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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士英相结甚欢。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郞王锡袞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郞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奉等处军务。
据此瑶草之起废由于圆海，而牧斋之起废又由于瑶草。瑶草既难不与圆海发生关系，牧斋自更不能不直接与瑶草间接与圆海发生联系。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惟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冲破解脱，未可以是希望于热中怯懦之牧斋也。苟明乎此，则牧斋既已是袁绍弦上之箭，岂能不作黄祖腹中之语乎？于是遂有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所谓“前此异同，籓棘一旦破除，非得已也”之语。噫！
小腆纪年附考捌顺治元年甲申十月条（可参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丙子贡生朱统诬奏薑曰广、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中“钱谦益请用杨维垣”条及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上“钱谦益心艳揆席”条等）云：
丁巳（初三日）明钱谦益疏颂马士英功，雪逆案寃。谦益以定策异议自危，遂谄附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谦益人望也，屡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其请定庙算也，有云“先臣孙承宗言，以文统武。极是弊端。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专征，鲜不覆败。其绰有成算、克奏肤功者，承宗之后，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旧疆恢复，以闽事付郑芝龙，而岭海无虞，此专任武将之明效也”，其请惜人才也，“一日资干济。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臣所知者，有英颖特达如蔡奕琛、冯元飏及某某者，谋国任事、急病攘夷之选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济、范凤翼、邹之麟及某某者，端委庙堂、疏秽镇浮之选也；有公望著闻者词臣余煌、道臣陈洪谧之流也；有沦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杨兆升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滞。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若虞廷陛，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周昌晋，乞下部详察录用，许其自新，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复社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误，固已释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将伯助予；中流遇风，吴赵相济。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况臣本无仇于奕琛乎？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且他日独不思见先帝于九原乎？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疏数千言，烦猥不尽录，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而亦琛见中有“魁垒男子”语，则不喜，扬言于朝曰：“我自宜录用，何借某之荐牍诮我？”闻者笑之。臣鼒曰：特书何？罪谦益之无耻也。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终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盖以为有文无行者戒哉！
国榷壹佰叁崇祯十七年十月戊午（初四日）记“南京协理詹事府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言”条云：
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
同书壹佰肆弘光元年正月辛丑条云：
南京吏部左侍郞蔡亦琛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枚卜时，钱谦益阮大铖李潬等各有奥援，而亦琛以诚意侯刘孔昭荐得之。大铖筑堡江上，闻之驰还，怒马士英，无及。
寅恪案：彝舟所引牧斋上疏原文较孺木为详，因全录之。至其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但亦因清高宗欲毁灭牧斋文字，不使流传，徐氏著书时禁网已稍疏，然以特录钱氏原疏之故，仍不得不作自解之语，庶免违旨之嫌也。细绎牧斋此疏，措辞巧妙，内容固极可鄙，若就文章论则殊令人欣赏不置。吾人今日读史，应注意其所言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一节，盖此三人乃当时之实力派，牧斋自崇祯晚年至清顺治末岁约二十余年，前后欲依赖利用此三人以作政治活动，虽终无所成，然亦可借是窥见明清间政治军事关键之所在矣。孺木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此数语最能道出牧斋及河东君心事。但河东君仅得为汧国夫人之李娃而终不得作河东郡君之裴淑，其故虽如东涧遗老别传所言“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与东林为终始”，然尚未穷溯其渊源，遂亦未尽通其本末也。
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缘起”条云：
东林之局，始于神庙宠郑贵妃，有母爱子抱之意，而一二贤者杯蛇弓影，形诸章奏，乃神庙不加严谴，望风者遂疑真有其事而竞起，欲因以为名高，且欲结知东宫，以为厚利。
寅恪案：少时读史见所述东林本末颇多，大抵与顾史两氏之言无甚差异，故仅择录一二条，聊见梗概而已，不遑亦不必广征也。近岁偶检明史，始悟昔人所论只从光宗与福王竞争皇位即所谓“国本”开始，殊不足说明后来南都政局之演变，似有更上一层楼之必要，茲节录明史最有关之材料于下。
明史壹壹肆后妃传孝定李太后传略云：
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漷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太监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大学士张居正下廷臣议，尊皇后（陈氏）曰仁圣皇太后，（寅恪案：陈氏乃穆宗为裕王时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实神宗之嫡母也。）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太后教帝颇严，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翌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四十二年二月崩。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薑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四十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壹贰拾诸王传潞简王翋镠传略云：
潞简王翋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翋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翋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翋镠为口实云。翋镠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后贼躏中州，常淓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南宁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请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翋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淓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淓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淓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欤？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薑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淓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
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华笑庼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
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
圆海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