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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你的母亲。
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
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
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
劬劳一生的孙秀君，一辈子付出绵绵的爱，对丈夫，对儿子，无怨无悔永无止境地牺牲，还来不及抱第一个孙女，就离开了人世。她逝于7月4日；那年，她才53岁。所以每年美国国庆，余光中的心情却是哀沉。年来年去，他为亡母写了许多追思的诗。直到64岁，他还写了一题三首的组诗《母难日》。70岁庆生的“重九的午后”朗诵会上，他更亲诵此诗。
以现代眼光来看，余超英是很传统的丈夫、父亲。受过教育的孙秀君也是传统的贤妻良母，鹣鲽感情笃厚。孙秀君临终前，放不下心的还是丈夫，再三叮嘱儿子要好好照顾父亲，并且央求孙静华——范我存的母亲，一定要搬来余家同住，大家有个照应。
“我失去了一位母亲，上天又为我补了一位。”就这样，余光中的岳母就搬来余家和他们同住，一直到92岁高龄才逝于高雄。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余光中面对了一生一死、一喜一悲，冲击无限。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即将赴美深造。离开家人，远走异乡，饱尝了别离苦，却仍满心期待地走进另一个宽广的世界。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附：母难日
（三题）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矛盾世界
快乐的世界啊
当初我们见面
你迎我以微笑
而我答你以大哭
惊天，动地
悲哀的世界啊
最后我们分手
我送你以大哭
而你答我以无言
关天，闭地
矛盾的世界啊
不论初见或永别
我总是对你大哭
哭世界始于你一笑
而幸福终于你闭目
天国地府
每年到母难日
总握着电话筒
很想拨一个电话
给久别的母亲
只为了再听一次
一次也好
催眠的磁性母音
但是她住的地方
不知是什么号码
何况她已经睡了
不能接我的电话
“这里是长途台
究竟你要
接哪一个国家？”
我该怎么回答呢
天国，是什么字头
地府，有多少区号
那不耐的接线生
咔哒把线路切断
留给我手里一截
算是电线呢还是
若断若连的脐带
就算真的接通了
又能够说些什么
“这世界从你走后
变得已不能指认
唯一不变的只有
对你永久的感恩”
1995年11月5日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余门几学士？
从１９５６年夏天退役，在东吴大学为夏济安代课开始，到１９９８年为止，余光中已教了４２年的书了。
从代课、兼课，到专任；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系主任、院长、讲座教授，余光中教过的大学，专任的有师大、政大、香港中文大学、高雄中山大学；兼任的有台大、东吴、东海、淡江，教过的学生至少在两千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前后四年，以傅尔布莱特访问教授名义两度赴美讲学，教过的那些碧瞳弟子。论年资，够长久的了；论经历，够丰厚的了。
做一个专任教师，想把书教好，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又要翻译、评论、评审、演讲、开会、旅行，文学活动既多且广，行程排得密密麻麻。令人惊讶的是，他却能把每一桩事情做得井然有序。
从他在师大英语系教第一班学生开始，余光中就是个认真、踏实的老师，一直到退休前的最后一班学生，都能深刻感受到这位老师的热情与活力。
香港文坛上有所谓“余派”诗人，中山大学里也有余门弟子：文学院院长钟玲，外文系系主任王仪君，图书馆馆长苏其康，外文系副教授张锦忠，都是余光中的及门高足。现在，他们早成了同事，也有了共同的学生，师生三代同堂，传为学府佳话。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的重九佳节，为余师合编祝寿诗文集《与永恒对垒》的，正是这“余门四学士”，不，“余门四博士”。
文坛佳话
有时候，老师的老师成为学生的话题，王仪君有一次就透露了老师当年常夹带禁书给学生看，带点炫耀，带点顽皮的味道。
钟玲是余光中的得意门生，两人亦师亦友，又先后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从香港时期起，钟玲可说是一路追随着老师而来的，不过回忆当年，钟玲却说她一直很怕这位名师，即使写了那篇评《火浴》的文章后，也还是怕。她描述１９６６年在台大外文研究所初见余光中的印象：
他端坐在三轮车上驰过，挺直的身躯，肃穆的面容，好像校园里盛开的杜鹃花只不过是云雾，路上步履轻快的学生只是一团团水汽。望着他蜡白的脸，我心想，他真像一座大理石雕像，飞行的雕像。
他一副稳如泰山的架势，开口非常慎重，一个字一个字好像金子一样吐出来。有时下了课，我鼓起勇气去问问题，也要先斟酌措辞，才敢上前，生怕说错了话。
钟玲这番话，其实正是许多人初识余光中的想法，可见他从年轻时起就有这种气质和气势，到了晚年更加令人仰之弥高，谁敢在他面前造次？
钟玲才识过人，那年在余光中班上，对于老师刚发表的《火浴》一诗，认为未臻至善，写了一篇评论，投到《纯文学》去，可是遭到退稿。她不死心，索性直接交给老师，没想到余光中看后，非常激赏，不但推荐给《现代文学》，还接受了她的批评，把《火浴》改写，加了一段，诗后并附小跋：“现在我接纳了她的意见，从原有的四段扩充到目前这种格局，不知道她看后会不会多加我几分？”余光中的雅量不但令钟玲大吃一惊，也在文坛上传为佳话。
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余光中在台大本部及研究所各开了一门课，三年级的苏其康有缘选修他的“英美诗选”。对于中学时期就读《逍遥游》和《五陵少年》的苏其康而言，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苏其康还记得，余光中在台大总是穿西装，打领带，十分洋派。不过有一次，他到师大，看见的余光中却是长袍搭围巾，颇有“五四”余风。
“老师很风趣，而且非常通融，”苏其康说他有一次期末考，竟然记错考试日期，结果全班都考完了，“我想这下子完了，不知该怎么办。鼓起勇气打电话给老师，他也没有责备我，沉吟了一会儿，就说：‘这样吧，下礼拜到师大来跟他们一起考好了。’”
“那一年在台大，班上有二十几个学生（好像多是侨生）和老师处得较熟。有一次，老师突然心血来潮地说：‘全部到我家去吃饭吧。’大家喜出望外，跟着老师回家。那晚，我们吃到了余师母的鱼排大餐，齿颊留香至今。”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上课是一种享受
苏其康非常推崇余光中的翻译功夫，说他“随口译出的中文，流畅而漂亮”。中山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上闵也说：“余教授的翻译就是比别的老师高明，同样的课文或诗句，他译出来就是不同凡响。”另一位女同学叶羽珊在选修余光中的“英美诗选”前，已先向学姐们打听过了，知道他的课量多质优，如果心存侥幸，就不要选。
刚开始上余光中的课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自然也很怕他，甚至在校园里遇见了，都不太敢打招呼。后来才逐渐发现老师很开明，很幽默，这班年轻学生私底下都称余光中为“余爷爷”。
余光中教学的态度，４０年如一日，特别注重学生的发音，每堂课都要抽点学生起来朗读，发音不对必加纠正，朗读就列为平时成绩，所以学生上课之前都要熟读课文，不敢蒙混。
余光中的英语带着英国腔，亦即他自己戏称的“不列颠腔”，清晰而漂亮，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学生都认为上他的课是一种福分，一种享受。
建中毕业的马上闵，中学时期就奠定良好的英语基础，最欣赏余光中用地理观点来讲文学史，不论哪一位英国诗人，余光中都能随手画出其生命的地图，叙述其生平，像在娓娓谈一位老友。如此一来，课文就变得亲切而有情趣了。
年轻一代的学生眼中，余光中显得顾盼自在，看不出他的情绪有何波动。只有在早上第一节课，看到缺课的学生多时，就会取笑说：“怎么又是老人等张良？”
“起不来呀！”学生们还振振有词。
“我都起得来，为什么你们起不来？老人等张良，要是不能起早，如何能授兵书？”
他喜欢认真有才的高足，但是也不故意刁难庸愚，被他挡掉的学生，一定是相当差的。换句话说，他并不以自己的高标准去要求学生。
喜欢年轻的面孔
余光中课余的
活动繁多，但是他怕耽误学生的课程，绝少请假。半世纪来，他勤挥五彩之笔，几乎一年出一本书，可是改起学生的作业来，却仍是红批密密麻麻，一丝不苟。
刚到中山大学的头几年，他在写作、教学、行政之余，还常领着研究班的学生去游山玩水，而由王庆华充当导游，似乎十分逍遥。每星期至少有四个中午，他都和研究生一起吃便当，此时谈兴最浓，往往出口成趣。他戏称那些女生为“村姑”，而“村姑”们也都嘻嘻哈哈，不怕老师。几年来常陪余老师吃５０元便当的研究生，包括陈亚贝、陈淑莉、唐慧容、何瑞莲、吕昀珊、郑淑锦，和外所的男生陈敬勋，还有本所的“文姐”。日后她们回忆，都不胜依
依，每逢重九，这批分散各处的学生，都会相约赶来，为老师祝寿。
有一次，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做证婚人啦，为宝宝取
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村姑们哈哈大笑。
有时候，余家的女儿看他跟学生嬉闹，反而觉得很不习惯。在她们印象中，除了幼年跟爸爸这么亲热过，长大后已罕有这样的光景。
担任讲座教授的余光中，每周排六节课。他仍然每天一早上班，天黑才回家。没课的时间，他就待在研究室里，有时候写东西，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处理四面八方邀请写稿、演讲、评审、上电视等等的要求；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只是望海冥想。即使年届七十，他那颗敏感善感的心，依然如故。他的女儿们都说：“爸爸真的很爱教书，他喜欢那一
排排年轻而美丽的面孔。我们都担心他退休后，会适应不良。”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假如我有九条命
相形之下，作为余光中的朋友，似乎远不如学生幸福。不过，他实在无可奈何。
余光中在《假如我有九条命》一文中写道：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
从这段文字，不难解读他的交友之道。
余光中常抱怨早年他父亲像孟尝君一般，经常招待乡亲朋友，把家开放成旅馆、餐厅。据幼珊回忆，爸爸不高兴时，根本就不出来见客，连招呼都不打。但是后来他组诗社，家里也经常高朋满座；教书后，又常请学生回家吃饭，偶尔也会留客住宿；在香港时期，家里更是“宾至如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