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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向中青年领导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后，又分别引用古人龚自珍、郑板桥、朱熹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表达对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殷切希望。他就此解释说：“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承前启后中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老一代将以什么姿态退下去，新一代以什么面貌走上来，世界的目光对准了中国。
这次会议在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上续写了20年前十二大的光辉篇章。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180名，占全体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
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5。4岁，50岁以下的占五分之一以上，98。6％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各地省长与省委书记、副书记占三成席位，更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
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政治家的选择，模范而忠实地实践了邓小平理论，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和其他5位政治局常委，在其声望最高和政绩最为卓著的时候，激流勇退，离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与此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上前台，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有评论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权力交接，对中共自身的地位和前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至世界格局，都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十六大不仅确立了“到点退休制”，实际上还确立了“有限任期制”。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是十六大的一项重大贡献，应当载入中共史册。”
不过，中央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四中全会：高层领导新老交替走向制度化
2004年9月16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工作两年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召开前夕，江泽民向中央政治局致函，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在信中，江泽民还郑重向中央提议，由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胡锦涛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9月20日上午，江泽民和胡锦涛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江泽民说：“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看到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胡锦涛在讲话时表示，江主席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为我们党、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称赞江泽民同志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胡锦涛就任军委主席，标志着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向第四代领导集体平稳过渡的最后完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关头，历史的接力棒稳稳当当地传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
海内外舆论对此予以积极评价。香港《文汇报》社评说，这是中共十六大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延续，表现了江泽民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体现了中共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显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更加成熟。
也有评论认为，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能在将来进一步以制度确定下来，实现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制度化，因为“设立严格的任期制度和退职、退休制度，是每一种政治体制顺利运转、保持活力的重要一环。对中共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吴美华说，目前党章没有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需要更多的法律和党内法规的依据。
以中央领导为典范，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指出，当前应该注意的是，地方上有些领导干部从党委退下来，到人大，再到政协，转上几圈早已远远超过离退年龄，这是变相终身制的一种表现。
所有这些，都应该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中取得突破，这也应合了执政能力建设中“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工作”的思想。
随着党的第三、四代高层领导过渡圆满完成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期待。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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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能力建设解读
南方周末 2004…09…23 14：47：03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实习生 周密 采访整理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以清醒、深厚、高度的历史自觉，通过丰富执政能力的内涵，在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上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为我们党紧紧抓住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切实肩负起执政兴国这一伟大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执政能力建设需落实到每个党员身上
□黄苇町（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被前所未有的强调。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一部纲领性文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根本建设和历史性战略任务，应该落实到每位普通党员的身上，使之不断提高加强执政能力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有些普通党员认为党的执政能力与自己关系不大。但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好与坏，都是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群众也是通过每个普通党员的作为来认识党的。能否把“三个代表”贯彻到每一个普通党员的形象上、落实到行动中，至关重要。只有不断提高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实现整个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
中央对全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一直抓得很紧，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做坚持“三个代表”的模范。四中全会前，我们党还在部分地区和单位对党员进行了“先进性教育”的试点工作。从思想理论、组织纪律等方面武装党员，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党员，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我相信，“先进性教育”必将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适当的时候在全国逐步展开。
而在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个条例和过去相比可操作性更强，明确规定了什么是一个党员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大量涌入，使社会上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现象，在部分党员中也出现了价值观的多元化的倾向，例如在某些党风不太好的地方，出现作风涣散、纪律废弛的现象。以前不敢做至少认为是不对的事，有些人现在也认为无所谓了，甚至经不起权、色、利的引诱，堕入腐败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共产党员的纪律，就是要维护党组织的严肃性和纯洁性，维护党的先进性。不合格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否则就要损害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正在从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各方面不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党的执政能力最根本上取决于党的建设，今后，党的建设工作将更加重要和突出。
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出发，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针对当时领导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科技和专业知识不足的现象是非常必要的。但到了今天，只提“四化”显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特别在有的地方，“四化”逐渐演化为“资格本位”：“知识化”和“专业化”变成单纯追求文凭和职称，“学历腐败”等现象滋生出来；“年轻化”成了谁年轻谁有希望被提拔，年龄大的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革命化”往往难以衡量。
今天，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正在由“四化”向“五种能力”转变。“五种能力”包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五种能力”又从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升华为对全党的要求。执政党对其组成者的要求体现在更要求能力而不是资格上，这就是一种新的进步。
胡锦涛同志关于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而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对执政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四中全会之后，这种要求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提高。
执政新路：强调合力 强调协调
□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权威会议和权威文件对此观点第一次表述。这个观点很新，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问题的全新认识。
执政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需要谋求大多数人的支持。但现在的社会群体———包括这些群体的利益需求，或者说诉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多元化。要想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要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包括协调他们之间的不同利益和矛盾。
过去我们只划分工、农、兵、知识分子等几个群体，但现在出现了比过去复杂得多的群体，而且在一个群体内部还有利益分歧。举个例子，前一段出现的粮食涨价问题，带给不同群体的感受不一样，但是这里还有个长远和整体的利益调整。所以执政党需要协调、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让各个阶层都知道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这样他们才会觉得社会公平，让执政党拥有更多的社会基础。
这个思想和观点有继承、有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时，就已经提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落实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及“五个方面的协调”，都认识到新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这些阶层、群体利益的变化，包括利益需求的变化，应该说现在认识得比过去更清楚了，而且表明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更成熟地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执政之路中，将进一步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兼顾起来、把最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今天，各方面利益的兼顾已经在很多具体政策上体现出来。比如，建立全社会的保障体系等，解决了一些人的最低生活需要的问题；本届政府所强调的“协调发展”，也是意识到了改革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不一样。改革最终是要使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