文系的高材生，发现他不但会写诗，还会译诗，就把余光中发表在《学生英语文摘》上的几首译诗寄给宋淇。宋淇正在香港编《美国诗选》，立刻请余光中与他合译。就在这种亦师亦友的鼓舞下，余光中认真地译起诗来，这段因缘，他始终铭感于心。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蓝星一颗颗亮起
《公论报》每周腾出一个版面给《蓝星》，对于50年代现代诗的创作有重大贡献。余光中主编期间，不但出现了许多新秀，而且引来了原属现代诗社的诗人，包括向明、阮囊、吴望尧、叶珊、虹、周梦蝶、袁德星（楚戈）、黄用、张健、金狄（蔡绍班）、痖弦、洛夫、辛
郁、管管等人。有时候，余光中也会把部分作品移到《文学杂志》上去，一时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其中纪弦、覃子豪、痖弦、郑愁予的作品更是普受模仿。
蓝星诗社士气高昂的时期，内部却也出现了纷争。先是因为覃子豪好大喜功，独揽大局，惹得大家不太高兴。后来加入了两位大将：黄用和吴望尧，对于覃子豪的翻译和诗学不甚佩服，而且发现覃子豪在《论现代诗》一类的书中颇有错误。初生之犊的黄用，自恃才学，对前辈欠缺恭谨，加上和他联手的叶珊、洛夫等人，有时让覃子豪下不了台，形成冷战。
1958年夏天，原属现代派的罗门跨社来归，有人笑称他是受蓉子影响而投奔“敌营”。7月1日，蓝星诗社庆祝《蓝星》周刊两百期，在中山堂颁发“蓝星诗奖”给吴望尧、黄用、痖弦、罗门四人，奖座请杨英风设计，由梁实秋颁奖，余光中致词，覃子豪担任主席。当天应邀观礼的人很多，包括《文学杂志》的夏济安和现代诗社的方思，场面热烈，蓝星诗社的诗人都很兴奋。
《蓝星》周刊后来虽然停刊，但是同仁夏菁和吴望尧又再接再厉，在1958年末余光中留美时，创办《蓝星诗页》，后来余光中、罗门、蓉子、王宪阳都接棒主编过一段时期。《蓝星诗页》上出现了一批新秀，包括曹介直、陈东阳、王宪阳、吴宏一、菩提、白浪萍、方艮、方莘、旷中玉、刘延湘、楚风。不过由于笔名盛行，其实有些新名字原是旧人，像胡筠原是虹，汶津原是张健。余光中有次主编女诗人专号，因为来稿不够多，一时戏谑，用“聂敏”的笔名写了一首诗，挑起了周梦蝶等一些男诗人的绮想，纷纷打听聂敏是谁。余光中暗里窃笑：聂敏者，匿名也。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现代诗论战
蓝星诗社培植了一批诗人，早期出版了24种“蓝星诗丛”，后期也出版了十几种“蓝星丛书”，规模之大，超过了当时的其他诗丛，虽然内部渐生龃龉，但是对外又很团结。因为诗社活跃，招来保守派的攻击。首先是苏雪林和覃子豪为了象征主义的解释涉及现代诗的评价，在《自由青年》上展开论战，继之是余光中和言曦为了更广泛的问题，在《中央日报》副刊、《文学杂志》、《文星》之间掀起争辩，引发一场混战。当时捍卫现代诗的有虞君质、夏菁、黄用、吴宏一，攻击现代诗的则是吴怡、高阳、陈慧等人。其间，《创世纪》季刊也曾声援，而最微妙的是，原先的敌人纪弦也在余光中的力促下发表《我的立场》，以示支持。
那场论战延续了好几年，结果是现代诗稳住了阵地，继续蓬勃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读者。经历过激烈的论战后，蓝星诗社也自我调整了步伐，转向积极的大众化。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举办大型的现代诗朗诵会。余光中回忆：“听众一次比一次多，反应一次比一次热烈。”
许多文艺青年都亲历过那样的朗诵会。事隔二十几年，与余光中成为中山大学同事的黄碧端说，1964年3月30日晚上，余光中主办“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她也坐在耕莘文教院的礼堂中，聆听众诗人朗诵。陈芳明更以近乎“朝圣”的心情去参与盛会。那晚以台大吉他社社长身份为诗人们伴奏的，就是日后的名作家张系国。
物换星移
1958年，余光中留美期间，覃子豪和黄用、叶珊、洛夫之间的龃龉终于引爆，竟致反目。次年余光中返台，努力挽回覃黄之间的僵局，双方也给足了余光中面子，维持相当礼貌。可是人生聚散自有天定；再次年，黄用和吴望尧先后离台，并告别缪斯；第四年，夏菁也离台了；第五年，覃子豪逝世。其间，连余光中也和覃子豪因种种误会不幸渐行渐远。蓝星的发展史可以覃子豪逝世做为分水岭，到了后期，罗门、蓉子、周梦蝶、向明、
虹、张健等人就成为主力了。
回忆蓝星诗社，余光中仍有无限怀念。提到覃子豪，余光中认为他是一位杰出诗人，对现代诗的贡献也很大，确实是现代诗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当初跟他的合作富有意义，虽然后期双方疏远，但是仍保有许多愉快的回忆。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巨变的一年
1958年是巨变的一年。
母亲孙秀君积劳成疾，在端午节之后住进台大医院。自从嫁入余家以后，她显然没享过福，永远是劳碌。两次逃难，丈夫都不在身边，孤零零一个人带着独子跑遍千山万水！在余光中的回忆里，母亲在油灯下扎鞋底的形影永难磨灭。还有中学时期，每次从朱氏祠堂返校，母亲总是殷殷送别，然后伫立山头，一直守望着孩子走下山去绕过谷底，消失在另一座山后，那“望子石”的姿态也永远留在人子心底。
余超英重视乡亲，经常招待朋友乡亲在家吃饭，有时候亲友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范我存嫁入余家后，对温婉贤淑的婆婆很心疼。提起婆婆的早逝，她曾语带埋怨地说：“那年端午，天气很热，公公又请了很多人在家吃饭。婆婆累了一天，后来草草地吃了些剩菜，又吃了冰西瓜，第二天肠胃就不舒服，肚子痛了好几天。我陪她去照片子，医生说是胰腺癌转为肠癌，住院后不久就过世了。”
范我存回忆，余父好客，爱热闹，实在累坏了余母。在还没有电话的年代，余父经常在未先预告的情况下，一下子带回四五个人回家吃饭。还有永春那些同乡，有人退伍找不到工作，就住在余家，由余母张罗一切。余父是个一介不取的公务员，家中经济来源固定，所以余母就在后院种菜、养鸡，聊以自力克难。
余母很瘦，身体一直不硬朗。也许是强大的爱心使然，她硬撑着。有几次她已入睡了，余父半夜带朋友回家，还会叫她起床去张罗宵夜。范我存不忍，后来就劝阻公公说：“巷口就有卖馄饨的，买回来吃不就得了吗？婆婆已经睡下了，就别叫醒她了。”
孙秀君住院，正逢范我存初次怀孕，挺着大肚子，也不便在医院进进出出。家人的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为了迎接新生命而兴奋，一方面却为住院的病人感到忧伤。
与父母亲于台北同安街。1951年2月。
6月10日，范我存在内江街的一间妇产科医院分娩，产下了长女珊珊。余光中初为人父，满心欣喜，一个人去巷口吃了烧饼油条，算是庆祝。他还为珊珊逐日写日记，记下珊珊每天的成长和变化。珊珊提起这件事，眼中闪闪发光地说：“她们（指妹妹们）出生都没有，爸爸后来太忙，就不记日记了。”
珊珊满月前六天，余母却抵不住癌细胞的侵蚀，病逝在台大医院，来不及看孙女一眼。生平只有一个独子，其实这无缘的祖母最渴望家里有个女孩。珊珊之名即暗寓“姗姗来迟”之恨。余光中在哀伤和混乱中办完母亲的后事，含泪写下《招魂的短笛》：
小小的骨灰盒梦寐在落地窗畔，
伴着你手栽的小植物们。
归来啊，母亲，来守你火后的小城。
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
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
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
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
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
梦见你的母亲。
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
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