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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那所房子的四楼，这所房子里还有一家耳鼻喉科诊所和几家合租户。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到瑞奇沙龙去呢，把几张钞票拍在桌子上，弄个女人，完事再回家。这不是很简单嘛。这会让他平静下来，他就不会再这样烦恼了。
但他没有到瑞奇沙龙去，因为怕会被邻居看见，或者被护士看见。他毕竟到那家诊所去过几次。他也不想碰上那个名叫瑞奇的妓院老板。因此，在某一天晚上，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去了波茨坦大街，在一家原本是公用厨房的酒吧里喝了两杯白葡萄酒，然后去了一间所谓的电影酒吧。酒吧里黑乎乎的，他坐在吧台旁。
只有他一个客人，也许还太早，要么就是生意不好。这里没有放电影，也看不见一个姑娘。他又喝了一杯啤酒，刚想离去，这时，从后面的屋子里出来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这男人没有告辞就跑掉了，阿尔伯特只用眼角瞥了他一下。
这女人来到吧台前，挨着阿尔伯特坐下。他没有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一个这样的女人。她还相当年轻，一身印度风格的打扮，身上缠绕着一件莎丽（印度妇女用以裹身包头或裹身披肩的整段布或绸）似的衣服，薄如蝉翼，开叉一直到腰间。透过莎丽，阿尔伯特看到了一对完美的乳房。这女人跟他讲英语，说自己是从斯里兰卡来的，不过不是科伦坡人，而是来自乡下，她是个舞蹈演员，在柏林只呆几个星期，就算是客场表演吧。
这样的客场表演，少见啊，阿尔伯特想。不过他不想刨根问底，不想让这个女人难堪。她显得那样纯洁，几乎还是个小姑娘，一个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
乡间的纯朴姑娘，也许她是个农家女，漂泊到了舍内贝格的电影酒吧。阿尔伯特想请她喝一杯，但她拒绝了，说自己有饮料，走开了一会儿，然后端着一杯茶回来了。“绿茶，”她说，将杯子放在吧台上，把高脚凳挪得更近些，膝盖碰到了他的膝盖。她不但有一对完美的乳房，还有一双绝无瑕疵的腿，骨肉亭匀。这女人不肯要他请喝饮料，这让阿尔伯特对她产生了好感，他相信了她。她不会掏空他的钱袋的。在他还在为她的腿倾倒的时候，她的手在他的大腿上来回游走，最后停在了膝盖以上的部位。这已经足以让阿尔伯特解除最后的防线，答应跟她到房间去。至于价格，并不算太高，所以他们很快就谈妥了。
房间里比酒吧里还要暗，而且没有可以上锁的门，只有一道帘子，这让阿尔伯特有点困惑。他默默地按照谈好的价付了钱，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他把他的衣物放在帘子旁边的一个钩子上。这女人在躺到他身边之前，对他说，他可要当心他的钱包。钱包在他的夹克里，夹克挂在帘子旁边。她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当她跟客人做买卖的时候，会有某个女同事把手伸到帘子里，将钱包掏出来，把钱都拿走，再把它塞回衣袋里。等客人到了街上才会发现自己被盗了。可是阿尔伯特既然对她这么好，她就提醒他注意，并且建议他把钱包放到床下面。另外，她还请求他把说好的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二十马克吧，她说。她毕竟救下了他的全部财产呀。阿尔伯特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想把他敲个精光，是不是？他已经付了五十马克，虽然不多，对他来说可也不少。他很想拒绝。可是，她是从锡兰来的，就把这二十马克看成捐款吧。我个人给锡兰人的捐款。以前他给尼加拉瓜捐过一次，不过只有五马克，那是大学里的一次集体行动。在他给了她二十马克以后，她说，她会把他的钱包放在安全的地方。他把钱包递给她，她将它塞进了床下。她按了一下开关，原本就很暗淡的光线变得更加微弱了，他们几乎处在完全的黑暗中。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感到她的嘴唇在吻着他的胸膛。真温柔啊，他想，仿佛和恋人在一起。这女人对他越是温存，他就愈发淡忘掉自己付了七十马克这件事而意乱情迷。她还没有脱掉衣服，不过这样更刺激。他们紧紧搂抱在一起，她的手和唇无所不及，她懂得该如何来挑逗男人，他现在太想跟她做爱了，可是她却不肯停止温柔的前戏，他只好自己拼命去摸索她的依然藏在莎丽和多余的内裤中的下体。她先是想法转移他的方向，想让他来抚摸她的乳房而不是下身，他却不肯转移方向，感觉到她的呼吸也急促起来。看来她也同样兴奋，阿尔伯特抓住时机，将她的内裤拉了下来。
阿尔伯特觉得，这好像不是在妓院里，而是像在乡间分校（指城市学棱设在乡间的机构，各年级学生分批前去休养或上课）或是在某个地下室的除夕聚会上。
这样有点羞涩又有点粗暴地把人家的内裤扯下来。不知是在哪一个只为拥抱狂吻和互相抚摸而举行的聚会上，他曾经看到同班的同学这样做。可这跟乡间分校不一样，当阿尔伯特碰到这女人的下体时，突然，他感到手里抓住的是一个本不应该在这里的器官。他手里是一根男人的阳具，在这一瞬间，他还以为这是幻觉。
然而这不是幻觉。他抓住那根阳具的手略微用了点力气，那姑娘的呼吸便又加快了。看来她喜欢这样。阿尔伯特可不喜欢。当他明白跟自己亲热的原来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的时候，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去摸索自己的衣物，恨不得马上逃之天天。可是他找不到自己的东西，那需要更亮的光线。那女人坐起身来，问：“怎么了？”阿尔伯特说：“我的东西在哪儿？”又说：“这是骗局。”这时他一下子害怕了，怕有人把他的衣服从钩子上拿走。那女人碰了一下开关，调亮了灯光，阿尔伯特看到自己的东西还好好地放在原处。
这时那女人又用莎丽将自己裹起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一个年轻美貌的锡兰女郎，身上没有一点男性的特征，尤其是她的声音，那样清脆甜美，阿尔伯特也没有发现胡茬的痕迹。这样他更加觉得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他又说了一遍：“这是骗局。”那女人回答，她已经告诉过他，她是个舞蹈女演员。她说这话时没有一点含羞带愧的样子，声调还是那么柔和。显然，她还想骗他，说锡兰的女舞者其实都是男人扮的。这他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相信她是个跳舞的。她还想再蒙他，可他不会再上当，不能上一个女人的当，更不能上一个不是女人的女人的当。“把钱还给我，”阿尔伯特又说，这真是小家子气，他自己也觉出来了。但他必须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尊严。那女人还坐在床上，乌黑的眼睛看看他，按摩着自己的脚，那是一双柔嫩的脚，根本不像男人的脚。她依然那么温柔地说：“这不行。”就又全神贯注地去揉弄自己的脚了。这时阿尔伯特做了一件本来不该做的事。他说：“起码把那二十马克还给我吧。”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下子他在她面前输掉了全部尊严。她那双黑眼睛又看了他一眼，他在那里面仿佛看到了一丝怒气，粗暴的光芒微微一闪。这时阿尔伯特也觉得自己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他们的眼神只微微一碰，因为在这女人要说什么之前，一个穿皮背心、腰带上挂着一串哗啦响的钥匙的男人将帘子拉到一边，用破锣般的声音说：“时间到啦！”阿尔伯特回答：“我这就走。”他不想惹麻烦。他还没离开这个房间，那女人叫了一声：“钱包！”从床后拿出钱包来。阿尔伯特默默无语地接过钱包，离开了酒吧。
在去汽车站的路上，他心里又是感激，又是羞愧。之所以感激，是因为她提醒他还没拿钱包。羞愧则是因为他居然跟她讨价还价，要那二十马克。看来她比他想象的要诚实一些。他很想转回去再感谢她一回。但是，在他上了公共汽车以后，在买票那一瞬间，所有的感激之情都烟消云散了。他发现钱包几乎被掏空了。
本来里面有四百多马克，现在只剩下了硬币。四个十芬尼的，一个五马克的。
在去过电影酒吧之后，阿尔伯特总是无精打采。女人，其实是男人的女人，让他不舒服。而自己那份吝啬劲儿，也让他难受。他居然还想要回那二十马克。
在一间电影酒吧的后屋，在一张肮脏的床垫上，他跟一个来自锡兰的农家女翻来滚去，还想跟人家要回二十马克。这女人已经够可怜的了，即使她其实是个男人。
这点钱对阿尔伯特算不了什么。他虽然没有什么财产，但是他在母亲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即便他没有收入，也够他过上两三年的。这笔钱就放在商业银行的一个长期账户里。他本来打算过几年再动用这笔钱。这钱是为了他在学业结束后万一生活无着时用的，而不是让他去逛窑子的。母亲一定不希望这样。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母亲若是知道他不是同性恋者，一定会很高兴的。阿尔伯特一直觉得母亲以为他是同性恋者。她之所以把他当成同性恋，是因为他跟她从不谈论自己的女朋友。而他又为了证明自己没必要向母亲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就从来不跟她谈论自己的女朋友。
也许他应该在某个时候跟她讲讲自己的那些女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孀居的母亲住在威悉河山区的一所小房子里，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要问起他的女朋友，而他每次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他只跟她讲过卡塔琳娜，毕竟他是因为她才被赶出寄宿学校宿舍的。这以后的事他就一直守口如瓶，这就引起了母亲的怀疑，摸不准他的性倾向。这份疑心当然让母亲很忧虑，因为她觉得这是她的过失。她曾经向阿尔伯特承认，他本来应该是个女孩子。她原本想要个女儿，在怀着他的时候，她相信一定会生个女儿。母亲说，在他出生之后，她一点也没有失望，儿子也同样让她高兴，就像以前期盼着女儿一样。
这当然都是遁词。她一定非常失望。如果她并不失望，就不会有那些照片了。
那是一次儿童生日会的照片，阿尔伯特穿着女孩的衣服。小男孩儿们都穿着男装，只有阿尔伯特穿着女装。很显然，在这次生日会上，母亲把他打扮成了女孩。他还梳着小辫，一定是假发。阿尔伯特是在一只鞋盒里发现这些照片的，那是母亲的遗物。他记不起那次生日会了，也记不得自己穿过女孩子的衣服。尽管阿尔伯特相信自己记得出生时的情形，却一点也想不起在某次生日会上穿过女孩衣服。
这些照片向他证实，的确有过这么一次生日会。有了这些照片，阿尔伯特也就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妈妈感到内疚，还把他当成同性恋。也许她还认为他是异性装扮癖，在柏林戴着假发、穿着裙子去歌剧院。阿尔伯特没有十分的把握，不知道她是否完全了解这些东西。但他可以肯定，她是有内疚感的，她曾经努力用各种方式的母爱来减轻这种负疚感。这就叫做补偿。她拼命想补偿被弄坏了的阿尔伯特。
对阿尔伯特来说，最实用的补偿方式就是给钱。阿尔伯特若是到威悉河山区去探望母亲，她会把车钱给他。不过他知道，那个信封里装的不光是旅费，还塞进了一笔额外的钱，但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笔钱，也从没有为此向母亲道谢。一般情况下，母亲给他双倍的车钱。这样他也许就会多来看她几次。对于车钱，他也只是懒洋洋地谢一声，甚至可以说是很不情愿的。每次当母亲想把装着车钱和那笔额外的钱的信封塞给他时，他都会推辞，说什么“用不着”或者“我又不是孩子了”之类的话，然后任由那个信封躺在客厅的桌子上而不去理睬。他知道，在他走之前，妈妈总会把钱塞进他的大衣或夹克口袋的。
母亲不但给他钱，还给他买吃的，买穿的。每次在他要从威悉河山区回柏林时，母亲都会为他准备几片面包。她还经常给他买衬衫和内衣，有一次还买了一件睡衣。无论是衣服还是面包，每次阿尔伯特都不肯要，尤其是面包，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带到柏林去的。这面包会给他带来压力。母爱的压力。然而母亲说什么也要给他准备面包，他越是推搪，她越是坚决地催他带上。有一次，他一点也没拐弯抹角，清清楚楚地说：“我才不要什么面包哩！”母亲仿佛碰上了魔鬼，睁大眼睛看了他一会儿，走回厨房，在桌旁坐下，吞声饮泣起来。她哭了半天，阿尔伯特坚持不下去了，跟母亲说，他愿意把面包带上。不过他不要黄油，要人造黄油，也不要夹香肠，要夹煎火腿。他们就这样和解了，母亲每次都给阿尔伯特的面包涂人造黄油，夹煎火腿。不过，到了火车上，阿尔伯特还是没有把面包吃掉，而是扔进了垃圾桶。母亲虽然遵照他的话往面包上涂了人造黄油，夹上了煎火腿，但涂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