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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我没有错。第二天早上——那天是星期六——汉齐七点钟打电话给我。
小贩承认了。我八点钟到办公室。汉齐仍然在马泰依以前的办公室里。他正
坐着从打开的窗子里向外面眺望,倦容满面地转过头来招呼我。地板上到处
是啤酒瓶,烟灰缸都满出来了。房间里没有别人。
“他的供词有具体的细节吗?”我问。
“他以后要补充细节的,”汉齐回答道,“重要的是他承认自己杀人了。”
“我希望这次审问进行得很得体,无可指责,”我不满意地嘟哝道。这
次审问持续了二十来个钟点。这当然是不合法的;不过在警察局里,我们毕
竟不能够太拘泥于法律条文。
“我们并没有用什么不正派的审问方法,局长,”汉齐声明道。
我走进“商店”,让人把小贩带来。他几乎都站不住了,必须让那个带
他进来的警察扶住他;可是当我叫他坐的时候,他并没有坐下。
“冯·龚登,”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友好的语调,我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听说你已经承认自己杀死了小葛丽特利·莫赛尔。”
“是我杀了那个小姑娘,”小贩喃喃地说,声音低得我几乎都听不清楚。
“现在别来打扰我了吧。”
“先去睡上一觉吧,冯·龚登,”我说,“我们以后再继续往下谈。”
他被带出去了。在门口他遇见了马泰依。冯·龚登停住脚步,沉重地呼
吸着。他张开嘴,仿佛想说什么话,可是接着又保持了沉默。他仅仅是瞧着
马泰依,马泰依微微有点狼狈地给小贩让出了路。
“走吧,”那个警察说道,把冯·龚登带走了。
马泰依走进“商店”,关上了他背后的房门。我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怎么样,马泰依,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可怜虫是不是被审问了二十多个小时?”
“汉齐只不过是在模仿你的方法而已,你的审案工作一向很高明。”我
回答道,“不过他第一次独立工作倒像是颇为出色,难道你不觉得吗?”
马泰依没有回答。
我让人端两份咖啡和羊角面包来。
我们两人都感到沮丧。热咖啡并没有能提高我们的情绪。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冯·龚登是会翻供的,”马泰依终于说道。
“可能的,”我阴郁地说,“然后我们再重新让他承认。”
“你认为他是有罪的吗?”他问。
“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顶了回去。
马泰依犹豫不决。“是的,也许是有罪的吧,”他毫无信心地回答道。
清晨的亮光从窗子里大股大股地照进来,是一种暗淡的银白色。从西尔
奎依传来了街市的喧声,兵士们从营房里列队走了出来。
这时汉齐出现了。他没有敲门就走进房间。
“冯·龚登上吊自杀了,”他郁郁不欢地报告说。
十五
牢房在长长的走廊的末端。我们飞跑过去,已经有两个人在那里摆弄
冯·龚登了。他躺在地板上。人们扯开了他的衬衣;他那多毛的胸膛已经不
动弹了。他的背带还在铁窗架上晃动。
“冯·龚登!”马泰依朝他身边蹲下去。
“没有用了,”一个警察说道,“他已经死了。”
马泰依站起身来。
我重新点燃我那支已经熄灭的雪茄烟,汉齐也拿起了一支香烟。
“我想这就把葛丽特利·莫赛尔的案件告一结束了吧,”我决定说。我
们疲惫不堪地穿过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回到办公室去。“我希望你飞往
约旦去的旅途上一路愉快,马泰依。”
十六
下午将近两点钟,费勒最后一次把公家的汽车开到乌尔本旅馆,好把马
泰依送上飞机。可是当皮箱已经放好以后,探长却说他的时间还多,不妨先
到离大路不远的梅根村弯一弯,然后再去机场。费勒听从了,他走的是穿过
树林的那条路。他们抵达村中广场时正好看见送葬的队伍也快来到广场了,
这是一长串沉默的人。周围村子里的人,甚至还有从城里赶来的人,都涌进
了梅根村来参加葬礼。报纸已经刊登了冯·龚登死亡的消息,人们普遍有一
种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的情绪。正义得到伸张了。马泰依走出汽车,他和费
勒站在教堂对面的儿童们之间。棺柩放在一辆由两匹马拉的大车上,车子里
堆满了白色的玫瑰花。棺柩后面跟着本村的儿童,两个一行,每一对儿童手
里都捧着一个花圈,领头的是克鲁姆小姐、校长、牧师和穿白衣服的姑娘们。
接着走过来的是葛丽特利·莫赛尔的父亲母亲,两人都是一身黑衣服。母亲
停住脚步,凝视着探长。她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她的眼睛里一片茫然。
“你遵守了你的诺言,”她用耳语说道,可是说得那么清晰,每一个字
马泰依都听得清清楚楚。“谢谢你。”接着她又继续往前走。她仰着头,非
常骄傲的样子,而走在她身边的那位丈夫已经成了一个突然变得非常衰老的
垮掉了的人。
探长等队伍里所有的人都走了过去——本地的村长、州政府的代表、农
民、工人、家庭主妇、村里的少女们——全都穿着最好的最庄严的服装。寂
静笼罩着下午的阳光所照亮的一切,甚至连旁观者也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能听见的只有教堂的洪亮的钟声、马车轮子的碾轧声以及送葬的人们走在村
中硬石块路面上的无数脚步声。
“上机场去,”马泰依一面钻进汽车,一面说道。
十七
马泰依向费勒道过别,他的护照也已检验通过以后,便在候机室里买了
一份《新苏黎世日报》。报上登了一幅冯·龚登的照片,底下注明他就是葛
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另外还登了探长的一张照片,并且报道了他最近接
受了光荣的委任。明摆着这个人一级级往上爬,前途正无量呢。可是当他臂
弯上搭着雨衣走到跑道上去时,他注意到飞机场大楼的平台上满是儿童。这
是学校里一个班级的儿童,是老师带着来参观飞机场的。他们中有女孩,也
有男孩,都穿了夏季的鲜艳衣服,当他们看到银白色的大飞机起飞或是降落
时,都要挥舞小旗或手帕,激动地叫呀喊呀的。探长停住步子,踟蹰了片刻,
接着又继续往停靠着的瑞士班机走去。等他走到飞机跟前时,别的乘客都已
经进去了。带领乘客上飞机的空中小姐伸出手来接马泰依的飞机票。可是探
长再次转过身子。他望着那一大群正在朝即将起飞的飞机快活而羡慕地挥舞
手臂的孩子们。
“小姐,”他说,“我不想搭这班飞机了。”接着他回转身来朝候机大
楼走去。他在挤满了孩子的平台底下穿过,径直朝出口处走去。
十八
我一直到星期天早上才接见马泰依。我和他见面已经不是在“商店”里,
而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过从窗子里看出去也同样是有气派的西尔盖依的街
景。墙上挂着古伯勒、摩根泰勒和匈齐格的画——全是有声望的苏黎世画家。
我很明显地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事情给搞得一团糟。政治部①某一位坚持只说
法语的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约旦大使馆已经提出抗议,而联邦委员
会②又要我们汇报情况,可是我却汇报不出,因为我弄不懂我这位从前的下属
的行动是什么意思。
“坐吧,马泰依先生,”我说。我想我那冷冰冰的态度准能使他感到气
馁。我们坐了下来。我没抽烟,也并没有露出要抽的迹象。这也肯定使他感
到不安。
“联邦政府,”我接着说道,“关于警务专家的事是和约旦王国签订了
一项条约的。而你,马泰依博士,也是和约旦签订了合同的。你不去赴任是
违反协议的。我们都是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我用不着说得更明白了吧。”
“用不着了。”马泰依说。
“因此,我必须要求你尽快地动身去约旦。”我向他建议道。
“我不想去了,”马泰依说。
“为什么?”
“谋杀小葛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还没有找到呢。”
“你认为那个小贩是无罪的?”
“是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他自己的供词。”
“他一定是吓坏了。这么长时间的审讯、悲观绝望、被人抛弃的感觉,
等等。对此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他轻轻地说,“这个小贩那时指望我
救他,而我却没有帮助他。我那时正要去约旦。”
情况的确奇特。就在前一天,我们还随便交谈,没有一点儿拘束,可现
在,我们直僵僵地坐着,一本正经,两个人都穿着星期天的规规整整的衣服。
“我想要求你再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来办,局长,”马泰依说。
“这我做不到,”我回答道,“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你已经不是我们
的人了,马泰依博士先生。”
他惊愕地瞪视着我。
“我给开除了吗?”
“是你辞退了你在州警察局的职务,因为你要去约旦赴任,”我平静地
解释道,“如果你违反协议,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如果我们重新起用你,
那就是我们支持你的行动了。你必须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嗯,我明白了,”马泰依说。
“很抱歉,对这件事我们爱莫能助,”我断然地说。
我们默默地对坐了好一阵子。
“我去机场的路上在梅根村弯了一下,那儿有许多孩子,”马泰依轻声
说。
① 瑞士的政治部掌管外交事务。——译注
② 瑞士的最高行政机构。——译注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多的孩子参加了葬礼。”
“当然啰,”我说。
“在飞机场,又看见了许多儿童。从学校里出来的整整一个班级的孩
子。”
“那又怎么样呢?”我困惑地瞧着马泰依。
“假如我的看法是对的,假如葛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还在附近活动,
别的孩子不是还处于危险中吗?”马泰依问。
“当然啰,”我平静地说。
“如果存在这样的危险,”马泰依进一步坚持地说,“警察当局就有责
任保护儿童,防范另一次犯罪行为的发生。”
“那么这就是你不上飞机的原因了,”我缓慢地说,“为了保护孩子们。”
“正是如此。”马泰依回答。
我现在把整个局势看得比较清楚,并且开始理解马泰依了。可是最后我
对他说,别的孩子有遇害的可能,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如果马泰依的揣测
是对的,我们只能希望真正的凶手在某个时候会暴露自己;或者,这是最最
坏的情况了,凶手再次作案时给我们留下了有用的线索。我说的这些话听起
来很挖苦,我承认,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现实才是确实可怕的。警察当局的
力量是有限的,也必然是有限的。当然,什么情况都是可能的,我接着说,
即使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事,然而我们总是要在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
们不能说冯·龚登毫无疑问是有罪的——在犯罪问题上我们是永远也不能这
样明确断言的。可是我们能说他可能是有罪的。除非我们挖空心思找出某个
捉摸不定的人来,否则这个小贩便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了。他以前犯过罪、
定过罪,他身边又带着剃刀和巧克力,衣服上又沾了血迹。再说,我们也查
明施维茨和圣高尔也是他经常去做买卖的地方——另外两起谋杀案便发生在
这两个州。况且他本人也已承认犯罪,并且自杀身死。现在再来怀疑他有没
有犯罪未免太外行了。正常的理性告诉我们,冯·龚登是凶手。当然,正常
的人类理性也可能错的——我们只不过是凡人;可是我们不得不冒险。我们
必须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再说,很遗憾,葛丽特利·莫赛尔被杀案不是我
们亟需处理的唯一的案件。紧急行动队刚被派到谢里伦去,昨天晚上那里发
生了四起严重的偷盗案。仅仅由于纯粹技术上的原因,我们就无法不顾人力
物力,去重新审查一桩业已结束的案件。我们只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而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我接着又说,孩子们始终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单在
苏黎世州,每年就有两百多起性罪行是与儿童有关的。当然我们开导家长,
警告儿童,这些我们也都做了,可是我们不能把警察局的罗网编织得那么严
密,以致不再有罪案发生呀。罪案总是要发生的,不是因为警察太少,而正
是因为有警察存在。那一天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时,那也就是说没有犯罪行
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职责——马泰依在这一点上
是对的,我承认——不过我们首要的任务还是不要越出我们的范围,否则我
们只能发现自己是在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我发表了这篇长篇演说之后便陷入了沉默。外面,教堂的钟开始鸣响了。
“我能够理解你个人的困难处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