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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部的精神和时间都放在文学上，生活的琐碎细节根本无法进入他的世界。”余家的女人都以宽厚的眼光看待余光中。不过，几个女儿都认为爸爸有严重的“恋母情结”：因为不管是祖母、外婆、妈妈，都宠着他。幼珊后来常对母亲说：“爸有许多习惯都是被宠出来的。”
范我存年轻的时候，把全部心力都奉献给家庭，直到孩子大了，才开始发展自己的兴趣。在香港时期，她和钟玲结伴一起赏玉买玉，慢慢变成了行家。到高雄后，渐渐有人找她讲玉，她也就在城里的别屋开班授课。研究古玉，一定要了解历史背景，范我存乃下功夫不断读书自修。她的口才本来就好，讲起课来，颇能引人入胜。
后来“高雄市立美术馆”成立，范我存自动申请当义工，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馆长黄才郎隔了好久才发现。担任美术馆导览，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每换一档展览，就要预先上课。范我存敏于学习，加上原有的艺术根柢，渐渐成为美术馆很受欢迎的导览。
范我存善交朋友，活动也多，不再像年轻时生活总以丈夫、孩子为中心。有时候她一出门就是一整天，余光中一人在家，难免感到冷寂。他喜欢全家人都在，最好是各人做着自己的事，谁也不干扰谁，但晚餐要齐聚灯下，共享美肴与趣谈。他有得意的事，也总等晚餐桌上才讲。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和四个女儿的关系，也是云淡风轻。看着她们逐渐成长，童话变成了现实，余光中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拿这几个大女孩怎么办。早年，他以诙谐的笔调写了《我的四个假想敌》，写自己长期住在“女生宿舍”，看来似乎轻松，其实有点惊怅于女儿的成长。
“小时候，爸爸喜欢捏我的下巴，”佩珊说，“有一天突然发觉爸爸很久没有这动作了，才意识到父女疏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敬畏爸爸，几乎把他神格化了，”佩珊是四个女儿当中比较顽皮的一个，“现在我比较不怕他了，有时候还敢去撩拨撩拨他，譬如生日时在他脸上抹奶油，开开他的玩笑。”
其实余光中对女儿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多少也承袭了他和父亲的关系。
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说对女儿的关爱与思念，往往靠电话线来传递。不过，打电话的人往往是妈妈，他偶尔插入，或靠妻子传达。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总是问‘你们那里天气怎样’？要不就是‘你们校长如何如何’。奇怪了，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没办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说，“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像的天地，很少跟我们闲话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总喜欢谈文论艺。”
四个女儿中已有两位博士。长女珊珊在堪萨斯大学修完艺术史后，久住纽约，已是一对儿女的妈妈；次女幼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乃返回中山大学，留在父母身边；三女佩珊是营销学博士，返台后应聘在东海大学授课；幺女季珊留法五年，学广告设计，常住温哥华，余光中所译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封面就是由她设计。
四个女儿都搦笔能文，有艺术家的潜能，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继承父亲创作的衣钵，提起此事，余光中总是埋怨“她们大都懒于动笔”。
珊珊其实并没闲着，只是兴趣转移到艺术批评，她为台湾远流出版社翻译了两巨册的《现代艺术理论》，分量可观。《新朝艺术》杂志近在台北创刊，聘她为北美特约撰述。佩珊也为台湾天下文化、远流翻译了三种企管学的名著，印行颇广。幼珊成了华兹华斯专家，所写都是文学批评。
对余家的女儿来说，有一位文豪爸爸，压力自然十分沉重。潜意识里避开文学之途，该是很自然的发展。
“我们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爸爸了，所以干脆不写。”这是幼珊的理由。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清淡中有深情
有一年，余光中生日前夕，幼珊写了首诗送给他，等了几天不见反应，幼珊忐忑不安，私自投稿给联副。痖弦收到后，打电话来问，要不要配合时间刊登？这时余光中才说：“糟了，我已经投给《中华日报》了。”不久女儿的“处女作”见报，做爸爸的郑重剪贴珍藏。
佩珊也有挫折的经验，她曾想参加两大报的文学奖，“可是就因为爸爸是评审而被迫放弃”。不过她知道自己将来还是会回到文学之途，“可是我一定不写诗”。
珊珊也不想把写作当使命或正业，“那太痛苦了！”她宁愿随兴而写，反而自在。
有时候，余光中会羡慕杨英风有女儿担任经纪人，而他却要一切自理。在余光中眼中，四个女儿都各有个性，所以父母一向听其自然，近乎道家。他说她们：“变来变去，不知道在想什么。”
女儿们长大了，可是在余光中眼里，她们永远是
孩子。在《我的四个假想敌》一文中，情窦初开的女儿，如今都是女人了。结了婚的女儿，他希望她们婚姻美满；没结婚的呢，他又暗自着急，怕她们寂寞。不过在女儿面前，他什么话都不说，习惯把一切藏在心底，只敢向妻子间接探听。他认为，女儿私情天经地义应向母亲倾诉，向父亲恐难启齿。他出身外文系，却仍是中国的读书人。西洋父亲搂着娇女私语窃窃的温馨，他很羡慕，但无能为力。
１８0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奇怪，跟爸爸很久不见，应该有很多话说，可是才说几句就没了。”珊珊认为父亲不惯和别人贴得太近，即便是自己的女儿。
其实四个女儿都继承了爸爸（爸爸却说是妈妈）的性格。她们都知道爸爸最喜欢撒娇的女人，可是她们四个都不会撒娇。她们看起来都很文雅，可是性格却各有棱角，不易拼图。
罕见余光中当面夸奖女儿的表现，可是只要女儿表现优异，他却会在背后向人宣扬。这一点，恐怕也是当年余父对待余光中的模式。
余家人的关系，清淡中蕴藏着深情，许多没说出口的话，没做出来的动作，蕴在心底，水深流静，何必波纹。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附：我的四个假想敌（1）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惟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
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儿，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toBeSungbytheFatherofInfantFemale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Mydreams；Ifear；areinfanticid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
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