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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还在继续东移，”沃尔科夫用疲倦的、痛苦到了极点的声音说道，“正向莫斯科逼近。可我想，他们不会持续太久。不知在什么地方就要发生转折，不知在什么地方就要给他们当头一棒！”
“早就应该了！”
“可这里竟是强盗的天下。各种渣滓都泛上来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人。警察局长就是红军的前指挥官，是自愿投敌的。”
“这种恶棍应该枪毙！”阿盖耶夫忿忿地说。
“可您却要同他们打交道。”
“这就更糟。”
“是挺糟，但是需要。要搞好关系。我们这样期待您。您只同我单线联系。当然啦，沃尔科夫，只是我的化名。如有人来，不论是男是女，只要说一声：从沃尔科夫那里来，就说明是我派的。您的朋友莫洛科维奇将要去车站工作。”
“是吗？”阿盖耶夫高兴地说，“您同他谈过了？”
“当然。只有上帝知道，他将干什么，当个锅炉工。可我们在那里需要人。他人怎么样？可靠吗？”
“好小伙子，完全可靠！”
“我们也是这样看。你们俩一道工作，巴拉诺夫斯卡亚会帮助你们的。她是内行。”
“太谢谢了！”阿盖耶夫感动地说。同时，他感到内心的忧虑也在增加。
这场谈话使他亢奋异常，突然而来的操心事把他的一切都搞乱了。只有伤势依旧，每个微小的动作都会使阿盖耶夫想起它。
关于合作的事，他们差不多是谈完了，还说妥了主要的工作内容。巴拉诺夫斯卡亚端来晚饭时，他俩默默地坐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阿盖耶夫吃了黄瓜和土豆，但已失掉了先前的食欲——现在他一心想着未来，想着他还不习惯的同沃尔科夫的新关系。使他特别不安的是要同敌人打交道，他应当忘掉过去，换上一副新面孔，他会干得怎样呢？结局又会怎样？当然，一旦失败，结局将会怎样，他是一清二楚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淮备迎接一切偶然事件。在团队被击溃后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摆脱不掉纠缠着他的内疚，因为他竟这么愚蠢地退出了残酷的战争，脱离了部队，很可能他的团队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部队是存在过的，他的军人天职并未失掉，这种天职体现在他的誓言中。是的，他是伤员，这可以为他的许多行为加以辩护，但远远不是一切行为。即使是伤员，他还是没有权利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偷闲度日．静等残酷的前线斗争向好的方面转化。他知道，即使他能够重返前线，他也得解释清楚，替自己辩护，因为他手中握有武器，而武器是要用来打击法西斯匪徒的。当然啦，沃尔科夫刚才向他建议的事，离直接同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还差得很远，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啊——另一种战争对他来说，暂时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第九节
沃尔科夫走后，阿盖耶夫睁大双眼躺在那里，继续思考着。同往常一样，他那敏锐的听觉时刻警惕着，注意着危机四伏的黑夜里的一切响动。莫洛科维奇一直没有来，阿盖耶夫不由地想，他莫非出了什么事？在阿盖耶夫这种处境里，要是失掉莫洛科维奇，那将不仅仅是悲哀的事。尽管现在阿盖耶夫已经不象先前那样孤独了，促莫洛科维奇仍然是他的主要支柱——年轻的中尉是他同不久前的军旅生涯、苦命的团队、艰苦的战斗与伤亡的唯一联系纽带。提起他们的过去，尽管不足以成为夸耀的对象，但也没有理由感到羞槐。他们都尽力完成了自己的战斗职责，至于整个形势的戏剧性变化，那不是他们的罪过。
夜里伤口又开始疼了，里面一抽一抽的，一直痛到腰间。他为了把伤腿放得舒适些，不得不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巴拉诺夫斯卡亚在院子里听到他在折腾，便走进了仓房。“您怎么了？要点什么吗？”
“不要，谢谢，什么都不需要。”
“我也无法入睡。唉，今天看到和听到的那一切……”
“可怕！别再说了。”
女主人并不急于走开。黑暗里，他几乎看不见她，但能感到她那温顺的身姿。
他并不强求地说：“您能留下来说一会儿话吗？”
“是的，可以。您知道，一个人简直没法呆。真没那份勇气。”
“是啊，眼前可真是需要大无畏精神的时候。请问，这位沃尔科夫……他跟您谈过话吗？”
“安东·斯捷潘诺维奇吗？当然，跟我谈过。您不必担心，我不是说过吗，我儿子跟您长得很象。年纪也相仿。”
“他叫什么，奥列格吗？”
“对，奥列格。奥列格·基里洛维奇·巴拉诺夫斯基。现在您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是我儿子。”
“好的，谢谢。怎么，您的丈夫真是神甫吗？”阿盖耶夫突然开门见山地问道。他觉得出，黑影里的女主人有些发窘，只听她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才答话。
“当过圣杜霍夫斯克教堂的神甫。就是在镇中心市场旁边那座。但是您没到过那里……”
“是的，没去过。”
“我在民众学校里教过书。很早以前了，”她惆怅地说，沉默下来。
“很早以前？是革命前吗？”
“革命后也教过。基里尔神甫直到１９３２年关闭教堂以前，都是那里的主事。我比他早十年就停止了工作。没法干了，您能明白：神甫太太当女教师算是怎么回事呀？”
“您是本地人吗？”
“不是，我生在德文斯克，在维尔诺住过一段，在那里读完了马林斯基高等学校。父亲是银行职员，在维尔诺、波洛次克、德文斯克都工作过。我是和基里尔神甫一块儿到这里来的，这儿是他的老家。唉，说来话长了，跟生命一样的长。详情细节一个冬夜都说不完，当然啦，现在这样的秋夜就更嫌短了。”
“生活困难吗？”
“我们那个时候，轻松的生活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我们过的日子却是特殊的艰苦。您瞧，现在……有过一个儿子，是我的全部寄托，我好象就是为他活着的，可现在他也没有了。子然一身！有时候我就想：活着为了啥？干吗要活下去？特别又逢上这种战争年代。恐怖，灾难，兵荒马乱。我有时想，也许我的选择错了？我在终身大事上犯了错误？不对，没有那回事。我一直追求有良心、讲善良的生活，完全不拒绝接受时代的先进思想。但是，时代却不肯接受我这样一个女人。我有过一个女友，叫柳芭·切尔诺娃，是个好姑娘。我俩一起学过音乐，天晓得她算得什么天才，可她却在音乐学院毕了业，在莫斯科日子过得不错，嫁给了一个苏维埃工作者。我不甘心专门摆弄音乐，一心想到民众中去，把理智、善良和永恒带给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做些启蒙工作，为他们打开知识之路。父亲不赞成我这一套，他对当时盛行的现代精神，有许多保留。他是一个对新事物不信任、抱有怀疑的旧官吏。但是，我母亲，噢，善良可爱的妈妈，却全力赞成我的职业选择，赞成我当一名民众教师。她自己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做些教育工作。她对待仆人就象对待亲人一样，百依百从，逢年过节必定要送些礼物。可这毫无益处，仆人们照样厚颜无耻，瞎，那些人啊，光知道好吃懒做，干些见不得人的事，一有机会就愉鸡摸狗的。可妈妈绝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过错。她总说，这是出于愚昧无知才干的。她坚持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整晚整晚地在厨房里给他们朗读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教他们接书识字。我毕业后就到维帖布斯克省一个穷乡僻壤去教农村孩子。我不认为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坏的时光，正相反，孩子们喜欢我，我也对孩子有很深的感情。为了他们，我不惜一切，尽心尽力；我教他们文化和启蒙知识，自己的日子却很清苦，连固定住处都没有，只能在当地犹太人家寄宿。不过，我认为我是在对人民尽责，工作做得一丝不荷。您自己明白，年轻人的这种精力是十分充沛的。”
“您在这个小镇里也工作过吗？‘阿盖耶夫问。
“没有，不过我工作过的地方可不少。在德利先斯克县工作时间最长。在德文斯克附近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离城有十公里多。我是在那里同基里尔神甫认识的。
“他刚从神学校毕业，想谋求一个教区，不过，不是主教区里最槽的区。当然啦，到处都一样，民众的生活十分困苦，没有文化，基里尔神甫的热情完全不比我低，他进行的是道德教育。现在，人们都说，家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可那时却不是这么想的，大多数人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信仰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崇高、善良，更接近生活的真理和光明。是的，那时也有无神论者，他们认为宗教远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最重要的该是教育和知识的应用。我也用于这一派……”
“那您怎么会结婚呢？嫁给一个神甫？”阿盖耶夫微笑了，在黑影里问道。
他身不由己地对巴拉诺夫斯卡亚的叙述听得入了迷，而且兴趣越来越大。他逐渐发现，女主人完全不是他最初想象的那种人。这真出入意料，甚至今人惊讶。他原以为，女主人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婆娘，但她却是维尔诺马林斯基学校毕业生，同时又是神甫的妻子。
“问题就在这里，我正想对您说说，在我的生活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完全违反我的信念和迫求。我们俩人信仰不同，可是竟然相爱了，我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当然啦，爱上基里尔神甫并不难，他一表人材，高大英俊，蓄着一部褐色胡须，眼睛蓝蓝的，目光是那样天真、充满幻想，说起话来……唉，一切都得从头说起，都是从他说话开始的。我第一次是在教堂里听到他的声音的，后来又去了第二次，接着又在县警察局长家的圣诞节晚会上同他再次见面，而在谢肉节时他已经向我求婚了。我的父母就住在附近的波洛次克，但我自己就决定下来了。婚礼就在当地教堂举行。我父亲知道这事以后，没说什么。可母亲却大发雷霆。她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她的恼怒没有持续多久，当她亲眼见到我的蓝眼神甫后，怒火立刻烟消云散了。基里尔是能够征服任何人的—一用他那动人的外表、翩翩的风度，当然，还有他的聪明颖悟。除了圣经以外，他文学知识渊博，懂得艺术，现代的、西方的和拜占庭的，对东正教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东正教不仅有优点，也有许多缺陷。但他总是回避正面批判赖以生存的宗教，他是克尽职守的人。
1915年我们的奥列格出世了。当时我住在波洛次克父母家里，基里尔在加里西亚前线当团队神甫。他常写信来，叙述俄国士兵在那场愚蠢的战争里的悲惨境遇。过了一年，他在夏天里回来度假，给了我们大家一段短暂的幸福，然后又离开了。您知道吗，那时我好象突然成熟了，也许是受他的影响，也可能是成了母亲的缘故。不管怎么说，我从那个夏天起，年轻时代的民主主义所剩无几了，我第一次窥伺了上帝的伟大秘密。也许，是因为时代变了——几年来，在后方发了经济混乱，在前方连续受挫，人类在经历一场悲剧。就在那年夏天，我的堂兄弟在里加附近牺牲了。我是那样爱他。人好，心地纯洁，出于爱国热情自愿加入了炮兵队，可他逐渐对战争失望了，牺牲以前写来很多灰心绝望的信。他是为拯救战友而死的。我记得，他的死讯把我惊呆了——他仇恨战争、前线和那些指挥官，可在必要时却象英雄一样的死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时我想过：这是什么，是英勇无畏还是幼稚无知？我一直把堂弟的为人看作楷模，可我不能确定，我能否跟他一样。”
“您干吗要跟他一样啊？您是女人，当时又是年轻母亲，”阿盖耶夫插言说。
“可是问题就在我当了母亲。您知道，这最能改变女人的性格，特别是在困难时刻，它使女人更眷恋于孩子和丈夫，您该知道这一点。可我理解这一点却是在盼回了丈夫以后。他是1917年秋初回来的，精疲力竭，心情沮丧，全身都是虱子。对十月革命，他的态度是平静的，不兴高采烈，也不惋惜悲哀。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