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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
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
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迹，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
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
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
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
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
他来给我看玻他立即来到巴克萨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
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
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
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寻找
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了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
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
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了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原来一九四一年二月里，并不是全部中央委员都被捕了。
中委之一的齐卡得以幸免。我早就认识他，并且早就爱戴他了。但只是现在，当我们在
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在党
的工作中却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有信心，有决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还有
比党交给他的任务更重要的事。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
宽大博取别人的爱。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
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
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
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
创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
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
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
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
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
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质，为了平衡也
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
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
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
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
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
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
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的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
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
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
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
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
秘密，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
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
动把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
起来——我们离这个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
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
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
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
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
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
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
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
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
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
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
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
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
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
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
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
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
会使它受到威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增加了，但对于整个党却安全得多。像
二月里的那种打击就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就可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工
作。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一点不知道。
洪扎·齐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被捕的。
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机会造成的。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占领者的全部机
构都开动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搜捕。他们也闯进了斯特舍肖维采的住宅，恰好齐卡那天
晚上正躲在那里。他的证件齐全，显然是可以逃脱他们注意的。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
庭，就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
院，盖世太保对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毫无所知。十八天以后，才在对照片的时候认出了
他，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受审。我被传去对质时，在那里同他见了最
后一面。我们紧紧握手，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祝你健康，尤拉。”
这就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了。他脸上挨了
几下，失去了知觉，没过几小时就死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们的“触须”的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协
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做了些补充修改，洪扎·切尔尼也同意按这
个步骤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届中委的最后一个决议了。
洪扎·切尔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这次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
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纪律。波科尔尼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常他在
被拷问几个小时后（的确是够受的，但他能期待别的什么呢？）供出了他和切尔尼碰头的联
络点。这就使洪扎被跟踪上了。几天以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之后他就完全拒绝开口。他的旧伤使他经不住长时间的折磨。他
很快就昏厥过去了。还没等到第二次提审，他就知道了详情，于是就照着我们的决定行事。
他们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把他牢牢地禁闭起来，长时间地等待，企图用别
人的新口供来逼他说话，但是没有结果。
监狱没有能改变他。他仍然生气勃勃、快乐而勇敢，他还继续给活着的人指出生活的前
景，而他自己，却只有死。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他们突然把他从庞克拉茨监狱押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哪里
去。不过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当然，也可能猜得不对。但是我
想，我们俩是不会再见面了。
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
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
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经揭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埃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尤利乌斯·伏契克
附录
《列金卡和刑吏》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如何波及到捷克农
村，致使大批小商人破产、农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情景。
有那么几天，军训遇到了困难。我们几乎是逆流而行。军旗已在对岸寻找我们了。河水
要能冻成冰就好了，那我们就不会感到它又宽又长，像离圣诞节还有两年似的。完全没有冬
天的景象，只有弥漫的浓雾，完全像是从水里升腾起来的一种瘴气，它会使人全身酸疼，引
起伤风感冒。要说老天爷也是长了眼睛的，他大慈大悲，知道人们已经没有取暖的东西了，
要是他还送来严寒，那岂不是这里冻死一个，那里冻死一双吗。干吗要引起人们这多的不满
和怒喊呢。何况这种浓雾对痨病还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让你一个劲地咳，咳呀、咳呀，咳得
你不能再咳了，那大伙儿也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安宁有了。只不过你个人算是倒了霉，但谁
也不会去为一个痨病者的死亡大喊大叫的。
我们队伍也就这么稀稀拉拉地朝前赶，汗湿透了全身。好不容易才进到一个村子，那里
全是些黄色、蓝色的矮平房。村里的人像是死绝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谁也不理我
们。大姑娘对丘八微笑送秋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啊，只是在歌曲里还能听到，而在现实生
活中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瞧我们一眼。
我们在村里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扎营，恰好在一个小饭铺的前面。这倒是个好机会，我
说，咱们干吗要把钱留在口袋里呀，它不会给我们变出个火炉来的，倒不如去饭铺里暖和暖
和。于是我们去了。真倒霉，门钉得死死的，我们捶了几下也没个回音，真想把它砸开。一
想，何必呢，外面都这么潮湿阴冷，里面也不会暖和到哪里去。
嗨，反正已经发了稍息令，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