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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根紫色的喉管，这时候的包京生是最接近于一头动物的包京生，狗屁的汉人、拉萨人、北京人，和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他的嘴在不停地翻动着，就跟一头刚刚爬上岸来的河马，呼呼呼地吐出一大堆一大堆的脏泡沫。包京生说了许多话，我只听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任主任正在跟蒋副校长抢夺校长的位子。宋小豆是站在蒋副校长一边的，因为蒋是一个男人；也有几个男人跟着任主任吆喝，因为任毕竟是一个女人。局长现在是比较倾向于任主任的，他觉得任主任接近师生，有魄力；而他一直怀疑，他在泡中的时候，蒋副校长曾写过匿名信举报他有财务问题。
我没有听懂，我打断他，喂，什么是匿名信？
什么是匿名信吗，包京生宽宏大量地笑了笑，他说，就是古代的无头帖子嘛。我瘪瘪嘴，我对这个真没有兴趣。包京生又说，知道为什么是“财务问题”而不是“生活问题”吗？我还没有瘪嘴，他已经替我回答了，因为“财务问题”是廉政建设，而“生活问题”是美丽的错误。
我噗地一下把茶水喷到了他的大脸上。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的太好耍了。
我扯了一根纸巾递给他，他却不接，很恶心地吐出大舌头在嘴边舔了舔。他说，前几年我妈总跟我爸干仗呢，骂他混账、不要脸，她要到单位去告他。我爸就说，你告去吧，告去吧，告啊，不怕人家说你乡下佬你就告去吧，谁不知道这是美丽的错误啊！
包京生说他父母的事情就像在说赵本山的小品，口沫四溅，乐得不得了。我真不明白这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他，那你站在哪一边呢？他慢慢安静下来，瞅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谁对我有好处，我就站在谁那边。世上的事情，不都是这个理嘛。陶陶、朱朱为啥要装憨，不说真话呢，是不知道蒋副校长和任主任到底谁是赢家啊。谁当活雷锋，谁就是活宝。他把最后一个油炸虾饺夹进嘴里使劲嚼着，嚼得吧搭吧搭响，汁水流出来把下巴都弄油了。
我说，那陶陶到底是谁的人呢？
包京生冷笑，你也装憨啊，别人都看得出来，偏偏你不晓得！
我说，就算我晓得吧。一个瘸子，她能给陶陶什么好处？
包京生的表情变得有点失望了。他说，哦，你是说瘸子啊。算了，包京生说，你给我好处，我再敲瘸她一条腿。
我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冷了，喝下肚里去，肚里就升起一股寒意。一股寒意和恨意。我咬了咬牙，却盈盈地笑起来，我说，我要你敲瘸陶陶的腿。
包京生想都没有多想，他说，我替你敲，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把冷茶全喝了下去，把茶叶嚼烂了，也全咽了下去。我伸长手臂，拍了拍包京生的脸，我说，就这么说好了。谁反悔谁是他妈的臭狗屎。
从红泡沫出来，我才发现街面上是湿漉漉的，刚刚落过一场雨水，皮鞋踩上去咕咕地响。我喜欢冬天的雨水。冬天的雨水是寒冷的，干净的，把空气中的灰尘都洗干净了，把鸡零狗碎的事情都冲到阴沟里去了，空气呼吸到鼻子里多么芬芳啊。那种让人有点儿难过的芬芳。但晚春的雨水，初夏天的雨水，是汗腻腻的，没有清新和芬芳的，让人有些头晕目眩的。我昏昏然地，让包京生搂着，走到街沿边。我说你给我钱，我要打的。他说，我的千金，你还缺钱！
我说，你不是发了不义之财么，我替你消灾。包京生从屁股兜里摸出一卷钱来，抽了两张在路灯下看看，递给我。钱还带着他屁股的温度。我说，你到底敲了人家任老师多少钱，不是说我坏了你的好事么？
包京生说，哪是敲呢，就给了两三千的医疗费。任主任多聪明，闹下去我们两败俱伤。何况你帮了她大忙，她人逢喜事，钱也给得利索。
我说，都是医疗费，那你不是一点赚的也没有了？
他说，操，我们家从不干不赚的买卖。护士长是我舅妈的朋友，发票上多写1500元不就成了吗？包京生的语调轻松平常，还不如他嚼油炸虾饺那么用劲呢。他又说，你怎么身子在发抖，还冷啊？
是啊，怎么还会冷呢。靠着包京生这头巨大的哺乳动物，热哄哄的，我怎么会冷呢？
第十二章 让我踩吧，刀子
是包京生给我招来的出租车。这是一辆破破烂烂的红奥托，发动机呼哧呼哧地响，好像一个老汉在咳嗽。仪表盘全黑了，车里发出烟、汗和皮革的臭味。包京生拉开车门一边把我朝里推，一边说，你就别嫌它了，多省几个钱吃香香，啊？我带上车门的时候，隔着玻璃给他挥了挥手。他站在那儿，那么高大，活像美国片里的巨无霸，一拳砸下来就能把车子给砸瘪。可他却意外地伸出手来也朝我挥了挥，动作温柔得就像可怜的小朱朱。一块灯光落下来，正斜斜地落在包京生的嘴巴上，那长长的嘴唇抿出一条弯弯的月亮，我忽然发现凶狠的河
马竟成了慈祥的活佛。我摇下玻璃想跟他说句什么，出租车“澎”地跳了一跳，呜呜地开走了。
风从窗外灌进来，吹得我的脸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手里还攥着包京生抽给我的两张钞票，我手心的温度和他屁股上的温度已经黏黏糊糊地搞在了一起。我瞥了一眼司机，悄悄张开手心看了看，一张是五十，一张是一百。我嘘了一口气，我忽然有了一百五十块钱。我本来只有二元三角五分钱，每天吃一顿饭，步行上学两个来回，可我现在有了一百五十块钱了。
有一小会的时间，我考虑过手上的钱到底是谁的钱，小任的钱？我的钱？还是包京生的钱？或者算是借的钱？好在这种思考是不费脑筋的，我很快就把事情弄清了，对包京生来说，这是他敲来的竹杠，对任主任来说，这是她对未来的投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男孩子的殷勤。对英雄麦麦德来说呢，也许就是“不义之财”吧。不过，麦麦德对不义之财的态度也是模糊的，他起码说过两句自相矛盾的话：一句是，“君子不取不义之财”，真是掷地有声。另一句是，“不义之财取之何妨”！更是振聋发聩啊！可怜的麦麦德，这真是他妈的很有意思啊，前一句是你的宣言，后一句是你自己的辩护，我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心头雪亮了呢？最后我发现自己在微笑，因为我忽然像勘破了许多事情，而且有了一百五十块钱。老天，我是多么缺钱啊。
在靠近跃进坊的前一个街口，我让司机停了车。我慢吞吞地走着回家去。既然在这个雨后的夜晚，家中黑洞洞的，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热饭热菜在等着我，我又何必急着要赶路呢。东郊的路面和城中心的路面一样，都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我的陆战靴踩上去咕咕地叫。我磨磨蹭蹭地走着，肠肠肚肚都走得很舒畅，一身都走得很舒服。我想起包京生在红泡沫答应我的事，他要替我敲瘸陶陶的腿，我悄悄地笑起来，就跟当初陶陶说要呸宋小豆一样，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我心里很欢喜，觉得他也有点儿可爱了。我就是朱朱说的蠢蛋吧，讨我的欢心其实很容易。
东郊黑灯瞎火，远远地听到几声鸡鸣狗叫也是有气无力的。至少跟城中心比起来这儿是一片昏暗，路断人稀。有几处临街的麻将馆还在营业，火炉上的水壶在冒着蒸汽，电视机里娇滴滴的美人在发嗲，围成一桌的麻客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报上天天要喊关怀下岗工人呢？ 他们看起来油水充足，风调雨顺，谁需要谁关怀啊？我想到妈妈跑到远天远地去瞎窜，还真不如就在东郊开个麻将馆，既方便了自己又方便了群众，我回家也有一口热汤热饭吃啊。
在快进跃进坊的拐角处，有一爿花店正在扣上门板。灯光从门缝里射出来，就跟鞭子在黑暗里抽了一下子。在东郊的夜色里，花店的灯光显得很温暖。几只绿色的塑料捅立在门脚，里边插着红梅、百合、十三太保、银柳和黄玫瑰……全是乱了季节的鲜花。花老板是从乡下来的小姑娘，也许已经不小了，但她的个头确实小得像一个小拳头，我经常在心里就叫她“小拳头”。小拳头对每一个过路人都笑容可掬，极尽她的恭敬与卑微。每一次她对我点头哈腰的时候，我都会摸出几毛钱来买她一枝或者两枝花。麦麦德说，一个人的卑微是应该得到回报的。虽然我他妈的也活得并不高贵，可我见不得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陪尽了小心，就为了那么几毛钱。
我有好多天都没有买小拳头的花了，因为在那些天里我还没有小拳头吃得饱。但是我很感激她，每一次见到我，她一如既往地对我热情、恭敬，叫我是“大姐”。我不喜欢“大姐”这个称呼，但是由小拳头叫出来，我心里就有点儿发酸，我听出了她的煞费苦心。她不能叫一个留着板寸、穿着高腰夹克的姑娘是“小姐”，因为“小姐”离“三陪”只有一步之遥了；她不能叫我是阿姨，因为我分明还是中学生；叫同志就更傻瓜了，而叫“妹子”显然太乡气。其实我是愿意她叫我妹子的，小拳头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姑娘，当她的妹子是不让我脸红的。今天我有钱了，我决定买走她的一大捧鲜花。
我今天是小拳头的最后一位顾客，而且是最大的买家，她的惊喜变成泪水涌上了眼窝子。她的手指头在凉水中泡得通红，红得就跟一根根胡萝卜似的，她就用这些胡萝卜揩揩眼窝，又捋捋头发，她说，大姐大姐，老天爷是要看顾你的，你二天是要交好运的，买了彩票中大奖，耍的朋友开宝马。小拳头满脸都是谄媚的笑，把眼睛、鼻子都笑没了，笑得就像一个乒乓球，而不是一只小拳头了。她把整整一捅黄玫瑰都捧给了我。
黄玫瑰湿淋淋的，一路走一路都在滴着水，把我的靴子都滴湿了。到了家门口，我正在发愁怎么掏钥匙，门却吱呀一声打开了。我刚叫了声“妈妈”，但立刻就怔住了。我没有想到我的泪水也会像小拳头的泪水一样涌上来，我是被那些泪水给搞懵了，我沉默了好半天都还是没有再叫出声音来。爸爸趿着棉拖鞋，躬着身子，站在门框里，背对着灯光，在我们之间，隔着一大捧湿淋淋的黄玫瑰。谁都没有说什么话。他伸出手想来拍拍我的头，或是拍拍我的脸，就像他从前一直拍的那样。但是我怀中的一大捧玫瑰隔开了他，他试了几次都不成，只好把手收了回去。我终于笑了起来。
我说，爸爸，你先让我进屋吧。
爸爸坐在一把苍老的藤椅上，久久地、久久地望着我。他手里抱着一只茶杯，就像抱着一只手炉。而事实上，爸爸也确实在拿茶杯来取暖。都哪一月的天气了，爸爸好像永远都在过冬季。冬季是最难熬的，在丫丫谷的爸爸寝室里，有一台红外线取暖器，石英管早就坏了。丫丫谷的冬天，屋里比屋外还要寒冷和黯淡。爸爸回来了， 爸爸好像就把冬天也带回来了。爸爸瘦了，他的身子裹在草绿色的军装里，就显得更瘦了，脖子从宽阔的衣领中伸出来，细得让我不忍心看。妈妈经常说，瘦子最怕冷，胖子最怕热。爸爸是瘦子，自然是怕冷的了
，可是他回家来我都不晓得该怎么给他取暖，因为按季节现在已经不需要取暖了啊。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烧一壶水炖在火炉上，过一小会替他换一遍开水。换水的时候我碰到爸爸的手，他的手冰凉，跟冰棍似的凉。他紧紧地抱着滚烫的茶杯，可他的手还是冰凉的。
我问爸爸是什么时候回家的，爸爸说我回来好久了，中午吧，他说，大概是中午过一点儿我就回来了。
我看看家里，门背后多了一口草绿色的箱子、一只草绿色的旅行袋，除此之外，和我早晨离家时没有区别。就像只是被一个小心翼翼的客人打搅了一下，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这个客人却是我可怜的爸爸。我问爸爸，你去哪儿转了转吗？爸爸笑笑，东郊有什么好转的呢，我哪儿也没转。爸爸的声音也变瘦了，那么干，干得一点水分都没有了，像山里人的柴火，一折就会断。他坐在藤椅上，整个人都是一把柴火，他就这样坐了大半天啊。可他看着我的样子，还是做得笑眯眯的。我说爸爸，你还没有吃饭吧？
爸爸说吃过了吃过了。他说我旅行包里放了好多面包，到了家还剩着，我就把它们都吃了，还喝了好多水。他隔着肥大的军装拍了拍肚子，就像从前逗我那样，他说，你来摸摸，还能摸出是三块面包呢。
我勉强地笑了笑，就把吃东西的事情放到一边去了。我找出一些瓶瓶罐罐插鲜花，鲜花太多了，至少分了七、八处才插完。爸爸就坐在藤椅上，跟个安静的孩子似的，看着我做这做那。窗外是雨后的夜色，麻将声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