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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富农过程中，还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如“征发富农”，不仅将富农的土地浮财征发一空，甚至征发到了中农以至贫农，家中稍有一些余粮的农户也被认作是富农，也要征发，故而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恐慌。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农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生产了粮食也不敢多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同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鄂豫皖边特委在1930年秋决定办农场，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使得“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财产就是富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71页。办农场的实际结果是劳民伤财。
由于以上原因，至1931年春，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曾中生来鄂豫皖纠正立三路线时，由于季节关系，只能以开源节流、调剂平衡来缓和粮食不足的局面，无法增加粮食收入。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在七里坪同区与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座谈时了解到粮食问题的急迫性，便动开了脑筋。他建议以增加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并提出能否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他的提议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张国焘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首长，他提出增加生产的办法，无异于踢破了立三路线时期有剩余者即为富农的框框，为广大农民群众尽可能多生产粮食开了绿灯。当张国焘从皖西考察结束时，他已得出结论： 粮食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决心已下，他立即行动起来。
5月16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两份文件，即中央分局通知第一号和第二号。第一号内容是宣布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二号通知即是“为节约粮食各机关日吃一顿稀饭的决定”。决定说： “现在敌人正在加紧其封锁经济的手段，加以数万红军，在前线的需要，跑反群众的救济和青黄不接，都要我们进行正确的粮食政策，尤必须尽量节省，减去糜费。现特决定无论什么机关，每天吃稀饭一次，希即执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通知第三号，决定将每日吃一顿稀饭改为吃两顿稀饭。这就是说，中央分局成立后的头两个文件，都是与粮食有关的。
为了节省粮食，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起到的表率作用，在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尤其是5月29日中央分局发布《通告第二号——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之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更为欢欣鼓舞。该通告说： “粮食的种植依靠天时，一再蹉跎，就要酿成不可挽救的饥荒，现在播种时期已快过去，没有紧急办法，一切都要变成空谈。因此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运动周，把接到通告的日子起算做第一天，大约到6月7号，各处都须举行完毕。在这七天之内要举行一个全体动员，凡是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都须参加这运动，而党员、团员必须更加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该通告要求每个党、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须负责照料直到收获，如果因事他往，必须托旁人代为照料。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至少种一棵瓜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6月4日，中央分局又发出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务必要做到使苏区内的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随后又提出“一斗水田不要让他荒掉，满插稻子”，“可种植的山地，同样不可让他空了”的要求。在中央分局的号召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运动。
张国焘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反映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粮食问题决议案》上。这个决议案是彻底否定立三中央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的“左”倾粮食政策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决议案提出了解决根据地粮荒问题的八项措施，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一系列有关粮食问题的举措和带头作用，与立三中央时期“左”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立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使得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威信陡然上升。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一书载：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新集庆祝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时，九个乡的音乐队齐集新集进行比赛，使群众大开眼界，比赛后即组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音乐总队。”这反映出当时根据地人民群众对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支持和欢迎的。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抓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上面取得了巨大成绩。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水灾记录最为严重的年份之一，沿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鄂豫皖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也被洪水淹没，受灾损失惨重。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央分局和张国焘领导下，通过努力增加生产，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在空前的水灾之年，农业生产获得巨大丰收。
有了粮食，就有了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的最好资本。张国焘对此十分清楚。他也正是抓住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创造了鄂豫皖根据地更大的辉煌。有了粮食，可以扩大红军，增加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以增强根据地反“围剿”的实力以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包围会“剿”；可以增强根据地军民的团结，稳定人心；可以有效地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以扩大根据地的影响……总之，粮食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而张国焘在这方面无疑取得了成功。张国焘在粮食问题上的成功，使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声望日渐提高。
不过，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解决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过程中，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的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通知中，就提出对种五棵瓜藤或等量其他杂粮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斗争的任务，不论哪个负责同志，如果对于这一工作存玩忽的态度，他就不了解粮食问题对于我们目前斗争的重大意义，就是间接帮助了敌人”。从正面意义来理解，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求每个党员、负责同志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重视这个事情。但在战争年代，在斗争情况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间接帮助了敌人”就不是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问题。除此之外，张国焘在指导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还不断在人们头顶上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帽子，给一些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很大压力。
七 东进南下之争
曾中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 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是年冬回国，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长。1929年10月负责工农武装工作。1930年秋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徐向前回忆说： “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39页。曾中生之所以被拿掉，是因为他是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鄂豫皖工作的领导人，所以王明中央在《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写道： “钟圣（即中生）同志，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为了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对曾中生这个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干部便不很信任。通过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站稳了脚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分局的不满。如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扩大会议的情况时说： “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侯极端右倾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将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但他始终不出原文如此。昌浩同志之批评，对中局采取了外交手段，他到四军后，不但没有传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之任务，反进行反中局之斗争。”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146页。
张国焘所说的曾中生“进行反中局之斗争”，是指他与曾中生等人发生的“东进南下之争”。
事情还要从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说起。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后，便调整兵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则暂取守势。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暂处守势，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乃向中央分局建议： “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即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他们的建议与张国焘的想法有一定出入。张国焘根据中央5月6日指示中说的“在军事策略方面，党部、第四军及独立师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鄂豫皖区（罗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东北部）建立坚实的苏区……在未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以前，不要将红军的主力派遣到京汉线上企图占领”④的基本精神，主张红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这是因为，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内部，横亘于皖西与鄂豫边两块苏区之间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仍是巩固根据地和连接苏区东西两边的严重障碍。
红四军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但在完成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的任务时，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由于亲区地主武装裹胁群众坚壁清野，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使单纯的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同时，大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粮食供应极为困难。鉴于此，红四军领导人再向中央分局、军委建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和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5页。红四军为抓住有利时机，一面加紧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委会作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建议。
但此建议却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他们指责红四军领导人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
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指责曾中生等人的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并非空穴来风。 1931年4月中旬，曾中生和旷继勋先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谈到红军的战略行动时，曾提出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主要任务是： 乘机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与恢复黄广苏区。其中“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说法与立三路线时的提法颇为相似。因此，5月31日，中央在给曾中生、旷继勋报告的复示信中指出： 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