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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离婚》里,王海令鸟借用笔下人物刘东北之口提出了三种背叛:心、身、身体。“我们重视的是身体的背叛而忽略的是心的背叛,但实际上心的背叛是最致命的。我觉得心的背叛比身心的背叛还要致命,因为它有它的虚伪性、欺骗性,非常不人道。”
“过去我们看表面,我们的婚姻很稳定,但实际上过得幸福不幸福?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对低质量的婚姻,就是应该让它解体。社会的离婚率并不能证明一个社会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的。维持那种表面的虚假繁荣没有意义。认真观察,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太低了。我们过去强行把个人婚姻理解成为社会问题,动不动就集体干预,甚至还有行政干预,要表面的稳定,不管当事人幸福不幸福,这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
从《牵手》到《不嫁则已》、《大校的女儿》、《中国式离婚》,王海令鸟着眼的都是中年婚姻问题。但是在形容她自己的婚姻时,王海令鸟平静地形容道:“短暂得仿佛不曾有过。”
在结婚之前王海令鸟对婚姻的期望值一直很高,但是结婚不久就离婚了。“当时觉得志同道合,但是恋爱和婚姻是两回事,它不是一个延续关系,有本质上的差别。恋爱是有着一定距离的,所以距离产生美。而婚姻是没有距离的。比方讲,我们去云南采访,他喝醉了,吐。我毫不犹豫地去收拾。而我怀孕了,刚预备吐时,他跳得好远。比如说他的邋遢,比方说他喝酒,这些都无所谓,这些都不属于品质问题。但我有很多不喜欢的东西,从根本上我就烦的东西。品质当中很反感,我就不能容忍。那以我的智慧来讲,就是及早了断为好。那段婚姻给我留下来的,是一个儿子,还有对男人那种迷信的破灭。”
从离婚那天起她就意识到自己很难再去和另一个人磨合了。作为一个单身的母亲,王海令鸟骄傲于在她的精心培养下,16岁的儿子健康、阳光,和其他双亲家庭的孩子并无不同。
回想因为在《牵手》里写第三者而遭到批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今天,现在连试婚、未婚同居、单身贵族都成为一个常见现象,被视为是一个个人道德问题。王海
令鸟由此认为,社会确实在前进,人们的观念也越来越宽容了。
在下一部小说《新结婚时代》里,王海
令鸟将描述一个错位的婚姻状态。60多岁的教授跟一个30岁保姆;大学生女儿和一个没有文凭的———女儿是高材生———男的结婚了;儿子跟一个比他大和别人怀过孕的女人结婚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写?我就想用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说社会越来越宽容,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的事情。我们开始是为自己结婚,不是说为面子呀,或者说为别人为社会压力而结婚。”
★王海令鸟说
关于编剧
编剧说起来最重要,但到最后无奈的也是编剧。
为什么好电视剧少了。你剧本好,不一定导得好;剧本不好,他肯定导不好。
有人说,故事不就是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起承转合、跌宕起伏,怎么学不来?是的,我承认,不用说三年,我觉一个月就学回来了。故事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好写,三分钟死一个人,五分钟上一次床,再编得传奇点,怎么都行。可是要死人你要死得让人潸然泪下,上床你得回肠荡气。好了,看起来什么都全了,可是,就是没有生活,没有细节,不真实不感人,看起来假。
电视剧很大一部分依赖剧本。它不像电影,90分钟,攒也能攒出来了,光导演玩就玩出来了,人家王家卫不用剧本,他玩出来了。20集、40集的故事,你怎么玩?前头玩忘了后头,后头玩忘了前头。
关于日剧、韩剧
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那么爱看日剧、韩剧,他们的电视剧那么成功?这么小的成本,却有那么多人喜欢,而且跨国界,家喻户晓呢?我觉得他们赢就赢在细节上。电视剧说到底是给老百姓的一个消遣方式,它必须得好看,必须得打动他,让他感动。靠什么?最终赢人的还是与时俱进的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走到哪儿你写到哪儿,点点滴滴。要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
韩剧真是前途无量,它真的要求有扎实的编剧,有真功夫的演员,有控制力的导演。你看它其实投资不多,也没什么大场面,主题其实也就是家长里短,多以亲情、爱情为主,非常传统,教化功能也非常具备,其实很像我们说的主旋律。有一次广电总局开会,提出要搞一些像韩剧这样的电视剧,但我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关于青春剧
我觉得青春剧,恐怕写的人有问题,还是编剧的问题。在这些电视剧里,那些正上学的或者刚毕业的那些学编剧的来写,他们有多少情感经历呢?而且他们太浮躁了,沉不下来。情感这个问题不是说那么表面化的,它在人心灵里,躲在那儿,高兴或者痛苦,都是无以言表的。
制片方、导演和演员对青春剧有误解,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有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说,“老百姓就得让他们看平常他们看不到的那些事。”只是你这种视觉的冲击能维持多久?
真正的冲击是心灵的冲击。视觉冲击顶多5分钟。青春剧现在比起中年剧要差,差在哪里?它脱离生活,脱离主流生活。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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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判决传统的能力吗?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2:48
方舟评论
□秋风
近日接连见诸报端的两件新闻,引发人们再次热烈地讨论一个困扰国人上百年的老话题: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我们,如何看待传统。
第一件新闻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文化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应该延续下来;高达86%的人认为,中秋节应该成为法定的公众假日。对此结果,网络舆论附和者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此表示支持的网民,大多是年轻人。
另一件新闻则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和安定门街道签订共建协议,启动国学文化社区建设项目,其中的一项内容是,将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历年省级状元的名字刻制成碑,和国子监孔庙元明清三代的进士碑立在一起。对此,网络上几乎骂声一片。尽管后来北京市文物部门和人文奥运研究中心都出来辟谣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对于前者的积极附和与对于后者的全盘批评,看起来并无矛盾之处。人们是在运用既有知识和分析能力对传统进行取舍的:中秋节被视为精华,科举制度则被归类为糟粕。因此,人们普遍地赞成继承中秋节,而反对立状元碑———这被认为是对科举传统的一种继承,而科举制度及其精神显然是有悖于现代教育理念的。
非常明确的结论。但让我们略微思考一下,对于哪怕是科举制度及其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理性是否高度发达,足以对其作出如此确定的判断?我们是否完全有资格以现代人的标准来对过往的某项制度或习俗作出非常确定的判断?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人普遍相信自己可以运用理性作出这样的判断。但是,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在运用理性的时候,始终会意识到理性的限度。
相对于个人的生存甚至一个时代而言,传统是大写的。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的生活。不管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和还是对一个民族的生命,离开了传统的包裹,赤裸裸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是没有价值的。
比起漫长的历史,比起我们全部祖先的智慧的凝聚,任何一代人的智慧,其实都是沧海一粟。因此,对于传统,明智的态度是保持审慎,保持足够的同情和敬畏,因为它是当下人们有价值的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经过反思,我们确实有可能证明,某些传统是有害于正义和善的,据此,我们可以剔除其有害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传统,不会这样极端。因而,试图理性地辨别其究竟属于精华还是糟粕,可能是非常困难的。
不幸的是,以现代化为取向的人们,通常倾向于低估这一难题的程度。对于传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传统是如何与历史一起演进的,传统是如何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发挥作用的,我们其实所知甚少,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正是据此断言,传统属于“理性不及”的领域。我们固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消灭传统中我们所认定的糟粕,但在这之后,未必是我们所设想的更好的规则和习惯将取而代之。相反,很可能出现我们所不能预料的后果,这种悲剧性的证明触手可及。
面对穿过岁月的流逝而延续至今的高度复杂的传统,我们需要警惕快刀斩乱麻式的两分法。它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同时,也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它诱惑我们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理性能力,也过分以为自己的时代居于历史发展的完满阶段,因而,可以对过去的一切作出终极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分析、评判传统呢?
其实,这样的提问方式本身可能就是诱导性的。我们为什么不退一步想想,我们是否一定要在知识上对传统中的各部分作出判断后,才能安排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我们跟传统不分彼此,传统就在我们的行动中,而非存在于我们之外,从而可以让我们对其予以客观的剖析;反过来说,我们就在传统中,而非存在于传统之外和之上,因而,也不要奢望自己可以把握传统之真相。事实上,我们无意识地生活于传统中,我们同样也可能在无意识中创新传统,当然是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传统本来是无数普通人行动的结果,而非某人、或某群人有意识设计的产物,当然,也不可能是有计划地摧毁然后再按照一份新蓝图建设的产物。那么,我们去行动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拿着柳叶刀在传统面前晃来晃去?
假如有人愿意,他们是否可以立状元碑?对这个问题,笔者宁愿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能否确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十分优良的教育理念,以至于可以确切地断言,传统的状元文化极端有害,因而,必须予以剔除,且在剔除这种传统后即可实现我们所设想的那种先进教育方式?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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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县洪灾反思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2:53
几个重要节点的失误,让开县对即将来临的洪水猝不及防
开县洪灾反思
□本报驻蓉记者 向郢
预报雨量:可原谅的“例外”?
“如果按照气象部门提供的降雨量数据,老县城肯定不会被淹。”指着摊在桌子上的开县水文地理图,重庆开县水利农机局局长谈发平说。
“当时知道是暴雨,但是确实没有想到会下得这么猛,想着顶多就是1982年的那个水位,没想到会超出这么多。”
“听到暴雨信息就喊转移,老百姓不说我们是疯子啊?”开县代县长陈远辉激动地陈述在信息不明情况下轻举妄动的不良后果。
这次开县洪灾最让人吃惊的是预报降雨量和实际降雨量之间的悬殊——重庆市气象站在9月4日所作的预报为降雨量最高可以达到120毫米,这个数字是目前为止最为细致的预报,但重庆市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开县在4日8点到5日8点的实际降雨量达到298毫米,而4日20点到5日20点这一段时间的降雨量则高达307。9毫米。
开县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气象部门在技术数据上的相对模糊和不精确,是这次特大灾害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对此,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杨贵名也承认说,重庆市开县的降雨量是个仅有的超出预报的例外,和当地的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而对于具体地区强降水的准确预报,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难题。
9月8日,记者采访重庆市气象站领班预报员刘毅,他给出了一个和北京专家相似的解释,“我们依靠科学的理论和高空气象资料等数据信息,探测站之间的空隙很大,细小的区域性的信息就不能收集到,这就好比一个网眼很大的网,要捕捉一条小鱼一样,比较困难。”
“另一方面,这种暴雨是个小概率事件,天气预报就好像给天看病,往往也需要根据经验来做出判断,我们站里面的人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