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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陈纳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来，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讲他的外交经历，陈纳德回忆抗日时的惊险，两人谈得相当投机。他还会陪着外祖父喝放冰块的成士忌，渐渐地，他就像家中的一员了；连在二楼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尔也来凑热闹，我想两老对他已没有太多成见。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卧房来和我单独谈。他说：“你妈是我最钟爱的女儿，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见了依莎芭（母亲小名）。你若和美国人结婚，就是远嫁，我们就少有机会见到你了；知道吗，宝宝。”我的小名是Bo。Bo，因为据说我牙牙学语时常说Bo。Bo。大家随着小孩说话，因此家人都喊我宝宝。大姐是贝贝－－Baby，虽然到了我们年长为人母，这小名仍是习惯地使用。
外祖母对陈纳德印象甚好，但舍不得我远嫁。我告诉她，我的爱人有志留在中国协助中国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暂时的，我们计划留在东方。后来我没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为家。大陆巨变后，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坚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龙塘有一栋房子，但因工作的关系，还是定居在台北。
当年外祖父不适时，我还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随侍在侧到他临终，是因为外子也病重在医院，而他们两人同在1958年去世。
四五十年前，中国人并不赞成异族通婚。1947年末父亲携着继母回外交部述职，他将被调到太平洋英国属地古晋做公使。继母张碧茜想了一个理由，说是父亲到古晋需要一位中英文部好的人刍私人秘书，她认为我是最适合不过了，藉此希望能分离我和陈纳德将军的感情。
在那个年代，我可以抗议不去美国，留在中国读书，但婚姻大事若得不到双亲的祝福将会引来不少闲话，不但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到美国去也会被人看不起。因此要得到双亲的点头真要下点苦功夫。当时父亲、继母和外祖父母谈论我的婚事时常常办红耳赤，几乎翻了脸，父亲说他这个不听话又任性的女儿都是被丈人和丈母娘宠坏的。
陈纳德将军为了讨好双亲，还派了专机到香港把两人接到上海见面，又替他们在当年上海一流的宾馆－－国际饭店订了最好的套房，让他们休息。
在国际饭店的套房里，我和父亲开始谈判。他要我考虑和他们同去古晋1年，假如1年之后我仍维持原议，他就答应我们的婚事。我说古晋我是不会去的，五妹刚好入大学，她可以休学1年到古晋为父亲服务。我们父女一再地讨论，直到陈纳德到旅馆来接我们去国际饭店的十四楼吃晚饭，才稍停歇。
乐队奏着我们喜爱的歌曲，他牵着我的手入舞池。他在舞池中低声问我：“进展如何？”我说：“不太顺利。”他说：“绝对不要妥协。这样吧，明天让我单独和你继母谈；你的父亲在她面前像绵羊，她若同意，其他的就好办了。”我想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将军家中晚餐，饭后将军请继母进入书房，他们在那儿谈了许久，出来时将军笑着对我说：“你现在仍是民航公司的职员，我批准你请假一星期，陪你的父母去杭州西湖玩玩，再仔细商量一下我们的结婚大事吧。”
他真是比我有办法。
我陪着父母去了西湖。那正是初冬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但我对湖光山色了无心绪。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尽是相思，尽是离绪。每天晚上，有时早上将军数次来电话询问归期。
父亲知道我已有所决定，而且不会让步，后来是他让步了。他说：“我想作主意已定，我嫁了你这个女儿，我也要去古晋就任了。”
在杭州西湖停留了5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
陈纳德坐着他那辆老式顺风牌轿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车上后座跳出未的是小乔，它是我们心爱的德国腊肠短腿、短毛小狗，毛色黑得发亮，蹦蹦跳跳，猛烈地摆摇着它粗短的小尾巴，和它的主人一样高兴地欢迎我归来。
我们和家人一起筹备婚礼，那是上海1947年底，不但是迎接1948年新年的来临，更迎接那陌生而又充满着考验的未来。
我们从1944年初识，直到1947年12月底，除夕前一周才得到外祖父母、父亲和继母的准许，举行小型的婚礼。那年他54岁，我23岁（结婚日期分12月21日），婚礼是在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的私寓举行，由基督教士和美国驻上海总领率证婚。参加婚礼的除了父亲、继母外，还有大姐和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叔叔及陈纳德的助理舒伯炎上校和他的夫人；另外还有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医生詹德狄上校。
我披上白色的婚纱，穿了上海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法国绿屋夫人为我缝制的雪白嫁衣，陈纳德穿了美国空军中将的军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互相许愿终生相守。他替我戴上了结婚戒指。乐师用小提琴奏了几首我们都喜欢的曲子如“允诺”（Promis E）、“你的眼睛是甜酒”（Drink to me on1ywlth thy eyes）和“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爱情歌曲，我和他在大厅中起舞。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了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我们并不想劳师动众，也不想制造新闻，但却不知道何时走漏了消息。在我们用餐时，佣人报告有新闻记者找陈纳德夫人，当时我还在和客人交谈，我的新婚夫婿笑着说：“陈纳德夫人，有人找你，你去应付一下吧。”大家都笑开了。
这之后中外记者和摄影师来拍照，中外新闻、美国各大杂志都登载了一张陈纳德将军和我接吻的照片，在那年头，加上他的身份和我们不同的背景，实在是一件大新闻。为了不曝光，我们两人没有去度蜜月，第二天星期一，我们照常到办公室上班。当时我已辞去了中央通讯社的采访工作，转到民航公司的新闻部上班，婚后，更跟着外子在工作上同甘共苦，一起为民航工作尽力。
婚前外子住的是公司的房子，但我们已商量过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于是就在虹桥路美华新村找寻。美华新村共有十二栋精致房屋，都是英国式的房子，价钱相当昂贵。
1947年圣诞夜，我们坐在客厅内，圣诞树下闪着红绿色的灯光，大包小包五色缤纷的礼物堆积如山，有从中国各地进来的，也有从美国各地邮寄来的，还有不少是上海亲朋和民航公司职员送来的。我想光是打开这些包裹，就要花上整个圣诞日。
夜静，客人散去，外子拉着我的手说：“我先把我的礼物送给你。”那是一个淡黄色绸子做的小盒子，系着一条红丝带，我心想那一定是一件首饰，但我错了，那是一把金钥匙，是美华新村五号的门匙，有一张小卡片写着：“送给我亲爱的小东西，连同我完整的爱。”我说：“啊，那所房子！”他微笑着说：“亲爱的，圣诞快乐！”我送他一个金制打火机，但我对他说：“不要吸太多烟！”
19年流浪，我终于有了一个家，有一所我自己名下的房子。虽然因为战事，我们在那所房子里只住了不到两年，又得再搬家，但我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与我同在。
外子那时虽已过50岁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网球场上，他身手敏捷，技术娴熟，而且常单打。公司又组织了一个棒球队，他亲自参加球队出征，担任投手，在上海和其他商业界组织的球队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锦标。
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因公司业务的开展而大有进步。在中国大陆一共有47个站。上海虹桥机场是大本营，此外北京、南京、西安、桂林、贵阳、兰州、太原、包头、沈阳、长春、烟台、青岛，整个大东南、大东北、大西南，如昆明、重庆、成都、广州、青海、宁夏、绥远、西藏……，都有民航公司的班机。我有许多机会到每个地方随着外子视察业务，也为公司的周刊写报告。
能亲眼看到中国的美丽山河，再亲自走过中国的贫乡僻壤，看到富沃的农田，贫脊的土地，农村里的鸡犬牛羊和田中插秧的男女，成群跑着、跳着的男女小孩，还有瘦小的女孩背后背着小婴孩……，这些人一辈子可能生老病死都在不到10多平方里的地方度过。这些对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们对我们的礼遇愈重，我对他们的同情更深。虽然我远嫁美国，脱离了贫穷，也稍微脱离了中国重男轻女的社会，但我的心中永远无法忘记那些贫困的同胞，对于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观点上的一些改革和变化都使我无法忘怀，无法置身事外。
春秋岁月情义夫妻
情义夫妻
陈纳德为了建立中国民航公司，促进中国的民航事业，来往中美之间，我也跟着他大洋两岸不断飞来飞去。外子对于国共之间的恩怨矛盾非常担心。他当初希望国共能暂时收兵，互相妥协，先把国内的经济搞好，社会安定，让老百姓先安饱再论其他。他当时提出长江以北让中国共产党管理，长江以南让国民党统治，但双方都无法接受。马歇尔三次来华，三上庐山，希望作调人，也都失败了。
民航公司在大陆的工作很快、中国大陆一方面在复员，一方面又展开了内战，有些地区又已开始做疏散工作。陈纳德要亲视47个地区的业务，我追随着他在大陆东南西北各地奔波，有机会见到许多大小人物，有机会亲睹中国的河山。在那个时候从中西的东北到西北，中国的东南到西南。北至包头，南至海南岛，我相信很少中国人有这机会。我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中原的阎锡山、挂系的自崇禧、南方的张发奎等大军阀都见过面，做过他们的客人。此外在越南在泰国也做过上宾。韩国的李承晚也和外子有私交，这些人俱往矣，但当时我20刚出头，见到不少大场面，也深感中国分裂的伤痛。
中国的军阀实在权大势大，但第二次大战后他们也都担心中国的前途。我还记得1948年初我随外子去宁夏和青海作客。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当时他是省长，我们被安排住在他的公馆，由他的四太太接待我（据说他有六位太太，四太太得宠当家）。
马鸿逵那时还没有感到局势的严重，不过我想他也知道国共的和谈大概没有多大希望，在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走！之后马鸿逵带着一家大小逃到香港，后来由外子帮忙他们去美国。
国共和谈决裂后，国民党政府一度再回重庆，其后又到广州。蒋介石为了使国共和谈有空间还曾一度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退隐到自己的家乡溪口，但为时甚短。1949年蒋介石和全部大员陆续退到台湾。我和外子先把民航公司的支部移到香港，在广州和上海仍继续坚守，协助国民党官员撤退。兵败如山倒，场面相当狼狈。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与解放军对抗，但为了很复杂的因素，杜聿明被捕，东北失守；北京是和平解放，为了要保护北京的完整。汤恩伯在上海到处布置了沙包，说要保卫大上海，但我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已是危城。民航公司的飞机每天不停地运载官员离沪。但民航公司没有权，一切由政府控制。不到3年光景，国民党会部弃守大陆。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在上海凡是有黄金和美金的人还会被定罪，大家排长龙到银行去兑换金圆券，所谓金圆券，后来等于废纸。上海人大大囤积食物，柴米油盐都在抢购，每天上班，看到那景象真是触目惊心。
我正杯着第一个孩子，外子要我先走。我没有走得很远，我到广州等地，不想离他太远；每天和他通电话，消息一天比一天惊人。我想我们在大陆的时日不会太久了，美国政府也通令美国侨民和商业界疏散离华，这是命令不是劝告，并且说明了一旦有事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可见事态之严重。
1949年2月8日我们第一个女孩子在广州诞生了，因为上海已不安定，外子把我送到广州待产，同年5月底我再回上海整理简单行李。民航公司开始撤离上海总部了。
不久国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都已定义，只剩下我们独家民航公司替国民党服务，忙着空运官员到台湾。
此外我们还免费空运了不少文化人和教士离开大陆。
初生的婴儿还不足一个月，我又跟着外子到处救灾救难，把女儿交托那时尚未结婚的大姐和三妹替我照顾。我们两人虽然工作辛劳，但有了爱，似乎可以征服一切困难。在他教导下，我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