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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勋贝希勒派到戏剧大饭店去。此人在新市场口有一所旧的，但很舒适的
房屋。他把阁楼扩建成一个客厅。他把他极为丰富的唱片收藏在这儿。客厅
到处装上扬声器。勋贝希勒热爱交响乐。他的理论（他这人满肚子是理论）
是：交响乐最不会强迫人去听，人们一面听交响乐，一面可以打哈欠、吃饭、
看书、睡觉、谈话等等。音乐本身在交响乐中得到扬弃，宛如天外音乐，人
的耳朵是听不见的。音乐厅他认为是野蛮的东西而加以拒绝。他把音乐当做
一种宗教崇拜来看待。他声称不是交响乐的音乐只可用来做背景音乐，只能
作为“陪衬”，交响乐才是富有人情味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东西。他说，他
一面吃蔬菜牛肉浓汤，一面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这才懂得了这首曲子。
他建议在听拉姆斯的交响乐时玩字谜游戏，或者吃维也纳肉排时也可以。听
布鲁克纳的交响乐时可以打雅斯牌或是扑克牌。然而最好是同时放两首交响
乐。据说他就这样搞过。他知道他放音乐会造成喧闹声，因而他在把房子租
给另外三家房客时，按照精确计算的办法来征收租金。直接位于他这个客厅
下面的那套住房最便宜：房客不需付钱，只要能受得了音乐的响声就行了，
一连听几个小时的布鲁克纳，几个小时的马勒，几个小时的肖斯塔柯维奇等
等。中间的一层住房租金与一般相同，最下面一层的住房则租金贵得吓人。
勋贝希勒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的外表并无特殊之处，相反，在一个局外人
看来，他简直是模范市民的化身。他穿着很讲究，身上总是香喷喷的，从来
没有喝醉过。他同周围的人都是友好相处的。至于他的国籍，他说他是列支
敦士登人。对此他常表示，这算不上什么，他说，他承认这点，然而他至少
不必感到惭愧，因为列支敦士登对目前的世界局势，相对地说，没有什么影
响，除了它印邮票印得太多以及财政上有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之外。它是最
小的国家，花钱却最大手大脚。一个列支敦士登人也不容易害自大狂的毛病，
不会因为自己是个列支敦士登人就有什么特殊价值，而在美国人、俄国人、
德国人、法国人身上容易看到那些毛病，他们先验地相信一个德国人或是一
个法国人就是高人一等。做一个大国的公民——在列支敦士登人看来，别的
国家几乎统统都是大国，就连瑞士也是——心理上就同时产生了对自己相当
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有危险害某种比例错觉的毛病。一个国家越大，这种危
险也越大。他常常用老鼠做例子来解释这一点：一只老鼠，单独存在时，它
还完全把自己看成是老鼠。可是一旦它知道自己同一百万只老鼠在一起，它
就认为自己是只大象了。他说，最危险的是五千万只老鼠的鼠族（五千万作
为大小的级别）。这种鼠族里的老鼠一方面固然只把自己看作是猫，然而另
一方面却希望成为大象。这种膨胀过分的自大狂不仅对它们本身很危险，而
且对整个老鼠世界都是很危险的。他把“老鼠数目”与由此而形成的自大狂
的关系称为“勋贝希勒法则”。问起他的职业来，他就说是作家。这当然令
人吃惊，因为他既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也没有写过任何作品。他并不否认
这点。他说自己只是个“潜在的作家”。对于他不写作的原因，他总是振振
有词的。譬如他有时声称，从事创作是以“对名称的感觉”开始的，这是创
作艺术的首要条件，另外就是出于对真实性的热爱而产生的道德条件，这也
是同等重要的。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就会明白，譬如像《拉乌
尔·勋贝希勒诗集》这样一个书名会仅仅因为联想就变得行不通了，因为在
德语里“勋贝希勒”意思与“美丽的小溪”相仿，书里的诗歌必须有如一条
美丽的小溪那样潺潺流去。当然，你们也可以反驳说，那就把勋贝希勒这个
名字改掉好了。但这么一来，又同热爱真实性这个原则相抵触了。勋贝希勒
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欢笑声。他是一个好伙伴，酒店里有许多人都是靠他
生活的。酒帐他都是先赊欠，每个月他们给他送一回帐单，钱加起来一定是
很可观的。大家也不了解他的收入。他自称得到一笔列支敦士登优厚的国家
奖学金，这当然不是事实，有几个人说，他是某些橡胶商的总代理商。他懂
得很多，而且具有锐利的、理由始终考虑得很仔细的判断力，这点也不容忽
视。（也许他不写作并非仅仅出于好像是懒惰，也许其中还含有一种洞察力，
那就是与许多从事创作的人相反，他觉得不创作比创作更好。）然而最著名
的却是他和别人搭讪攀谈的本事，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在这项艺术上是不
擅长的。而勋贝希勒却把这项艺术掌握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人们流传着有
关这方面的轶事，形成了传奇。譬如说，他曾经与人打赌（这是警察局长固
执地这么说的），同一个在邻桌上与州政府委员们用午后4 点钟茶点的联邦
议员搭讪起来，大谈起我国与列支敦士登的关系，以至于这位要人误了他回
伯尔尼去的快车。很可能。然而一般而言，联邦议员们是不怎么可信赖的。
此外，勋贝希勒被认为是个好人。他当里恩哈德的情报人员，那是谁也梦想
不到的。在这事泄露出来之后，众人大为哗然。勋贝希勒离开了我们这座城
市，如今带着他的唱片收藏品住在法国南部，此事很令我城同胞遗憾。前不
久还有人挥拳威胁我，幸好我当时和勒基在一起。这位怪人，我指的是勋贝
希勒，有一天出现在戏剧大饭店，引起众人惊讶，因为他平常是不在那儿露
面的。他占了一张桌子，呆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如此情况足
有一星期之久。他同所有的人聊天，跟服务部主任和女招待们交上了朋友。
然而过后他又消失了，却重新在他原来常去的小酒店出现，这好像是一段间
奏曲。其实呢，勋贝希勒是把主要证人重新审讯了一遍。至于别的调查工作，
里恩哈德则使用伏依希亭来做，这人是里恩哈德在他谷田路侦探事务所里雇
用的那些声名狼藉分子当中的一个，我当时还不认识他。现在我才认识，是
在摩纳哥酒吧认识的。伏依希亭是个靠不住的、令人讨厌的家伙，这点谁也
无法否认，连里恩哈德也不否认。警察已经逮捕了伏依希亭好几次（为了吸
毒），但后来又收买他为警方搞侦查工作。伏依希亭是个了解他这个行当与
环境的坐探。很可能他从前有过好日子，甚至有可能他还上过大学。但他现
在靠借贷诈骗维持生活，情况十分可怜。他谈起这个话题时，一面愁眉苦脸
地对着他的一杯贝瑙酒发愣，一面说（在摩纳哥酒吧），倒霉的事是，他不
是俄罗斯人，而是德国人。当德国人在瑞士算不了职业，也许在埃及或是在
沙特阿拉伯可以。在瑞士，只有当俄罗斯人算是一种职业。如果他是俄罗斯
人，他就不会引起别人反感了，相反地，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就正好有义务
成为他现在这种样子：喝得醉醺醺，威信全无。可是在这儿连装做俄罗斯人
都不行，因为他的外表就同法国抗战影片中的德国人一样。在这一点上，他
说了真话。这在他是一个例外。他的确是这副模样。他对上层与下层社会了
如指掌，这点谁也不及他。他对各个酒吧和小酒店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他
可以打听到每一个常客的每一件事。然而在里恩哈德把勋贝希勒和伏依希亭
调查到的东西送交给我之前，我第二次会见了莫尼卡·施泰曼。这事情的出
现，当时是我所害怕的还是希望的——我也弄不清了。这种会面（第一次以
及第二次都如此）最好是没有发生过。
在中央图书馆进行的研究：为什么不叙述一下施泰曼的家族历史呢？刚
刚我收到柯勒新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一张是一个月以前寄到的。这种猫
逮耗子的游戏还在继续。他要晚一些时候再去萨莫阿了，他现在从夏威夷到
日本去——乘坐豪华客轮。而我在这儿却是面临监察委员会的审查，坐在委
员会主席，尤金·劳平格教授的对面。这位著名的刑事法学家在他的办公室
接见我，他脸上有击剑伤疤，富有诗意，头顶已经完全秃了。副主席施多斯
也在场，他具有运动员的风度，精力充沛，虔诚乐观，自由自在。这两位先
生很通情达理。劳平格说，把我从律师协会中开除出去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
不这样做，州政府也会提出申请的，那还不如自己先这样做来得聪明些。但
是他们感到惋惜，心情沉重，对我是关怀的，对我可说是完全理解的，同情
的，根本不想责备我。但是，他说，就男子之间来说，凭良心，我自己也应
该承认，正是搞司法工作的人在某些场所①需要公开表现出某种生活作风，甚
至可以这样说，场所越有问题，作风就越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如今世界嘛，
是一个可怕的庸人社会，特别是我们这个宝贝城市，简直叫人没法呆下去。
他，劳平格，可以在这儿关门大吉了，他要到南方去了。然而主要的不是生
活作风。妓女也是人，甚至是可贵的人，可怜的人，他本人就从她们那儿得
到过许多东西：温暖、同情、理解等等，他完全可以当着我的面，当着同事
施多斯的面承认这点。当然法律也是允许——用个不好听的词，在街上拉客
人的。但这绝对不是要提倡的意思。他说，我是搞法律的，我应该自己认识
到，我在这方面给下层社会和半上流社会的人提供的某些建议，正因为在法
① 这是指妓院。——译注
律上是驳不倒的，所以起的破坏作用十分可怕。运用法律的知识掌握在某些
圈子的人的手里，是灾难性的。警方简直感到无计可施。监察委员会虽然不
做硬性规定，不搞思想方面的暴政，完全是主张自由的，是嘛，我是知道的，
但是章程总归是章程，就连不成文的也是如此。后来，在施多斯出去上厕所
时，这位老掉牙的大学生社团成员①、勇士劳平格还问我，能不能告诉他一个
电话号码，好让他更好地结识一下某个身材美妙的人（那就是吉赛勒）。而
在他出去上厕所时，施多斯，这位从前的优秀体操运动员，也向我提出这样
的问题。两个星期之后，我的律师执照给吊销了。这样一来，我就一文不名
地一会儿坐在不卖酒的饭店里，一会儿坐在摩纳哥酒吧，我或多或少是靠勒
基和吉赛勒的慈悲过日子的。我有的是时间，大量的时间，而这对我来说是
最糟糕的事。因此我想，我为什么不把施泰曼的家族史写下来呢？于是我终
于坐在中央图书馆——只是，在我带了瓶杜松子酒走进去时，人家的态度当
然就变得强硬起来了——我何不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呢？要极其准确，我为
何不去揭示背景呢？何况没有家族历史与家族故事的背景还叫什么施泰曼一
家呢？姓名是不可靠的，施泰曼祖先虽然同许多工业家一样是从北方移居到
我国来的，但那是早在1191 年光景，当时有个德国南部的公爵忽然想出这么
个坏主意，要建立我们今日的联邦首都。这个主意，正如大家知道的，取得
了成效，而施泰曼一家就是最早的瑞士人。至于这个家族的创建人雅可布
斯·施泰曼，则是那时栖身在绿色河流上方悬崖上一个强盗窝里的一群流浪
汉之一（当时从那儿到我们这儿要着实奔走四天的时间）。他是从阿尔萨斯
逃出来的罪犯，他以这样的方式保住了自己脑袋免遭斯特拉斯堡的刽子手的
刀斧之灾。在新的家乡城市他先是当兵，然后干起了打铁锻造兵器的行当，
当了一个粗野的满脸烟炱的伙计。几百年来，这个城市的血腥历史与施泰曼
一家结了不解之缘。他们是锻造武器的铁匠师傅，在劳朋和圣雅可布等地厮
杀使用的本地武器都是他们造的，而且是按照阿德里安·施泰曼（1212—
1255）的标准型号。他们甚至获得制造德国南部整个主教管区使用的行刑刀
斧和刑具的特许。家业直线上升。在凯斯勒巷的铁匠铺有了响当当的名气。
阿德里安的儿子，秃顶贝脱尔德·施泰曼一世（不知是否传说中的贝脱尔德·施
瓦茨？）就已经开始生产火器。贝脱尔德的曾孙，雅可布斯三世（1470—1517）
就更加出名了。他制造了十分著名的大炮，例如名字叫“四福音书”、“诗
篇”、“黄鬼”的大炮等等。从他起，铸造大炮作为家族传统一代代接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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