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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楼朝西、可以观赏海上落日的研究室，将长久保留。多年以后，或将有人来此惆怅一代文豪留下的芬芳吧。
成就可观的诗文大家
在余光中的书架上，有整整两大排供着他自己写的书。从１９５２年大四那年出的第一本《舟子的悲歌》到１９９８年的《蓝墨水的下游》，他已经出书４９种。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悠悠４７年里，平均每年出一本书。和职业作家比较，也许数量不算最多，但是以一位非职业作家来说，这样的成就是足以傲人的了。
余光中在教学之余，竟能长保多产，诗、文、评、译不断，主题丰富，风格多般；巨制小品，或雄浑奔放，或阴柔曲折，或庄或谐，或俚或雅，千汇万状，都紧紧扣人心弦，始终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焦点，史家早誉为“五四”以来成就可观的诗文大家。
黄维梁推崇他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６０年中，论作品之丰富，思想之深广，技巧之超卓，风格之多变，影响之深远，余光中无疑是成就最大者之一。”
１９８５年“时报文学奖”将新诗推荐奖颁给余光中，颜元叔特别以《诗坛祭酒余光中》一文来为他定位。
１９９８年，黄国彬在《余光中的大品散文》论文中，推崇余氏的淋漓大笔为“五四”以来的散文所未曾有。两岸开放以来，大陆的学者、作家，包括卞之琳、柯灵、谢冕、孙绍曾、流沙河、李元洛、古远清、刘登翰、余秋雨、徐学、楼肇明、冯亦同等，对他的评价都很肯定。
十多年来，余光中的名字和作品在大陆迅速地流传开来。向明认为，余光中是台湾作家中被大陆排名前列的一位。最早将余光中作品介绍给大陆读者的四川名诗人流沙河曾说：“60年代‘文革’方酣，余光中出版了《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两本诗集，竟敢预言‘我们不要忘了，七万万个中国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读者’，其人之自信之自负可以想见，不过，他的预言已应验了，有啥办法？”
余光中对于文学创作的确很有自信，早在《蒲公英的岁月》一文中，他就预言死后“人们还会咀嚼他的名字，像一枚清香的橄榄”，又说“他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为荣”。
“他当然可以自信，”痖弦说，“余先生是位文学通人，诗、散文、评论、翻译，他占全啦。不论在台湾、在大陆，很少有人具备这样完整的条件，而他也充分发挥了这些条件，多年来经之营之，从没间断过。他是“五四”以来创作量最丰的一位，我还没见过第二位。他几乎是以文学为天职，在文学的领域里，他不但独善，还兼善天下。从早年主编诗刊，大力提携后辈，到今天，已经是大师级文人了，还到处去演讲，又从不计酬劳，这真不容易啊。他功成名就，当之无愧。”
谁不想用他的稿？
余光中的著作４９本，其中诗有１９本，散文及评论也有１６本，大多数的书都属于长销，每年或隔年就会再版；其中以《莲的联想》销路最好，最初由文星出版，就出了七版，后来辗转到时报出版公司手中，前后加起来至少出了三十版。纯文学出版的几本散文，如《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等，每本平均也都出了十三四版。洪范书店出版余光中诗集最多，前后有《天狼星》、《与永恒拔河》、《余光中诗选》、《隔水观音》、《紫荆赋》、《梦与地理》、《安石榴》、《双人床》；散文集有《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主编文集还有《文学的沙田》。九歌则出版了散文集《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及评论集《从徐霞客到凡高》、《井然有序》、《蓝墨水的下游》。大地出版社所出的诗集《白玉苦瓜》及翻译《凡高传》，也各出了近二十版。
有人说余光中和各大报副刊主编关系良好，所以诗文总能见报，并且显著刊登，有时还原稿制版。其实他私下和副刊主编们很少应酬。
“哪一个副刊不想用余先生的稿子？”痖弦说，“他的手稿总是写得整整齐齐，看了都舒服。我们舍不得拿原稿去排版，怕弄脏、弄丢了，常影印他的手迹，把原稿留下来纪念。”
痖弦曾一本正经对余光中说：“你的稿子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余光中不解。
“如果出了错，可不能以手民之误来搪塞。”
以编者对作者的关系而言，痖弦更是尊敬余光中，“他从不计较稿费，也不要求配合打书，有些作者和我们发生的不快，从不发生在他身上。有时候他反而要求我们缓一点刊登，怕登得太频繁不好。以他的名气和地位，再加上如此多的优点，谁不想用他的稿？”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璀璨的五彩笔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余光中一直是文坛的巨擘，学界的名流，为社会所瞩目。经过这么多年，当初和他一起崭露头角的作家、曾经并肩捍卫现代文坛的同袍，大多已经停笔：有的江郎才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有的向现实低头，别有追求。余光中也说：“但是如果我不教书，光靠写作，还是会饿饭的。”
早在大学四年级时期，余光中就紧接在覃子豪、钟雷之后被票选为十位最受欢迎的诗人。１９６２年，台湾地区“中国文艺协会”颁给他新诗奖。由于文学及学术上的杰出表现，１９６６年他当选台湾地区十大杰出青年。１９８２年，他以《传说》一诗获“新闻局”金鼎奖歌词奖。１９８４年，他以第一位非本省籍作家获吴三连文学奖散文奖；同年又以《小木屐》获金鼎奖歌词奖。１９８５年获《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１９８９年，他因主编九歌版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又获金鼎奖图书类主编奖。１９９０年，《梦与地理》诗集获台湾地区文坛大奖。１９９１年，他应美西华人学会之邀，在洛杉矶发表演讲，并接受该会颁发的文学成就奖。１９９４年，《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颁给他的《从徐霞客到凡高》；１９９６年，该奖又颁给他的《井然有序》；两年后，该奖再颁给他的散文集《日不落家》。１９９８年，台湾地区“中国诗歌艺术学会”主办的诗歌艺术奖，赠给他“诗歌艺术贡献奖”；同年，“文工会”主办第一届“五四奖”，余光中获“两岸交流贡献奖”；紧接着“新闻局”又赠他“国际传播奖章”。其实这一年，他还得了别的奖，包括他执教的中山大学的“杰出教学奖”。
黄维梁曾说：“在绵长逾４０年，出书逾４０本的写作经历中，这位现任笔会会长，左右手所握的是五色之笔。余光中凭其璀璨的五色之笔，耕耘数十年，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其诗风文采，影响深远。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余光中在新诗上的贡献，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在现代散文的成就，则有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
余光中自己却戏言：“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又说：“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
回顾四十余年写诗的路程，余光中说：“我是先接受格律的锻炼，然后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混乱之意，也正是我在诗艺上努力的方向。”他希望将来还能写长篇的叙事诗和组诗，例如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分写一个大主题。
在散文方面，３０年前的余光中，文气豪健，笔势纵横，幻觉风雷就在掌中，沛然不可阻挡。中文在他的笔下发挥得淋漓尽致，文法和修辞的常规每每被他突破，感性的强度因而大增。现在那股勃然动力已趋于缓和，流露出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我淡出，取代的是清明的观照。
其实，余光中心中还有许多想写而未写的诗文，远从抗战时期的中学生活，近到晚年的游踪经历，他有意留在退休后慢慢追记。
至于翻译，也是他退休后的重要工作，在他的计划里，罗特列克、窦纳、艾尔·格瑞科等画家的传记，都值得一译。王尔德四本喜剧他已译三本，只剩下一本《无足轻重的女人》了。
深爱艺术的余光中，还有意挑选西洋名画，各配一篇解说，出一专书。以他对艺术的专精，做这工作，当能胜任愉快。
“退休之后，每天吃罢早餐，当可开始写作了吧。”这是他对退休生活的初步规划。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最后的守夜人
虽然精通多般文艺，擅挥五彩之笔，但是诗仍然是余光中的最爱，他也最乐于做一位诗人，尽管不少人更爱读他的散文。
写作是他一生的职志，他深信艾略特所说：“一位艺术家，在十分诚恳地为其艺术工作时，即等于为其国家和全世界服务了。”
早在１９７３年，余光中就在《守夜人》一诗中坚决宣称：“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枝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即使围我三重／困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缴械，那绝不可能……／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余光中在４０岁前后的中年，将老未老，为“我究竟是谁”而既怅且惊，常与自我反复争辩。既入老年，反而有“就位”之感，不再为自己的定位上下求索了。６０岁以后，他的诗有一种奇异的安详、宁静。一头白发坐对茫茫的海峡，他在俯临西子湾的窗下，看透沧桑地写下《后半夜》：
而今六十都过了，他不再
为忧惧而烦恼，他的额头
和星宿早已停止了争吵
夜晚变得安静而温柔
如一座边城在休战之后
当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
有谁呢，除了桌灯，还照顾着他
像一切故事说到了尽头
总有只老犬眷眷地守候
一位英雄独坐的晚年
有灯的地方就有侧影
他的侧影就投在窗前
后半夜独醒着对着后半生
茱萸的孩子，五陵的少年，这一生，他从来就没有轻松过。对于文学创作的薪传，他有“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坚贞。他自负又自嘲地说：“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平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我写作，是为了炼石补天。”
果真，余光中吐出了晚霞满天，令人神移目眩。不朽，真要加冕在他的白发上吗？当日口吐长虹的五陵少年，终于要得道登仙了吗？却仍然深宵不寐，为世纪末守夜，与永恒拔河。他的头顶似有光环，此生一直飞跃在“奇异的光中”，看来中国真将以他的名字为荣。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后记
“为什么是你？”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感好奇与疑惑，想知道我为什么有资格为文学大师余光中写传记。
这事有一点儿曲折。１９９７年7月，高雄市计划要为在地作家余光中、叶石涛出版文化资产丛书，并请他们自行推荐撰稿人。当时余先生即将赴英国开会，行前寄回推荐表，推荐了我和张锦忠教授，并附注：“可先邀傅女士，若不能接受，再邀张教授。傅女士对我在西洋文学及翻译方面之作恐不很清楚，张教授则恐较忙。”
依照当时的计划，丛书要在1997年底完成，我只有五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可是我被大师“点名”的荣誉感冲昏了头，竟然一口答应。随后我才发现，其实连五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整个暑假余先生几乎都在云游四海，英国之后，又赶赴大陆，等他回来已经是9月了。
原先我想以较密集的方式进行采访，但因余先生太忙，除了授课外，课外文学活动频繁，我们只能利用每个周末的两小时作录音访问。起初访问并不顺利，我们都很拘谨，我拘谨是因为敬畏他；他拘谨是因为不习惯与人贴近。
虽然我和余先生是旧识，不过交往却是云淡风轻，过去虽然也访问过他，可是并不深入。由于撰写传记的因缘，让我第一次有如此贴近而密切谈话的机会，不论在他寓所或是研究室，我们的访谈常被电话打断。很景仰与尊崇
在如今的海峡两岸，余光中是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不仅由于他学贯中西的文化成就，还在于他那血浓于水的诗作给每个中华儿女所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