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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是美丽的富饶的，可是地理位置太不好了，靠近了日本这个豺狼，他能怎么办呢。只能默认塞北军的行为，不过对于一些加工业的设备，他向赵书礼提出了要求，赵书礼表示允许把这些设备迁移到塞北地区张学良投资的，或者东北军投资，甚至是免费送给东北籍商人投资的工业企业中。张学良对此很满意，因为塞北的东北相关的企业，现在也是东北军物资补给的主要来源，不管是军服还是武器装备，都是这些工厂生产的。
吉林、长春、开原、铁岭、抚顺这些大城市的日资企业拆除的同时，经过张学良的同意，塞北军开始动员这些城市的商人往塞北迁移，去塞北投资，把自己的工厂迁到塞北，同时还鼓励技术人员去塞北，甚至鼓励普通百姓去塞北。效果是有的，加上有张学良的号召，他告诫东北百姓，东北的战争短时间内不可能结束，希望东北人有能力的都往塞北移民，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张学良之所以乐意东北人到塞北，原因有一个，而且很重要，那就是这些人生活在塞北，却心系家乡，参军打仗或者捐助军费的意愿会很高。
一时间尽管还是冬季，可是东北往塞北的移民规模突然上升了一个层次，从战争开始的每个月几万人到了每个月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他们骑马、坐车甚至步行通过边境，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塞北地区，然后得到塞北地区相关工作人员的带领，前往一个个定居点，大多集中在新疆和外蒙两地。
除了东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百姓也有一个移民潮，战区的百姓，沿着己方军队的反方向往后方转移，很多茫无目的，就知道远离战场。比如正在打仗的徐州已经是一座空城了，都跑到了就近的安徽，接着往西跑，跑到河南湖北。他们不知道的是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很多人的终点是重庆，在真实的历史上，其中很多人没能抵达重庆，在路上就死了。现在这些人多了一个新的终点塞北地区，南方的百姓通过水路两路到达武汉后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跟中央去四川，一条是往北进入河南，然后到山西去塞北。
现在这条线上的移民还不多，每个月就一两万人。但是塞北已经注意到了，在赵书礼战前就下达的，塞北地区不但欢迎占领区的工业家、资本家还欢迎普通民众，因为赵书礼很明白在战时，除了工业实力、资源潜力外，最重要的是人，人力也是战争潜力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之一。
1940年3月，有两件事引人注目，第一件是蒋价石中央政府终于迁都重庆了，另一件是塞北、陕西、四川三方投资修建的铁路线，宝成铁路通车了，这条铁路线其实1936年就开始修建的包西铁路包头到西安段的延伸，计划很早开工很晚，但是进展迅速，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久通车了。这得益于前期的充足准备，开工后各种测量工作，甚至图纸都已经完成了，需要做的只是修建基础铺轨和打通隧道而已。而其中的难度是开挖隧道，值得一提的是，隧道挖掘总工程师是塞北方派出的水利专家苏芳。苏芳虽然不是铁路专家，但是对于隧道开挖有一手，十年前他主持修建河套水利的时候挖过洞，九一八之后他主持新疆水利工程，更是挖掘了更多的隧道引下了天山的雪水。
最重要的是，苏芳主持的工程速度往往都很快，唯一的缺陷是，事故率比较高。但现在是战争时期，顾不得那么多了，尤其是宝成铁路不仅仅是一条沟通西部经济的干线，更是一条军事铁路。有了这条铁路，西南地区的人力资源可以跟塞北连成一体。
事实却是如此，铁路修通后，运输量最大的不是什么商品，开始就是人。大量的人口通过这铁路从四川到陕西，最后在塞北定居下来。四川是人口最多的省份，有五千万人，但是土地十分稀少，山地太多，而且土地资源聚集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塞北的土地对四川的贫民有致命的诱惑，他们大量的迁居。除了四川人外，还有大量的难民往塞北地区迁移，他们有的来自苏浙地区，跟随中央到了四川，可是到了这里后却没有办法为生。其中很多还是受过较好的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而塞北地区却严重缺乏人才尤其是技术人才，这些人很容易在塞北地区找到出路，因此乐意在此迁居。还有一些则是工业家，中央军的地盘苏浙地区向来是中国的富庶之地，清末民国这段时间这里的民间资本发展很快，纺织业、轻工业非常发达，由于战争的影响，大量的企业被迫关门，企业主跑到了大后方。这些人手里有钱，有管理经验，有技术储备，但是在四川只能坐吃山空，而塞北却在招揽他们，在报纸上大肆欢迎各种投资，随着铁路的开通，他们也开始往塞北军跑了。
人、钱、智力在战争期间大量的往塞北涌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赵书礼跟徐新六孔韧这些有热心，有激情的官员，在塞北踏踏实实的建设了十几年，其中尤其是各种制度的建立，对财产权的保护，对投资环境的保护，尊重司法独立，舆论独立等做法，早已经为他赢得了中国最佳投资地的美誉，不但是中国商人眼里这里是天堂，就是老外也明白要在中国投资，如果不走歪门邪道想堂堂正正赚钱那还是要去塞北。
塞北的名声为他赢得了收获，战争爆发后，大量外来资本技术人才的流入，让塞北的经济不但没有因为战争受损，反而是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官方统计1939到1940年度，工业增长了十三个百分点，其中一半是因为战争刺激大量旧有工业尤其是官办重化工业军事工业满负荷开工，四分之一是塞北大量民资向军事相关领域投资，另外四分之一就是这些外来投资了。官方预测，1940到1941年度还将更快的增长，有望达到二十个百分点。
除了这些新来的投资，十几年时间让塞北地区涌现出几个成功的经济角色，第一是商帮，其中最有历史最庞大的是晋商，现在的晋商广泛的参与到了商业、贸易、矿业和钢铁冶炼工业中；紧逼晋商的是北方其他商帮，如天津商帮很早就到了塞北发展，现在在建筑、水泥生产业是龙头，在毛纺织领域也是无人可敌，北京商帮在服装业制鞋业制皮业首屈一指，在餐饮业更是无人可敌；江浙商帮进入塞北稍晚，但是却有关系有基础，徐新六就是江南人，而他是金融巨头，带动了大量的江浙商人来塞北发展，在加上战争后大量新来的江浙商人现在江浙商帮实力极具增强，他们是第一大纺织品提供者，第一大纸制品提供者，第一大小商品制造者；还有南洋商人，他们主要参与到了金融业、报业、轮胎产业等领域。
除这些商帮外，还有三种经济力量可以跟这些商帮鼎足，第一是各种新出现的年轻企业家，他们不属于各种商帮，身份上各地人都有，在新技术领域，电子工业、航空工业、机械设计、金融等领域很有成就，在轻工业纺织工业等小企业上更是涌现了大量传奇人物；另一个就是财阀集团了，比如赵书礼的赵氏财阀参与到银行、军工生产、航空工业、电器电话、大型化工、钢铁冶炼等等，徐新六的金融帝国，兄弟烟草的烟草王国，范旭东的化工巨头等等等等；最后一个巨大的经济角色是官办企业，官办企业主要集中在平时不赚钱的领域内，比如和平时期没什么市场的兵工生产、飞机制造、大型机器精密仪器的研发仿制等等。
大量的商帮、游击队企业家、财阀和官办企业，不知不觉间已经改变了塞北的经济结构，两个四年建设大纲的完成奠定了轻重工业基础，两年时间的缓冲和适应让这些工业单位成功的融入了经济活动中，塞北消化了这些工业单位后，毫不客气的说，塞北其实已经工业化了，尽管在轻工业领域还不是日本的对手，可是在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领域，统计数据上塞北完全不输给日本。当然不是说塞北跟日本没有差距，差距其实相当大，比如教育积累，技术积累上还差的很多，但是也有优势，那就是资源潜力，综合起来对比，塞北的势力大致相当于日本的六成。这有点像德国和苏联，规模上苏联完胜德国，但是质量上毫无疑问德国完虐苏联，德国人才储备智力资源远胜苏联，而苏联潜力上则大于德国。
同时塞北存在的问题也比日本多，日本的经济经过七八十年的现代化努力，基本上以财阀为主力，而塞北的各种经济组织分庭抗礼，商帮、财阀、官办企业、散户企业百花争艳，看起来很有活力，其实问题是很多的。
做一个对比，显然这些经济角色中，最具有战斗力的是财阀，他们从金融到产品一条龙，抗风险能力强大，对市场有很强的操控能力，最灵活的是新企业家群体，他们普遍经营小工业，哪里利润高往哪里流动，随时打算撤出，利润率有保证且风险可控，然后是商帮，他们以商会以乡情为纽带互相帮助共度难关，生命力够强但是不够活力，利润率和发展空间都不是很大，但是最差劲的气势还是官办企业集团了。
大量的官办企业，涵盖了现代工业的方方面面，但是效率极为差劲。管理者根本不考虑工厂的市场因素，有热情的按照自己的抱负来操作企业，投资了大量研发实验室等，制造了大量没有市场的产品；有私心的则想方设法损公肥私，已经成了一种逆流，无法禁止；还有各种齐齐特特的工厂管理，有的工厂用大量利润给员工发红利，盖住房，却不肯归还因购买最新设备的贷款，让相关的银行头痛不已；有的工厂大量赔钱但是却不停的要投资，购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
赵书礼已经准备对官办企业开刀了。
他知道现在的官办企业问题还仅仅是一个开头，拖的越久问题越大，到了最后就成了顽疾无法医治了。而现在也是一个契机，这些企业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工业实力，准确的说是军事工业实力，是为了战争服务的。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这些年这些企业是整府巨大的负担，但是现在随着战争带来的市场，他可以自负盈亏甚至可以说大发一笔的时候到了。这时候是整府扔掉这个包袱的时候了，赵书礼决定出售这些企业。
三百六十七节与苏合作
出售官办企业是一个长远眼光，如果只考虑短期，显然战争期间，这些企业能带来大量的利润，可是长久以后怎么办，战后呢，这些企业在此回归为整府的包袱吗。更何况即使是战争中，这些官办企业的效率，也未必赶得上让有管理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理。更何况为了避免后来出现的大量弊病，现在处理起来不但成本最低，而且更容易处理掉。
但是出售官办企业给私人也有很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舆论风险，一个弄不好恐怕会被媒体揪住小尾巴不放，冠上什么出卖国家利益之类的大帽子。像明治维新显然是成功的，但是当年整府像财阀出卖大量官办企业也遭到了民间舆论的诟病。
为此赵书礼想出了一个主意，以筹集军费为名义来出售，而出售的过程中一切透明，不直接转让给私人，而是通过股市出售企业股份。大量的官办企业，有计划的分批上市，最挣钱的最先上市。而恰恰遇到了大量的江浙资本涌入，于是出售很顺利。
赵书礼从来没考虑到，这些年这些企业到底有多么庞大，现在他总算有了个概念了。1940年初开始的不到三个月的出售行动，卖出不到三分之一的企业，竟然筹集到了一百多亿的军费。这一百多亿说多不多，其实也仅仅是收回了当年的投资而已，说少也不少，塞北币还是比较值钱的，尽管经过长达十年的通胀，币面价值比中央印发的法币不及三分之一，但足够塞北军支持一年的战争了，如果用来还外债，足够还清美国的三十亿美元债务，当然欠其他国家的，比如德国的十几亿马克，日本的四十亿日元已经被赵书礼列入坏账了，这笔欠债在他借钱的时候就已经勾销了，他只恨这两国太穷借不到更多的钱。
出售官办企业的同时，还出售另外一种资产，就是冻结的日资企业。这些企业可不能用上市来处理掉，因为整府不是这些产业的所有者，而是通过拍卖的形势来出售。当然名义上是出租，赵书礼没想到的是日资企业的规模竟然不比官办企业差，竟然也出售到了一百多亿。当然总体上这些日资是没有官办企业规模大的，但是他们经营情况却比官办企业强了不止一星半点，每个企业不但没有债务，反而都是有大量盈余和流动资金的，非常受民间资本的欢迎。
按照计划大量的官办企业、日资企业，会在1940年底全部出售完。同时按照计划，这些企业经过一年的适应，会很快爆发出更强大的生产力，在1941年时，塞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