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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师团驻扎在连云港，一切补给只能全靠从东北三省的海运接济，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这种只出不入的战略形势根本是无法接受的。可是连云港这个钉子的战略意义重大，哪怕心里千般不愿意，日军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在这里强撑着。
二月十三日，当徐州方向的战役已经结束，三个师团的玉碎在日本国内造成巨大的震动，被皇道派控制的军部因为山东、江苏战场局势的糜烂，被迫改变了原先的战略方向，将已进入河北，原计划用于执行入侵山西任务的主力部队全部东调，七拼八凑准备了五个师团进入山东，准备在这儿南下解东海县之围。
然而五个师团调走的造成河北空虚后果，导致日军自己后方的不稳。大批来自山西和河南方向的红军趁机大量对河北进行全面渗透。山东日军面临的尴尬立刻就轮到河北日军来品尝了。以团、营为单位的红军在河北后方到处渗透，他们发动群众，破坏公路，袭击运输队，在后方折腾得不亦乐乎。
而进入山东来援的五个师团，在沿途不断地遭受各方力量不断阻击，除了游击队的不断骚扰外，还有红军空军不胜其烦的袭击，前进的速度严重受挫。
二月份后，随着大批苏德战机通过太原流入中国，红军空军已度过了先前飞机严重不足的最危险时期。二月十三日后，中苏联合空军已在杭州湾打垮了英国皇家空军，完全可以腾出手来移师北方。而在这之前，日本陆航为解救徐州的友军，已经在徐州上空被放干了血。此时从河北到山东，日本陆军同样也无法保证自己头上的绝对安全。
中国的战场实在太大了，其实就算陆航实力完整，空军战力和对手相当甚至更强的情况下，在这样大的战场上，也根本不可能保证完全的制空权——这一点就象苏德战场一样，即使是1942年前后苏联空军最虚弱的时期，占尽上风的德国空军同样也无法在广阔的苏联土地上保证德国陆军的绝对制空权。
从十五日起，进入山东的河北日军，几乎每天都会遭遇来自从河南安阳到江苏徐州一线红军飞机的不断轰炸，对手每次出动飞机的数量都不多，一般也就是八架为一个编队，全是速度最快的DO17和HE111为了实战检验新制轰炸机的性能，汉娜在1936年1月后，送了二十余架新造好的HE111到中国来进行实战测试。
最大时速连四百公里都没有的日本战斗机，根本就抓不住这批时速都在430公里以上的高速轰炸机。加上在徐州战役中损失巨大的日本陆航，现在日方的防空网也已千疮百孔。在没有雷达预警的时代。这批轰炸机偷鸡摸狗般快进快出，连着炸了日军数天，虽然造成的伤亡不大，却严重迟滞援军前进的速度。
此时日本陆航大量的飞机都被吸引在更激烈的东海到连云港一线的战场，更是抽不出足够的飞机给予援军足够的空中保护。等这批援军赶到临沂一带时，却在这儿遭到南线红军的全力阻击，双方恶战数日，日军虽然攻下红军主动放弃的临沂。此时东海战役也已结束，被围的三个师团加起来只有五千人杀出重围，逃到连云港，战损超过百分九十，也几乎等于是全灭了。
而这个时候在沪杭方向，日本人的友军英国人，在沪杭方向的助攻同样也遭受惨败，五万登陆大军只剩三万多人狼狈不堪地逃回舟山岛，英国国会已开始在讨论撤出中国“止损”的话题。
徐州东海战役的结果，震动了整个日本。刚刚上台皇道派，立刻就面临了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
先前皇道派是借助统制派在中国大败的契机作乱而“借势”上台，本就“得位不正”。皇道派上台之时，背负了无数国民的“期望”，然而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日本人在东北军那儿讨到便宜，但在最大的敌人红军这儿遭遇再度的惨败，辜负了国民期望的皇道派立刻就面临下台的压力。
三月一日，当荒木贞夫叫嚣着继续增兵中国，准备继续动员国内更多的兵力进入山东，和红军再次决战以便能翻盘。但是已忍受了这帮中二的“马鹿”们几个月的日本天皇崇仁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他在这个时候发出了“讨奸秘诏”。
三月二日，对皇道派的胡来已忍无可忍的海军和统制派联手，在东京发动第二次“兵变”，声讨“皇道派国贼”。由仙台、名古屋等地调来的“平叛”大军进入东京，和驻守东京的第一师团发生激战。
操纵日本军部，胡乱指挥了数月的皇道派成员此时早已是众矢之敌，被其控制的第一师团虽然拼命抵抗了一阵，但斗志不高的他们很快就全面溃散。三月三日，“讨逆”大军控制东京，天皇崇仁逮捕以荒木贞夫为首的一干皇道派“逆贼”，大批皇道派成员被捕。很快，平沼骐一郎为首的新内阁成立。而后，那些被逮捕的皇道派“逆贼”，大部分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也被判了长期监禁，而军队中的皇道派也各有轻重不同的处罚，皇道派在日本军中的势力被彻底清算。
皇道派在日本政坛小丑一般的表演结束了，但日本在中国在战事还在进行。新成立的日本内阁还算有点理性，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困在连云港，天天象沙包般挨炸的两个师团迅速通过海路撤出江苏，退回山东。
这条指令算是救了这两个师团一命。
若不是日本国内政局再变，占领了连云港的日军又要重蹈去年登陆浦东的第九师团的覆辙，由于后方政治的原因，又要被困在连云港这个陷阱里承受这种“打不还手”的“小受”命运。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当时皇派员控制下的军部也是严禁他们放弃连云港撤退。
三月十二日，当最后一支日军撤离连云港后，徐州—东海战役方算完全告一段落。
全面侵华战争打了三个月，三个师团全灭，三个师团近乎全灭，此外六七个师团个个带伤，算上去年的全部损失，日本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在红军身上损失了超过十五万人。
而这十五万日本兵，全都是久经训练的精锐，并不是那种用两毛五分钱的征兵明信片征来的临时炮灰。更让日本军部感到恐惧的是，在和红军的战争中，天上大量参战的苏联飞行员就不必多说了，地上的陆军也无数次地发现对方的部队中出现大量的“西洋面孔”，而这些西洋人正是斯大林号召下由“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组成的国际纵队。这些国际纵队的成员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极好地填补了红军中技术兵种不足的缺陷。在林汉这个历史粉碎者的作祟下，英日联合侵华战争已经被他扭曲成了另一个版本的“西班牙战争”。
一九三六年三月份后，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仅仅只能控制了一个河北省和京津地区，小半个山西，以及象“掺石子的杂生饭”一般的山东省。
由于来自河南、江苏方向的巨大威胁，现在侵华日军，不得不将大量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河北南部和山东省地域，被迫在这里集结了超过十二个师团的兵力。至于河北中北部和津京地区总共有一个半师团在控制，而山西方只有两个师团。由于此带来的后果就是造成这几处兵力空虚，别说拿下山西了，就连自保都很成问题。大量红军部队趁机不断地对这两省渗透，尤其是河北中北部和山西占领区，日军只能控制少数点城市，而农村全成了渗透进来的红军的天下。
若不是临近的阎锡山的晋绥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和残废的东北军三家实在太烂，哪怕他们只要有红军一半作战意志，这一带的日军早就被赶出去了。
而且这样的情况还是不断地恶化中，河南方向的大批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名义，不断地通过山西进入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地区。他并不急着和日军马上决战，反而是不紧不慢地在玩起了占领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建立农村基层组织的那一套。
通过“占领农村，孤立城市”的手段，红军不断地挤压着日本人在河北和山西的空间。逼得这一带的日军只能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甚至连中小县城很多时候都被迫放弃丢给了红军。因为这些地方的驻扎兵力一旦太少，就会被优势的红军围攻吃掉。现在红军陆军的整体平均装备水平虽然不如日军，但也不是真实历史上那支装备极简陋的部队，在林汉的大量援助下，早就做到了有枪有炮手榴弹管够，攻坚能力大增。驻守各地的日军，规模一旦少于团级别的编制，处境就会变得极其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周围占领农村红军围攻吃掉。
侵华兵力不足，这是侵华日军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但是日本国内暴发的第二次内乱，干扰了他们对华的增兵工作。河北方向虽然可以就近从东北调兵，但是除了疯狂的皇道派，新上台统制派，是怎么也不可能同意将只剩下十余万人的关东军主力再调入关内的，因为那等于是开门迎接远东的苏联红军。
1936年三月，大量日军主力调到山东，和南面河南，江苏的红军形成战略对峙之后，河北山西方向的日军立刻就感觉到了自己正处于极度危险的战略劣势之中。而由从前安插在山西日本间谍传来的情报，每天都有大批红军正源源不断地通过山西渗透进河北，而且这种情况从十二月五日开始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山西的军阀阎锡山，现在正胆战心惊地看着“盟友”显示出来的恐怖实力，身为“主人”的他，比日本人更清楚通过自己地界红军的兵力。无论是红军还是日军，其实都有一口吞下他的实力。
过境的“友军”虽然没有对他动手，但是阎锡山看着如同“黄河水”般不断通过山西“借道”北上的红军，他心里已经明白，此战过后，自己的老窝恐怕要换主人了。
在红军内部的会议上，李润石主席道：“日本人是想在山东地界和我们决战，我们绝对不能跟着他们的节奏走，三月份后战争的重点，要放在河北和山西方向。”
渗透作战持续了两个月后，山西的红军配合当地的晋绥军，在山西地境发动全面反击，三月四日，就在日本天皇下令逮捕大批皇道派军官的第二天，红军收复大同，几天后，入侵山西的日军因为承受不住四面八方围攻过来红军巨大的压力，全面败退撤出山西。
此战过后，红军毫不客气地占领了自己收复的土地拒不退出，这时红军领导已在约见“阎老西”讨论其加入以红军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实际上此时的他也没有选择余地了，红军通过他的地盘，转场了数百架飞机的气派让他看到了双方的差距，林汉林老板这时也半公开地在远处挥舞“钞票”对他进行无声的威胁。
“你不拿钱接受起义整编，老子就花钱从你的手下那儿买你的命”，这话早已是在国内军阀中流传甚广名言，霸道十足。比起红军的百万大军，阎锡山其实更害怕不讲“规矩”的林老板的“银弹”。
为了自己不要沦落到象孙元良般，遭遇被部下“争先恐后卖领导”的命运，半个月后，心知大势已去的阎锡山点头同意了加入红军以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绥军宣布接受红军的和平整编。
这时，红军正式将自己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被改编的晋绥军则被命名为解放军第七路军。
在抗战的过程中，山西就此“和平”解放。日本人被赶出山西时，又损失了近万人。由于新占的河北全线告急，原本计划增援山东前线的两个国内新调来的师团，被迫转场平津京登陆，以压制那儿正在恶化的局势。
“吞下东北是肥肉，强吃华北就是吞下炸弹”。
满洲事变后，石原莞尔说过的话，终于不幸而言中了。
四月份后，英国政府和中共上层的经过秘密谈判后，宣布从舟山岛撤军，以壮士断腕的姿态决定从“中国泥潭”中跳出。五月，舟山岛回到了红军的手中。英军占领舟山岛时，岛上原有二千余人游击队在活动，撤离时，舟山的游击队在英军超过半年的围剿下，已缩减到仅有六百余人，但是他们在岛上长期坚持的游击战，给驻军英军带来了巨大损失，在上海空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舟山岛上的游击队多次出击，使用火箭弹袭击岛上机场，摧毁了数十架飞机。
驻岛司令官汉弥尔顿返回英国，在唐宁街接受议员询问中国战事情况时，也公然承认，对面的中苏德三国联合空军其实并不是在他在中国时最头痛的敌人，真正让他头痛的，却是岛上成天骚扰，怎么也无法剿灭的驻岛游击队。
“这么一个小岛上的少数游击队就如此难以剿灭，而岛的对面，却是一个拥有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一想到这个对比，我就对这次干涉中国感到绝望。”
正是岛上游击队员在逆境中的不屈作战，成为让总指挥汉弥尔顿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