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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在蚕丝公司上班的母亲,也赞成女儿先离开,于是不假思索,范我存怀着好奇,匆匆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第二天一大早就随着表姐夫登上轰炸机,呼啸来台。范我存还记得,那班战斗机所有钩炸弹的挂钩全都挂着行李。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只是暂时离开,过一阵子就会回来,谁料这匆匆一别,就再难回去了!
到了台北,范我存寄住在姑爹家,姑爹在土地银行任职,宿舍在襄阳街。一时她无校可进,常跟着姑爹、表哥、表姐们去永乐街听顾正秋唱戏。这样过了好一阵子,母亲的同学谢阿姨看了着急,就说:“咪咪,你这样不成呀,要想办法念书啊!”不久,范我存发现明德女中好几位同学都来了台北,大家常常相聚,也互通消息。
为了安顿来台子女的就学问题,当局在寒假期间办了一场统一入学考试。范我存和几位同学都去报考,考试通过,她被分发到北一女。
“要不要念呀?”范我存问谢阿姨。因为母亲似乎并不想来台湾,范我存拿不定主意。
“当然要念呀,回上海干嘛?”谢阿姨分析:“如果你进了学校,妈妈就会来啦。”
谢阿姨是对的,范我存进了北一女后,隔两个月吧,孙静华果然来了。经谢阿姨介绍,母亲转入台肥公司上班,从此一直做到60岁退休。
范我存的求学路也颇坎坷,进了北一女,才念了两年半,学校为学生健康检查,发现她的X光片显示肺部有问题。为了防止传染,校方希望范我存暂时休息,等病愈再复学。没想到这一休学就永远没机会再回校了。
在那个年代,肺病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父亲逝于肺病,这巨大的阴影挥之不去。范家母女不敢轻忽,立即办了休学。
年轻苍白的岁月,就在养病中寂寞度过。陪伴病人的就是一台收音机,她从早到晚守着收音机,听遍了所有节目。当时“美国新闻处”有一个音乐台,专播古典音乐,每周并举办猜奖活动,答对了问题就有乐器、书籍、唱片等奖品。范我存乐此不疲,得到不少奖品。
1950年6月,余光中一家三人从香港来台,到处打听范家母女的消息。不久,余范两家终于联络上了。
后来余光中在《四月,在古战场》一文,对当年的表妹有这样的描述:
一朵瘦瘦的水仙,嫋娜飘逸,羞赧而闪烁,苍白而瘦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从知己到情人
这位江南的表妹,瘦弱的水仙,楚楚可怜的模样固然惹人疼爱,但是两人交往后的志趣契合,才是最强大的吸引力。
台大三年级的高材生,遇上了肺病休学的高中女生,不顾两边家长的反对,坚定地、甜蜜地发展出柔情。
那段日子,范我存为了养病,曾到中坜子脚中纺幼稚园去担任幼教。每天和小孩子在一起,日子过得既单纯又快乐,惟一不乐的就是不能天天和余光中见面。平日两人书信往返,互诉情衷。放假时,不是范我存回台北,就是余光中去中坜看她。
一开始,两边家长都不太赞成他们来往。余家顾虑范我存身体不好,范家看余光中有点书呆气。但是两个年轻人,很快就从知己发展成情侣。当时余光中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了,表妹眼中,自然是爱慕有加。而余光中也在表妹那里得到另一些艺术的启发,例如西洋现代绘画——尤其是凡高的作品,就是经由她介绍才开始认识的。
他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除了谈音乐、绘画、文学,也常看电影,有时候会骑脚踏车到淡水河边、永和的竹林中去。余光中每次投稿,一定先让范我存欣赏。除了心灵契合,他们又有共同的生活经验:江南的童年,四川的少年,逃难的艰苦。经过战火的洗礼,那份共鸣就更不一样。在四川六年,他们都说得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一直到今天,他们之间仍用四川话交谈!
在范我存眼中,余光中才华横溢,内涵丰富,稳定,可靠,富同情心,她心中早已有了决定。
在中坜子脚教了三年幼稚园,似乎是在婚前实习做妈妈。喜欢小孩的范我存在孩子身上好像得到了补偿,补偿她寂寞的童年。但是每次和余光中分别,又是那么难过。是谁说的:“车票和邮票,象征爱情的频率。”对于他们,这说法简直就是写真,且看这段缠绵的文字:
一个秋末的晴日下午,他送她到台北车站,蓝色长巴士已经曳烟待发。不能吻别,她只能说,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于是隔着车窗,隔着一幅透明的莫可奈何,她吻自己的手背,又吻自己的掌心。手背。掌心。掌心。这些吻不曾落在他唇上,但深深种在他的意象里,他被这些空中的唇瓣落花了眼睛。
(《四月,在古战场》)
年轻的余光中,在爱情燃烧到白热的那段时期,也曾用一柄小刀,在厦门街自家院子里的枫树干上,刻下“YLM”三个英文字首,Y代表余,L是爱,M是咪咪。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凡高传》的救赎
1955年,还在“国防部”服役的余光中开始翻译《凡高传》。他在白纸的正面写译文,反面写情书,然后寄给范我存,由她誊写后再寄回给他。前后11个月,全文30多万字全由范我存陆续
誊写在有格稿纸上,之后才由余光中送往《大华晚报》,交给龚选舞或薛心镕发表。
余光中回忆,动手译书之初正逢身心困顿,自觉像一条起锚远征的破船,能不能抵达彼岸毫无把握。不久,凡高附灵在他身上,成了他的第二自我,他暂时抛开个人的烦恼,去担凡高之大忧,去陪凡高下煤矿,割耳朵,住疯人院,自杀。凡高死了,他的第二自我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我却解除了忧烦,恢复了平静,那真是一大自涤,无比净化。
凡高不仅对余光中本人有重大意义,在他和范我存早年的共同回忆里,其人其画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幕。苦命的文生,早已成为余家的“精神家人”。1990年凡高逝世一百周年,余光中特地带着妻子和幼珊、季珊专程远赴荷兰,瞻仰凡高380幅作品,并到法国奥维凡高墓前凭吊致敬,低回不已。
范我存先是余光中知己的女友,然后是缠绵的情人,文学的助手,诗的第一位读者,当然也成为诗中的第一女主角。
“她了解我,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和品位,这是最吸引我的特质。”余光中回忆当年恋爱的心情,仍然满是温柔。
小袋鼠妈妈
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结婚。这时他们来往已近六年了,彼此早已认定对方是自己惟一的选择,于是决定在9月结婚。快乐的准新娘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这对心灵相契的人,一致反对铺张庸俗的婚礼和吵闹的喜宴,并且向往电影中看到的西方婚礼,安静,圣洁,简单,隆重。虽然他们都不是正式的教徒,不过范我存倒是经常陪着同学去做礼拜,参加唱诗班。她向卫理公会的牧师提出请求,牧师答应为他们主持婚礼。
9月2日,一对新人在新生南路的卫理公会完成婚礼,并在中山堂摆了15桌喜宴,宾客包括梁实秋、夏济安、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结婚之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应该更是清晰。婚前的娇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她住进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那栋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协助婆婆一同持家。身体素弱的她,在生下长女珊珊后,竟然渐渐强壮起来。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正如余光中早年形容的:
小袋鼠的妈妈,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她已经向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
(《四月,在古战场》)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婚后两年婆婆去世,她开始主掌家务,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伺候一家人吃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验,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为他腾出一片写作空间
其实,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是女性。女性的温柔,母性的宠爱,影响他至巨。婚前他有母亲,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个女儿,八条小辫飞舞。母亲去世后,岳母又搬来和他们同住。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宠他,敬他,让他,一切以他为中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当然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保姆,最后又成为他们的支柱。如果说,家是跟着女人走的,那么余家一直很幸运,从来不缺贤淑的女人。
从一朵瘦瘦的水仙到今日的雍容自信,范我存始终是余光中的最佳“牵手”。她并未因余光中的成名而丧失自我。她有高度的智慧,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大局,不论余光中的文学天地或私人领域,她都能自信自在地参与。
1957年,重光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凡高传》,同时还出版了代替余光中毕业论文的《老人和大海》。海明威这本杰作后来也出现不同的译本,但是余光中是最早的一位译者。其实余光中非常擅于规划自己的译著,弹无虚发,既然认真做了,当然要令这些作品见到天日。《老人和大海》既充论文,后来又在《大华晚报》上连载,先赚一笔稿费,再交由出版社出书,可谓一鱼数吃。当时余光中已渐成名,出版社也乐于出他的书。
这时,台北的文学风气兴盛,除了现代诗社高唱横的移植,用散文写诗外;蓝星诗社也另立旗帜,主张抒情。另外,痖弦、张默、洛夫也在南部左营创办《创世纪》诗刊,成立“创世纪诗社”,三派形成鼎立;而以台大外文系为主流的另一派青年作家不久也兴起。
当时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夏济安正主编《文学杂志》,其中新诗部分就委托余光中来集稿。同时蓝星诗社又决定要办一份季刊,由余光中、钟鼎文、覃子豪、夏菁各主编一期,可是不知何故,后来又变成覃子豪一人独编的局面,而且在封面上题上斗大的“覃子豪主编”几个字。覃子豪既然把兴趣转移到《蓝星诗选》季刊,就将《公论报》上的《蓝星》周刊交给余光中。这一年余光中编务繁忙,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秋天,赴美进修,才告一段落。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牌桌上的《文学杂志》
关于《文学杂志》,白先勇在他的《蓦然回首》一文中这样写过:
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文学杂志》第一期、第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实在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专攻文学……
这本文学期刊寿命不过四年,影响力却很深远,因为它在所谓“战斗文艺”的时代,真正孕育了不少重要作家。
吴鲁芹在他的《瞎三话四集》一书中提到:
谈《文学杂志》不谈麻将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文学杂志》产生在麻将桌上,如果有编辑政策,那也是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