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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不顾美国的通牒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更激烈的措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
美国不知道的是日本把这看做战争的宣言，他们随即冻结了美国在日本的资产。
看到这种变化，罗斯福担心了，他亲笔给日本天皇写了一封信，强调了美国的立场和希望两国和平的愿望。当然这信肯定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的，或许能起到蒋价石在日本撒传单的效果，那就是让美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话说日本为什么一步步走到跟美国对抗的道路上来，这问题很复杂，但是本质很简单，那就是野心。扩张的野心，如果你问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愤青，如果你的国家面对一个巨大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面前有两个选择，第一是什么也不干，抓住时机大发横财，让每个家庭有一辆汽车，锅里有一只鸡，第二是抓书时机大力扩张，但是每个家庭最多能有一辆自行车，家里除了鸡毛啥也没有，可最后是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相信十有**这个青年会选择后者。此时的日本人心态就是这样，而且比之中国的愤青们是有国之而无不及，他们不是一个人粪，而是举国皆粪。
日本在亚洲跟美国的全面对抗，让美国开始转变思路。加上欧洲战场局势的更加危急，罗斯福觉得不能坐视不理，但是却无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只能一步步规避。他力主通过了一项法案，租界法案，对前来求援的英国人表示美国愿意做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那意思就是，哥就会生产武器，你来买吧。但是实际上这法案已经决定了，被侵略的国家可以不付款先租下美国武器，战后其实还得了还不了还两说呢。而且美国明确的表示，这个法案适用于中国，在中日间，美国终于开始站在中国一方。同时宋子文从美国得到了两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给中国的货币注入信用。
面对美国态度的变化，日本积极应对，派野村公使在美国反复游说，提出进一步的谈判。当然这在后世被认为是日本人的欺骗行为，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多变的，如果美国人此时决定妥协，难说日本不会假戏真做。
所以赵书礼看到这可喜的国际形势变化，心中仍然不能彻底放心，在他看来只要日美没有正式开战，他都不能省心。而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终于在东北做好了准备，新一轮的东北战争再次开启。
但是对于这第二次东北大会战，赵书礼却有些不情愿，在东北反反复复就这么跟日本耗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难道要打到二战结束，列强腾出手来处理中国问题。可到时候会是个什么情况呢，顶多是列强给日本施加压力，让日本退出中国，那么中国能得到什么呢，甚至要为了感谢列强的帮忙，再次出卖利益，甚至也要给日本保留一大份蛋糕，这就是国际规则啊。那样的话，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国，一个待宰的羔羊。
三百八十一节撤出东北
或许日军已经十分希望南下，英法被德国人打的自顾不暇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可是摆在他们眼前的障碍却很大，第一个是美国自不用说，第二个则是中国，准确的说是屡胜他们的塞北军，不除去塞北军他们就无法安心的南下作战。不拿下东北，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来维持南方的作战。
因此日军终于下定决心，要跟塞北军在东北来个了断了，不惜调集全国之力，往东北调遣了一百万日军，发动全面的战争。这一百万日军中包括四十万在南方战场作战过的老兵，以及十万从东北退回日本的残兵，另外五十万则是完全的新兵，但是也是经过正规训练的预备役。
而在东北，塞北军能作战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人，东北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了，固守锦州、山海关到沈阳一线其实已经很吃力了，不得不邀请塞北军协防，而杨虎城的那三万军队在百万日军面前也是打酱油的，真正的对手其实还是日军和塞北军。
此时日军自不必说，一百万真正有实力的作战部队，国内还有正在作训的两百多万部队为后备，中国其他战场上还部署着数十万二线部队，而塞北军总兵力应达到了两百万，可以说双方兵力上是势均力敌的，武器装备上也是不相伯仲，塞北军的火炮坦克占有优势，但是日军的空军现在已经完胜塞北军了。按照这种情况分析，结局大概真的会像赵书礼担忧的那样，打来打去没什么结果。
只是赵书礼不知道的是，日军下决心再次跟塞北军在东北会战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能腾出手来对付英美，要是他知道的话，恐怕宁可选择撤退，暂时的把东北交给日本，甚至不会去破坏东北的资源，让日本有力气跟美国人打的带劲点，可是他不知道，他只能选择迎战。并且一方面还大肆破坏东北的工矿业，甚至鼓励东北百姓去塞北避难，以便在最坏的情况出现，就是日军占领东北的情况下，也不能利用东北的资源和工业。这就是赵书礼的坚壁清野吧。
1940年11月，武汉会战结束一个月后，东北会战再次拉开大幕。
日军从旅顺大连、安东一线发动猛攻。
四散出击，同时航母战斗群集结辽东湾，对各个战略要点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并且利用海军优势，运送大量的日军小股部队在中**队后方登陆，发动特种作战。
同时战斗方式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日军再次投入了新式武器毒气，大规模，大范围的使用毒气弹。飞机投弹、火炮发射甚至渗透部队在东北的水井中投毒。
这淬不及防的大规模毒气战让塞北军一时间有些难以适应，尽管日军在南方战场上已经使用过毒气了，但是塞北军并没有过于关注。因为在南方日军也只是在极个别劣势战斗中或者在攻坚战的时候才会发动毒气战，而在东北他们竟然直接以毒气战作为常规武器使用，这就太骇人听闻了。一战后，各大国签订了联合公约反对使用毒气，日本和中国都是签约国，使用这种武器明显是违背公约和人道精神的。
塞北不是没有化学武器，当年跟德国的军事合作中，有这方面的技术合作。但是并没有投入大规模生产，因为不管是研发的德国技术人员还是接受了德式军事思想的塞北军方都不认为会发生大规模毒气战的情况，因为这毒气弹就跟后世的核武器一样，是一种战略性威慑力量，只要双方都拥有，那么基本上双方就都不会使用。
可是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显然不能按常理来推理，对他们而言，只要获得胜利，不管采用什么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东北战役一开始，日本的作战方式虽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是日军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为自己取得战绩洋洋自得。
面对着以前经过苦战才夺回的阵地，在日军的毒气面前一个个再次失陷，最重要的是自己军队的伤亡率居高不下，面对日军的无耻战术塞北军士兵的士气越来越低，赵书礼的心也在下沉。只能一面让前线部队采取临时性的防范措施，比如用湿毛巾来勉强防护，一面他心里开始考虑撤退的问题，伤亡太大了，一万两万五万十万的消息传来让人心痛，另一面则将自己毒气研制的任务交给塞北的几个化工巨头，把生产防毒面具的任务公开招标给民间公司。
赵书礼已经不愿意直接得到第一手情报了，仅仅是每天从媒体上看到的面部肿胀，眼睛毒瞎，全身青色的塞北军士兵的伤亡惨景就让他已经痛心疾首了。他从来把跟日本的战争看做是一场民族前途的对决，看做是一场宿命，但是从来不是怎么鄙视痛恨日本兵的，甚至他很少称呼日军为鬼子，因为在他看来，仅仅凭感情就去蔑视你的敌人，只能显出你的无能，把你打成狗屎的敌军什么都不是，那你是什么。可是现在他深深开始鄙视起了日军，这不是一直军队，简直就是禽兽，野兽，魔鬼。
大石桥、海城、鞍山、辽阳、连山关一个个城市先后失守，沈阳、长春外出现日军踪迹的消息，也像是一块块石头压在塞北上下的心里。伤亡已经超过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阵地却是越丢越多，丝毫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士兵的伤亡还有统计，但是谁都能想到哪更多的没有统计的伤亡百姓的伤亡，战争中军队与平民的伤亡比例即使是一比十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塞北军阵亡三十万人的情况下，东北百姓恐怕已经伤亡了数百万了。
在种种不利局面下，苏联人的反应，成了压垮赵书礼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塞北军终于退兵了。不知道是不是看着塞北军节节失利，还是因为日本人的从中作梗，苏联人对中国的支持开始产生了抵触心理。贷款断绝了，已经付款的中国采购货物也被冻结，并且边境的部队也有调动的情况，给人一种苏联人要和日本瓜分中国的错觉，就仿佛是当初跟德国瓜分波兰那样。
苏联人背信弃义，赵书礼自然很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一方面派人立刻跟苏联交涉，苏联明确表示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但是同时表示希望得到一些利益，希望塞北对苏联的贸易降低税率，并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要求，比如让塞北答应，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苏军可以不经过塞北同意随时进入外蒙。
面对这些要求赵书礼自然是一口回绝，并且他开始了对苏联的清算，他不是一个只吃亏的人。这些年为了大局考虑，容忍了苏联人的一些蛮横，像现在买卖城一带还是在外蒙分裂分子手里控制着。但赵书礼没想到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手段，会对历史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三百八十二节相持
严裕棠父子这几年发了许多横财。
不说他们家的汽车业蓬勃发展，现在连起家的纺织业也放弃了。
但是战争一开始他们连汽车厂的利润也有些看不上了。
严裕棠最喜欢的发财方式不是踏踏实实的搞事业赚钱，他更喜欢投机、发横财、发国难财，因为他本就是一个流氓，赌博心理很强。
而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
塞北的日资企业是他下手的第一个目标，大量的日本财阀投资他没能力动，因为那是整府操作。但是还有一些天才的日本私营企业，像精密光学的，精密仪器的一些日本民营企业，他不敲诈一笔实在是太对不住自己了。
这些日本民营企业家，在日本面对财阀没有出头之日，在塞北发家致富后，可遇到了突然而来的战争。他们有的人的确做出了很不理智的选择，比如想尽办法逃离塞北，抛弃自己的产业。但是逃离塞北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时严裕棠提出了帮忙，代价是这些日本人通过一份文件将自己辛苦多年的产业全部交给了严裕棠。还有一些日本人则理智很多，他们选择投靠塞北，做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不但宣誓加入中国国籍，大力配合塞北宣传机构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而且在自己企业内开展大检举，对那些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日籍工人，全都上报并交给了塞北整府。
但严裕棠也不想放过这种日本企业主，他利用这些日本企业主的心理，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企业一日在自己手里，那么一日就没有远离危险。他严裕棠愿意做好人，给这些企业主一点微乎其微的投资，收购他们手里超过51％的股份，从而让他们手里的企业性质变成中资性质。
但是这些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为了自己的前途能做出背叛日本的事情来，自然是豁的出去的主儿。他们跟严裕棠反复交涉，最后基本上签订了一种特殊的合同，那就是严裕棠以很小的代价收购他们手里多数股份，改变他们企业的性质，但是必须附带一个附加条款，那就是战后他们有权按照市场价格回收严裕棠手里的所有股份，这期间的差价就当是给严裕棠交了保护费了。
严裕棠答应了这样的要求。
其实双方各怀鬼胎，日本人的想法是，加入战争中国胜利了，那一切自不必说，到时候他们想方设法彻底融入中国就是了，假如日本胜利了，他们也有办法笼络住日本当权势力，到时候他们的产业还是他们的。甚至届时日本势力没准想借助他们在中国经营的关系来稳定局势，他们的地位进一步抬高也没准呢。
而严裕棠想的是，日本胜利的话，他这些股份自然保不住，可是谁在乎呢，战争中他已经发了大财了，到时候一走了之就是了，他不是没有准备的人，现在他儿子就在德国布局了，而且做的相当不错。而他自己跟美国财阀也有很关系，塞北几十亿美元的贷款和债券多数都是经过他的手进行的，加入德国也战败了，他有办法将来到美国去。而如果要是中国胜利了，那么这些日本人还不任由他宰割，他们手里剩余的股份迟早逃不过他的手心。
算计完了这些日本企业家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