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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说完那句话，觉得自己占据了主动权，洋洋得意地看着杨树林，像翻了身的农民在地主面前膨胀了勇气，并做好批斗的准备。杨树林在杨帆面前变得渺小、软弱、无力。
杨树林放下手中的避孕套，还放回书包的侧兜，并拉上拉锁。
杨树林说，从今以后，我不管你了，你好自为之。
杨帆没接他的话，心想，你还真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人，早晚会食言的。
此后的一个星期，杨树林果然说到做到。每天下了班做完饭，就自己看电视，看困了就睡觉，在家说的不多的几句话都是在接电话的时候。学校需要交钱的时候，杨树林就把钱摆在桌上，有沈老师给他通风报信。杨帆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自己干什么事儿的时候杨树林不会再来打扰了，而且他确实也没什么需要和杨树林说的话。
那晚的谈话对杨树林产生了一定作用，知道杨帆有自己的思想了，不能再左右他了，唯一能左右的就是给他做什么饭，每月给他多少零花钱。让杨树林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在儿子心中竟然是那种印象。杨帆平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的话伤害到杨树林，尽管他对杨树林的那些不满都是事实，但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因为他是杨树林的儿子。第二天见面后，两人都觉得很尴尬，于是两人的话又少了，每天的生活像一部无声的电影。
其间，杨树林几次想问问杨帆，又写了什么作文没有，但想想那晚杨帆对自己的批评，便把嘴边的话又憋回去了。
直到高考前该填志愿了，两人才开始正式的交谈。杨树林问杨帆，想报哪儿。杨帆心里已经有数，但还是说，不知道。
杨树林说，你模拟考试的分数够上什么学校。
杨帆说，北京的二类本，发挥好了，能上外地的一类本。
杨树林说，别报外地的，在北京多好，周末还能回家和我说说话。
别的同学报志愿的时候都是和家长谈论好几天，常常是彻夜到天明，最后才一笔一画地把每个志愿栏里都填上北京的学校。杨帆恰恰相反，心想，只要不是北京的学校就行。填表的时候，他的耳畔响起杨树林的叮嘱，但还是毅然决然将外地大学写在志愿表的每一栏里，心想：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就是因为你我才离开北京的。
高考前一天，杨帆特意没睡午觉，还打了一会儿篮球，让自己很疲惫，但晚上还是失眠了。他既不紧张，也不兴奋，就是睡不着。爬起来上厕所。这已经是他一个小时里第三次上厕所了，和前两次一样，并没有多少尿。
杨帆回到床上，没过多久又有了要尿的感觉。他并没有喝多少水，为了能睡个好觉，晚上才喝了半杯白开水，平时喝三杯茶水都不起夜，还挨枕头就着。
杨帆边尿边想，也许这就是紧张吧，不一定手心出汗、两腿哆嗦才是紧张。可是尿了半天，还是只有几滴。杨帆又回到床上，躺了半个小时，神志依然清醒。
夜太静了，静得让人睡不着。
这时外面有杨树林的动静儿，杨帆出去一看，杨树林正端着锅，里面盛着绿豆，在水下冲洗。
杨帆问：你干吗呢。
杨树林说，睡不着，起来干点儿活。
杨帆没再多问，躺回床上，听着杨树林弄出的动静儿，有了睡意，在杨树林清洗绿豆的水声中进入了梦乡，似乎还听见点煤气的声音。
第二天，杨帆吃完早饭，收拾了东西，准备奔赴考场。之前杨帆对杨树林提出过“两不要”的要求。第一，去考场的路上不要杨树林陪着，回来也不要杨树林接。第二，考完了杨树林不要问考得怎么样，不要说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话题。杨树林说，你这孩子，怎么跟别人正好拧着，人家都希望家长陪着去，路上好有个照应。杨帆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杨帆拿上自行车钥匙，杨树林没有送他的意思，只是拿出一个保温壶：天儿热，把水带上。
杨帆接过保温壶，装进书包，走了。
路上，杨帆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陈燕和她妈。
陈燕赶上来，问，你一个人呀。
杨帆说，是啊，怎么了。
陈燕妈说，刚才我们看见你爸了。
杨帆问，在哪。
陈燕说，就在你家胡同口，问他干吗去，他也没说。
杨帆说，他可能是上班去了。
到了学校，还没到进考场时间，杨帆坐在操场上等。满场都是考生和家长，有的打着遮阳伞，有的拿着便携式电扇，有的抱着冰块。杨帆掏出保温壶，心说，大热天的，还让我喝开水。喝了一口，竟然清凉爽口，还有点儿甜，倒杯里一看，是绿豆汤。杨帆又喝了两口，不敢多喝，怕上厕所。
考完回到家，杨树林果然没有问考得怎么样，只是说，绿豆汤够甜吗，用不用多放点儿糖，下午再带一壶。
第一天杨帆考得还行。第二天，杨帆刚到学校门口，听见杨树林叫他。杨帆说，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不让你来吗，成心不让我考好吧。正要急，杨树林说，你没带准考证。杨帆一翻书包，果然没带。接过准考证，说，行了，你赶紧走吧。杨树林没再多说话，骑上车就走了。
第三天，杨帆的自行车在路上扎了，骑了才一半的路，附近也没修车的，杨帆正要锁上车步行去考场，杨树林出现了，把自己的车给杨帆，接过杨帆的车，让他赶紧走。杨帆也没多想，骑上正要走，被杨树林叫住，杨树林给了杨帆五十块钱，说要是再扎了，就打车去。
最后一门考的是化学，前面答得都挺顺，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杨帆突然冒出许多想法。突然，杨树林出现在杨帆的脑海中。杨帆想，他怎么会在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突然出现，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啊。这个想法让杨帆气愤不已，以至于第一遍读题的时候居然没看明白。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明白。看完第三遍的时候，杨帆意识到，正在参加的似乎是化学考试。看了五遍，杨帆确定了这是化学考试，但是不知道在考什么。一看时间不多了，杨帆就把能想到的和题目似乎有关的化学符号和方程式都写在卷子上，写完卷子上还剩一点儿地方，离考试结束还有时间，杨帆就把元素周期表搬了上去——反正多写也不扣分，说不定碰上个有爱心的阅卷老师，还能多得一两分。
化学没考好，杨帆回家就把气撒在杨树林身上，问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杨树林矢口否认。杨帆说，第一天，我刚出家门你也出来，那天你请假了，你出去干什么了。第二天，为什么到了学校门口才把准考证给我，难道真是那时候你才追上我，其实你早就发现我没带准考证了吧。第三天，为什么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你就正好出现，怎么就这么巧。杨树林想了想说，是挺巧的，不过北京就这么大，就正巧碰上了呗。
杨帆说，我考不上大学就赖你。
杨树林说，那明年再考的时候，我肯定不跟踪了。
杨帆说，有本事你就继续跟踪，反正复读的学费你给我掏。
杨树林说，你别赌气，学费是我掏，可是青春是你的。
杨帆觉得，自己报外地大学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让杨树林纳闷的是，杨帆怎么知道自己第一天跟踪他出门了，那天杨帆骑车的时候并没有回头啊。
出分前，杨帆一直期呆着这一天：把外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往桌上一拍，就收拾好行李，不等杨树林反应过来，说一句，我走了，便推门而出。
分数出来了，够第二志愿那所学校的录取线，杨帆认为就要摆脱杨树林了，开始珍惜和杨树林在一起的每一天，并为自己的异乡求学做着准备。
但是，通知书上印的是北京的一所大学。杨帆想肯定是印错了，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别人的通知书上了。去查，说没错。杨帆想，那就是把南京印成北京了。又去查，还说没错。杨帆想，自己填了服从分配，会不会是被分配的，但是分数不低啊，不至于被调剂。又去查，这所学校竟然是自己的第二志愿。
原来，杨树林听沈老师说杨帆报的都是外地院校，便赶到学校，掏出户口本，证明了和杨帆的父子关系后，擅自将杨帆的志愿都改成北京的学校。
得知真相后，杨帆气急败坏地说，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可以准备我复读的学费了，你报的学校我不上。
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杨帆改变了主意，他想，别跟自己过不去，一年的时间干点儿什么不好，不能浪费在复读上。于是拿着通知书坐公共汽车去报到。路上，杨帆想，虽然没去成外地，但我不回家就得了，既然学校是北京的，那我就把家当成在外地好了。
我是你儿子 第四部分
我是你儿子 第四部分（1）
杨帆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每个宿舍都有电话，一栋楼只有一部，在一楼传达室。一栋楼住了一千多人，他们的亲友只能通过这一部电话找到他们，于是这部普普通通的国产电话机便肩负起不平凡的使命，从就职之日起，几乎没歇过，除了响铃，便是攥在某个学生的手心里，或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原本黑色的机身，现在都磨白了，因为有些人说话喷唾沫腥子，话筒说话那端已经有了异味，在意的学生打的时候，把话筒离鼻子和嘴一拃以上，喊着说。学校并没有为此更换新的，除了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外，也知道换了新的用不了几天还得有味儿，所以仍让这部电话机服役，二十四小时为学生服务。
有些家长知道想把电话打进来比打市长热线还难，所以没什么急事儿就不打，而杨树林却有一种锲而不舍地精神，自己在家呆着无聊了，就以降温了、刮风了、闹流感了等事件为借口，打电话让杨帆加以防范，但每次打的时候都占线，于是杨树林举着话筒，不停地按重播键，导致该键磨损严重。三年后，当杨帆家换电话机的时候，这个键已经凹进去了，别的键还都鼓着。工夫不负有心人，连续按个两三天，到了子夜或黎明时分，电话就打进去了。往往这时候，温度都回升了，风也停了，流感改猩红热了。
杨帆经常在三更半夜被楼下的老头通过传呼器叫醒，迷迷糊糊地下了楼，拿起话筒，以为杨树林有什么事儿，杨树林在电话那头说，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干吗呢。
杨帆说，这个时候除了睡觉我还能干吗。
杨树林说了一些让杨帆照顾好自己的话。
杨帆不耐烦地听了一会儿说，以后别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你不睡觉啊。
杨树林说，我也想睡觉，可别的时间打不进来。
杨帆说，那就别打，电话费又不报销。
杨树林说，我不是想和你说说话吗。
杨帆说，为了告诉我加件衣服，你就大半夜地打啊。
杨树林说，不仅仅是这事儿。
杨帆说，还有什么事儿。
杨树林说，还想告诉你，晚上睡觉多盖点儿，别冻着。
杨帆说，我在被窝里睡得好好的，你非让我爬起来接你电话，冻不着才怪。说完打了一个喷嚏。
杨树林说，那你赶紧回去接着睡吧。
杨帆说，下回没事儿别打了啊。挂了电话。
杨帆半夜被电话叫醒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不乐意，因为有时候陈燕会在这时候打来电话。陈燕考入北京的另一所大学，两人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了进展，已逾越两人当初在电影院做的那些事情的阶段。
接陈燕电话的时候，杨帆精神抖擞，困意全无，两人能聊到该上课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杨树林在，每次两人打电话都不能尽兴，现在可以敞开打了，但每通话一次，都少吃好几顿小炒。
每到周末，杨帆便找各种理由不回家，要么班里秋游，要么去敬老院打扫卫生，或者开运动会。有时候是真有活动，有时候是因为去陈燕学校找陈燕，或者陈燕来学校找他玩，有时候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不愿回家面对杨树林。
到了元旦，杨帆依然没有回家，理由是，快考试了，得复习。杨树林只好一个人在家过元旦，看了会儿晚会，没什么意思，关了电视，屋里一点儿动静没有，感到有点儿寂寞，想了想，拿起电话，给杨帆打，但一直占线。又给沈老师打，她在家，两人说了会儿话。
两人关系暴露后，杨树林曾问过杨帆，说我一个人生活多年了，你也知道我和沈老师是怎么回事儿，现在你也上大学了，我俩想在一起生活，你同意的话，我就把她户口迁过来了。
杨帆说，你的事儿，别问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杨树林把杨帆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沈老师，沈老师琢磨了琢磨说，如果杨帆乐意的话，就不会这么说了，咱俩的事儿还是等等再说吧。杨树林和沈老师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