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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1-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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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日军收兵了,才敢回到岸上。    
    有一次,走避不及,在仓促间,母亲拉着他爬上阁楼,然后把梯子抽上去,躲藏在草堆后。日军呼啸而至,用尖刀到处戳戳刺刺,夹杂着叫嚣。母亲紧拥着他,深恐被日军发现,更怕日军索性放火烧屋,出去是死,不出去也是死。所幸日军并没这么做。    
    就这样提心吊胆、躲躲藏藏地过了两个月,有族人来报信,说是有两艘麦船要到上海去。母亲决定带他到上海法租界,至少能暂时免于日军的威胁。    
    1938年初,母子俩搭上一艘麦船。余光中生平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帆船,帆被风吹得鼓鼓的,船舱满载着麦子。他好奇地东看西瞧,心里希望这艘船能一帆风顺地送他们到上海去,可没想到灾难在等着他们!    
    麦船扬帆起航,行至鼋头渚的宝丹桥前,因为桥被日军炸了个缺口,船夫见风正顺,就说:“干脆也不用下帆了,我们就从那缺口过去吧!”    
    没料到正合了“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及至桥边,突然风浪大起,来不及收帆,麦船“轰”地一声撞上了桥墩,顷刻之间,船身就往下沉。身手矫健的母亲,拽着余光中就往桥墩上爬,母子俩总算安全站在桥墩上了,忽然母亲想起在慌乱中忘记拿的钱包,又奋不顾身地跳下船去抢救。眼看着麦船急速下沉,余光中惊恐万分,没想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急速驶来的渔船营救了他们。    
    饱受惊吓的母子,搭上另一艘麦船,继续前行。因为气候寒冷,加上沉船受惊,余光中开始发烧。到了苏州靠岸时,母亲找来了退烧药给他服下,才算药到病除。    
    回想当年逃难的这两段插曲,余光中记忆犹新,后来在《下游的一日》文中,记述当时的情景:    
    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记忆里,他的幼年很少玩具。只记得,随母亲逃亡,在高淳,被日军的先遣部队追上。佛寺大殿的香案下,母子相倚无寐,枪声和哭声中,挨过最长的一夜和一个上午,直到殿前,太阳徽的骑兵队从古刹中挥旗前进。到现在他仍清晰记得,火光中,凹凸分明,阴影森森,庄严中透出狞怒的佛像。火光抖动,每次都牵动眉间和鼻沟的黑影,于是他的下颚向母亲臂间陷得更深。其后几个月,一直和占领军捉迷藏,回溯来时的路,向上海,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的和桥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经过数月曲折迂回的逃难,孙秀君母子终于平安抵达上海。    
    在举目无亲、人海茫茫的上海,孙秀君决定去投奔余超英的老师宋渊源。宋氏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他适时对落难的母子伸出援手。    
    到了上海法租界,暂时获得安全。对于中国人而言,上一个世代的国耻是割让国土,但是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中国人却要在自己的国土上靠外国人庇护。    
    梦魇似的逃难生活暂停,孙秀君一方面设法和丈夫取得联系,一方面把儿子安插到一间小学去上课。谁也不知道,在兵荒马乱,通讯又不便的情况下,究竟要等多久才会有丈夫的消息。孩子的学业可不能耽误,受过师范教育的孙秀君十分坚持。    
    十里洋场的上海,给余光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洋化。拜洋化之赐,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念英文了。半途插班的余光中,立刻被那些线条优美的英文字母吸引住;为了赶上进度,母亲还先教他写26个字母。好奇又好强的余光中,着了迷似的天天描个不停,这就是他的英文启蒙。    
    母子寄居在宋家,虽然受到妥适照顾,但终究是寄人篱下,非长久之计。孙秀君心中不免焦虑,军队已撤出上海、南京,政府部会及沿海一带的大学、中学都陆续迁往内陆,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到什么时候?她孤零零一人带着孩子,既已和族人分散,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和丈夫会合。    
    诗人于四川乐山大佛前。    
    日子在等待中总是特别漫长难熬。孙秀君四处打听消息,听说政府各部会又从武汉节节撤往四川,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在何处?    
    终于,在1939年初,近农历年边时,她接到了余超英的来信,说他已到了重庆,要他们母子即刻动身前往会合,并叮嘱他们不要走陆路,因为非常危险而且艰苦,一定要走水路,绕道香港、越南,再经昆明、贵阳抵达重庆。    
    又要坐船了!这次坐的是大型海船,船速较快。余光中还记得,船抵香港时,正逢农历春节,母子俩在寒风中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年。他哪里想得到,往后的岁月,香港这地方竟然和他有极深的缘分。    
    从上海到重庆,途经香港和越南,一路上海天茫茫。到了越南,再转搭滇越铁路的火车北上昆明。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文中,余光中曾描述这一段旅程:“    
    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逃难的岁月虽然不算很长,但是历经风尘、饱受惊吓,所以母子俩和余超英团聚,恍若隔世。一家三口终于能平安团聚,在战争中算是很幸运了。多少人在战争一开始就丧生,多少人经不起逃亡的折磨而病死他乡,而这场战争才开始呢!    
    重庆,战时大后方的首都,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之汇,两江合拱着重庆。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重庆遭受经年累月的轰炸,在蒋梦麟所著的《西潮》中,曾有如此的记载:    
    日本飞机日以继夜地轰炸这个毫无抵抗力的山城,但是重庆却始终屹立无恙,成千上万的房屋被烧毁后又重建起来,但是生命的损失却不算不大。敌人企图以轰炸压迫战时政府迁出重庆,但是陪都却像金字塔一样雄据扬子江头,它曾经受过千百年的磨难考验,自然也能再经千百年的考验。    
    在重庆,余光中断断续续地上了一段学,因为日军经常来轰炸,父亲工作的单位又再次迁往山区。1939年夏天,11岁的他,总算正式进入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且一待就是六年,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南京青年会中学和北方及沿海各省许多学校一样,在炮火下不得不迁往内陆。譬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战初期先是迁往长沙,但是因为日军节节进逼,长沙岌岌可危,联合大学被迫再迁往昆明,这就是有名的西南联大。此外,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浙江大学由杭州搬到贵州;中山大学从广州移往云南,到最后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大约有20所左右,还不包括中学在内。这些学校散布在后方各省,有的借用公家房屋,有的租用民宅,有的搭盖临时校舍,有的则借用庙宇祠堂。    
    余光中念的南京青年会中学是教会学校,借用民宅当校舍,而余超英的工作单位及家人的住所,就在十里外的朱氏祠堂里。余光中寄宿在校,每隔一两周回家一次。    
    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校舍简陋,物资缺乏,还不时要逃空袭,但是一切困苦都不能阻挡学生的求学精神,像西南联大就培育出诸如杨振宁一样的优秀人才,而南京青年会中学也孕育出日后的文学大师。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文学启蒙

    在嘉陵江畔群山环绕的青年会中学,余光中那颗渴学的心,像干燥的海绵饱吸水分。在这段时期,他也遇到了几位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位是他的二舅孙有孚,一位是国文老师戴伯琼,一位是英文老师孙良骥。    
    孙有孚是一位远房舅舅,原先是小学校长,抗战时期也逃难到悦来场附近。不知他是怎么办到的,逃难竟然还能搬来大批藏书。余光中每次放假回家,总忍不住要往二舅那里跑。在他心目中,二舅家简直像座宝山,而且藏书丰富又有趣。他还记得有一本线装《聊斋》,里头还附有插图,引人入胜。此外,孙有孚还是一位很高明的导读,引导他进入古典文学的殿堂,《秋声赋》、《赤壁赋》、《桃花源记》、《醉翁亭记》等美文,都是二舅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摇头晃脑,逐字逐句教给这个小外甥的。沉浸在山灵水秀、古典浪漫的气氛中,二舅为他开启了一扇门,门外万紫千红,花团锦簇。这扇门一开,从此就没阖上。    
    其实,余超英古学亦厚,只是偏重说教,喜好载道的圣贤文章,每次面对儿子,就爱发表做人处事的道理,且选择《东莱博议》及《古文观止》内比较严肃的文章教给儿子阅读,未能满足一心向往美文的余光中。    
    山中岁月长,加上战争期间生活简约,根本也没有其他娱乐,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就这样,在初中三年里,他已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书,这些旧小说里的奇妙世界,使他神往不已,而文白交融的旧小说语言,也深植他心底。    
    升上初三那年,余光中的国文老师换了位前清拔贡戴伯琼。戴老师国学造诣极高,小毛头的作文自然难入他的法眼。尤其是作文言文,最高只给60分,白话文给的分数较高,但也不过七八十分。班上同学为求高分,当然大写白话,不过好胜好学的余光中另有想法。他可不愿错过向国学大师讨教的良机,所以每次作文必写文言,然而屡战屡败,分数始终没有更上层楼,可是在这样的磨练中,不知不觉地磨出了文言的感觉。    
    至于英文,先前在上海的那段日子,已建立了良好基础,幸运的他又碰上一位非常优秀的英文老师。孙良骥出身金陵大学,英语漂亮,口齿清晰,教学态度认真,在文法上更下功夫,上课时经常鼓励学生朗读课文,并指导学生们英文写作。良师出高徒,余光中在孙老师的教导下,奠下了扎实的英文根基。高一那年,他参加校内语文竞赛,一举夺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语演讲第三名。展露锋芒的余光中,很得孙老师器重,他常在班上赞美余光中。其实,良师对他的影响深远,后来高足教学的态度直追恩师,也是以认真出了名。    
    诗人访眉山苏轼故居。1996年11月。    
    余光中高度的求知欲表现在学习态度上,除了老师教的以外,他还勤读课外读物,自己试着读些短篇小说或散文,常查字典,苦习文法。    
    他把查字典当作乐趣,当时班上有位同学名叫吴显恕,家境富裕,颇有藏书,有一次从家里带来一本沉甸甸的商务版《英汉大辞典》,炫耀的意味大于实用。余光中非常羡慕,经常借来翻阅。这本浩瀚的辞典,等于另一位博学的老师,静静地、无止境地教给他想知道的一切。因为辞典不是自己的,所以每次借来,都努力汲取博记,恨不能鲸吞所有的词汇。    
    有一次,他发现辞典中竟然有一个单词长达29个字母,就故意在同学面前露一手:“你们知道最长的一个单词是什么?”等几个傻小子硬凑出几个不长不短的单词后,他才得意扬扬地宣布答案: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    
    每次考英文,余光中早早交卷,就到教室外打派司(打暗号)给同学;考数理科时,就由同学打派司给他,彼此照顾,大家互惠。平时让同学们头痛的作文,也由他捉刀,凭着这两项专长,他在同学面前非常吃得开。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地理天文的兴趣

    余光中还有另一门课也表现出色,那就是地理。    
    或许是逃难的经验使然,他一开始接触地图,就相当着迷。起初只是想从浓缩的中国版图中研究自己从哪儿来,现在身在何处?逃难的路线经地图对照后,立刻清晰起来。俯视着地图,他觉得自己像神一样,世界整个展在他脚下。又因为喜好英文,他也开始向往西方世界,常端详西方各国的地图。在《塔》一文中,诗人记下对地理的衷情:    
    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课。暑假的下午,半亩的黄桷树阴下,他会对着诱人的地图出神……从一本月历上,他看到一张风景照片,一列火车,盘旋而上庞伟的落基山,袅袅的黑烟曳在空中,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阅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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