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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谎，我们都变了。他还握着我的手。
那些过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好像许久以前的梦；和着清亮无邪的记忆，和着哀怨，我将永生好好地收藏。
春秋岁月初识陈纳德
初识陈纳德
我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女记者，因为40年代新闻机构还很保守，不愿女性作采访。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时是试用，在编辑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来稿阅读后再加标题。因为在中学和大学多年来一直负责校刊编辑，因此对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当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长是陈叔通，总编辑是邵冀之。
我们在昆明的办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坝，那儿是高级住宅区，并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为要找一地栖身，所以应征做一家云南富户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替两个小男孩补习功课。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鸦片烟，脸色苍白，真是满脸烟容；年纪不大，但显得衰老。女主人长得很标致，但教育水平甚低，说话时嗓音很高，有点刺耳。她对我很关心。我有自己的房间和浴室，和他们的住处有些隔离，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间隔个院子。两个男孩子很淘气，不太用功，倒喜欢我为他们说故事。晚间我和他们一同吃晚饭，然后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饭时却会和大家在一起。他对我也很客气，还称我做老师，我还未到20岁已被称为老师，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但作为流亡学生能在云南的昆明找到一个舒服的栖身之地，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虽有员工宿舍，也依规定配给我一个房间，但非常简陋，而且空气不好，我没有接受。
我入中央社后不久，省府的某个机构为了庆祝新年，送给中央社一部吉普车，指定由中央社员工摸彩、谁摸到幸福号码；吉普车就由得主领用。当年在战时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车多神气，而且价钱也很惊人。我是幸运儿，摸到了头彩，但中央社总编辑却做了另一个不公平的决定——吉普车由全体采访员使用，司机和汽油由中央社负责，当然我个人没有钱雇用司机，也无法买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车转卖，大赚一笔。
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又是个女的，所以没权说话。吉普车被抢走了，根本没有人帮我抗议，若在今日，这种情况一定会被女权组织来个制裁。还好，我做晚间编辑工作不久就被升调到采访部，因为我会英语，因此顺理成章，被派到外事组采访美军的工作和中美空军共同抗日的一些消息。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日本在南京向中国政府呈了投降书。8年的对日苦战终于告一段落。而我也被派到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因为当时中央社总社正急于复原，欲搬回南京，上海是个大分社，也需要人手，我被派到上海算是升级了，其他同仁还未有新任命，我是第一人。论资历，我是最浅的，但在复员的条件中，在交通便利这方面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昆明的美军答应协助我乘坐美国的空军飞机直飞上海，那比乘坐火车，或是乘坐黄鱼车走公路要方便多了，而中央社上海分社正急于要采访记者，当然我就被选上了。
1945年5月陈纳德将军已离华回国，当然他知道战事已近尾声，但其中还有不少复杂的政府因素。他亲自告诉我，他会再回中国，我对他虽认识不深，却对他敬仰万分，因为他满腔热血，不远万里而来，到中国是为了协助中国训练贫乏的中国空军抵抗日本恶霸。几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见到他时，就觉得这个美国男人实在是一个好男人。我也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写了不少介绍陈纳德将军和美国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系列报告新闻，深赞他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情义的。我想我们之间的遇合算是缘分吧。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由于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我便辗转入大后方求学。后来又因为在昆明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军战地新闻而得见陈纳德将军，而他又受我父亲之托照顾我们姐妹，所以父亲可以说是我们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陈将军时，他的一名秘书会速写，为我画了一张像，陈纳德将军说：“这张漫画就送给我吧。”但我认为不太传神，后来一位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两人拍了几张照片，记得当时我还是梳了两条辫子的黄毛丫头，他是穿着军服的将军，那些照片我留了许多年。
陈纳德将军是美国30年代杰出的年轻飞行员。早年在美国没有空军总部，空军是附属陆军的，而许多年老的陆军对于航空这个新技术有很大歧见，不甚接受，因此从事飞行工作的青年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挑战，陈纳德也是随例由陆军转入空军。
对于飞行这项新技术陈纳德非常有兴趣，不但努力学习，而且和他的同伙发明了多种空中表演的技巧；其中两人和陈纳德组成三人小组，到各地表演，非常受欢迎。
30年代航空工业进入一个发展时代，许多青年都热衷飞行，因此陈纳德的声誉也在此时起飞，并做了飞行员的教练；他还预言国防将来一定会倚重空军。就在30代的中叶，苏联（今俄罗斯）也急于发展航空工业，苏联政府还特别派代表到美国来找他，聘请他到苏联去做教练，当时陈纳德曾出版了一本手册，解说飞行的细则，莫斯科空军还把此手册从英文译成俄文，他们非常佩服陈纳德的见解，要重金聘请他去俄国，并答应供应住宅、汽车和司机，月薪美金1oo0元。那时陈纳德是空军少校，月薪只有360元，这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多么大，但陈纳德没有接受，原因是他不愿把他的飞行经验供给俄国，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之间迟早会有对峙的局面，他宁愿暂时守在美国，他也知道他的所长终有大展宏图之日。
1937年春他接到蒋介石、宋美龄和毛邦初的邀请函，请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到中国亲察中国空军，当时没有谈任何条件，只希望他尽早到中国一行。
这一纸合约可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当时陈纳德将军只打算到中国去3个月或1年，就要返回美国的。但后来变成为中国服务8年。而当时去中国时，为了防备日本情报人员的耳目，在他的美国护照职业项目上，填写的是务衣。他到达中国时是1937年5月，同年7月抗日战争的序幕展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陈纳德到了杭州笕桥看到中国的空军航校，也遇到了英、法、意、美、苏的飞机商人，把一些旧飞机向中国推销，在他看来很不是味道，认为那些外国商人是在做趁人之危的投机生意。
日本对上海大轰炸、南京大屠杀使陈纳德增强了协助中国的决心，但他是美国人，若要援外一定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也就是说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同意，这并不简单。同时中国空军虽然只是初试啼声，但请外国人来指导中国人并不是易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一点中外无别。
陈纳德视察了中国空军情况后，蒋介石请他据实报告，陈纳德说一切比他想像的更糟，于是蒋介石大怒，把毛邦初训斥了一顿，但于事无补。
陈纳德在中国3年后，直到1940年初才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许令和政府的正式支持。他在美国召集了年轻的飞行员共100多人，此外还有机械人员和文职人员等约300人左右，到中国来协助训练中国空军，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飞虎队（原名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总部设在云南省会昆明，因为美国空军是在印度集中受训，以顺地利之便。这些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背后有一面告示，是中国政府发的，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官民一体照护”。在美国的华府航天博物馆现在仍有当年用来击败日本人的P－－40战斗机在展览，有一处还展览着这个皮夹克和陈纳德将军的一些勋章。
到了中日正式宣战后，又将空军志愿队改为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英勇地将敌机赶出中国的领空；更在战后，协助中国的复原工作。
1990年美国民意测验，选出了美国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在亚洲的美国英雄，欧洲英雄是艾森豪威尔元帅，亚洲英雄是陈纳德将军。同年9月6日美国邮局也出了纪念邮票，陈纳德将军的首日封邮票在他的冥诞发起，在他的故乡路易斯安那州梦诺城举行典礼，有数千人参加。台湾当局派了当时驻华盛顿协调处的代表丁悉时，美国政府有些意见，国为没有外交关系。但我认为当年陈纳德将军是和蒋介石政府合作的，关系颇深，不该拒绝。缘于此，也有不少中国空军代表到场参加，非常热闹。
台北新公园有陈纳德将军的铜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省府也有他的铜像，都是官民合铸的纪念铜像。
春秋岁月相知·相爱·相依
相知·相爱·相依
抗战胜利后我离开昆明到了上海，不久，陈纳德将军也到中国来了。他是回到中国来组织中美合作为航空公司的。我们的恋爱该说是在上海开始的。
当时在上海新闻圈中已盛传我们恋爱的消息，因为在许多社交场合中，我们偶尔一同出现。陈纳德有个司机，姓王，是云南人，陈将军来华时他就替他做司机，后来陈将军返回中国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运公司，老王就来上海当他的司机，连家眷一妻一儿一女也来了上海。陈将军还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个两屋楼的小房子让老王安家。老王是个忠心的司机，每次他该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时，就会滔滔不绝绝对我述说他的老板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给他真是前世积福云云。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可是却不好意思去斥责他，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溃疡。大概多年在内地的营养太坏，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鸡汤和补品，饮食前后失调反而闹出胃病来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发作的，我说过到了上海，我对自己许愿要快乐轻松地活一下，因此经常和亲戚朋友们到夜总会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去看电影。在工作之余一定会安排娱乐节目，家中和办公室找我的电话日夜响个不停。大概节日排得太满了，所以才会生病，胃部开始夜间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医院。大夫说这是长期生活不正常、饮食不协调的毛病，吃药、休息该会复原，外祖父母都说：“这个大孩子在这儿玩疯了，就让她在医院好好休息吧。”
我病在医院里，不少朋友送来鲜花，陈纳德将军每天差王司机送花篮来，房中花篮、花盆堆积到连走道都占满了。一个黄昏将军来看我，见到满室花丛，就笑着问我：“是谁送了这么多花儿？”我也开玩笑答说：“是你的司机，我还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从此他再不要王司机去买花给我，但这个笑话后来也变成公开的秘密。
我病后出院，医生嘱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约法三章，不准天天和朋友有约，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这一来倒给陈纳德将军很多上门拜访两位老人家的机会，当初我还不敢请他到家中来，而且还得找机会说服两老；首先至少让他们在最低限度之内能接受这位比我年长30多岁的外国人。
结果我们想出一个妙计。
陈纳德是桥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欢玩这玩意儿。于是一个周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请我的意中人到家里玩桥牌（我和陈纳德搭档，两人商量好要让外祖父母做赢家，我们要多输一点，好让老人家高兴）。经同意后，他来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我说：“多么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吗？”他说：“对不起，不是给你的，是给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们相视而笑。
外子彬彬有礼地称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驻日本、古巴等国大使）、廖夫人，他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外祖母还考了一下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坐下来玩桥牌时，我有时忘记了让外祖父母多得分，还抢着做庄，偶尔他会在桌下碰我的脚尖，以提醒我。有几次叫牌他装傻，分明多过15点而不叫牌，就这样使两位老人家大赢。他说：“你们的牌术真好。”外祖父说：“今天我们的牌运还不错。”于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会面。
之后，陈纳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来，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讲他的外交经历，陈纳德回忆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