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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此数）。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很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条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的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大概也有8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等在医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还没睡觉，我和大姐同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灵中，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因为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六妹出生时母亲大概刚满40岁。母亲的名字——香词是外祖父取的，我们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欢这名字，后改名静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莲、香兰、香竹、香桃。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应昌，三弟应凯。他的二弟即我们的二叔陈庆昌，他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中国空军，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接待了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抗战胜利后加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1949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总部移到台湾，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产党员）发生恋情，已伦婚嫁，决定不与公司同进退而留守沪滨。20年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我和大陆的亲友消息完全断绝。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后来与温风鸣女士结婚。二叔去世后温风鸣女士定居南京，并被委任为南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我第一次回诅国访问时，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后来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地已80高龄，但仍参加很多活动，身体还健康，有一子从商，生活过得不错。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容。
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还是回到广州。陈家祖居在广州，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在广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战时，在广州未沦陷于日军控制前，曾和母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州，那栋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祖父陈庆云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讨了两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处。两位如夫人都无所出，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祖父去世时年仅38岁，据祖母告诉我，祖父对于当时的香港电车公司有兴趣，认为这可以在广州发展，有利广州市民，于是认购了大量香港电车公司的股票，并规划在广州市发展。可惜当时民风保守，对于新科技更不甚了了，以电车取代坐惯了的轿子和人力车，一般人似乎还不能接受。祖父举债买大量股票，到年终时要还清债务，找了平时认为知己的亲友想借些银钱过年，但都被婉拒。其实当年祖父有房地产做抵押，又有其他物业，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轻气盛，一时想不开吧，便从自己的住宅五楼跳楼自杀而死。
祖母当时说这事来得太突然，因为她是小脚，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长褂一角，但人己从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承担了一个大家庭，虽有产业，但孩子们都未成人，只好负起一切责任。祖母为了大儿子的前途，特别安排把年仅13岁的父亲送到英国伦敦上英国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育。这个安排对父亲的一生有甚大影响。年轻丧父，又被寡母送到异邦求学，这一切我想在一个年轻孤儿的心中一定非常伤痛。父亲到外国留学后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机会回家，因为要节省费用并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学毕业后，外祖父才给了旅费要他回家省母。
春秋岁月童年
童年
我们陈家共有6个丫头（北方人称女孩为“丫头”）。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岁。她出生美京华盛顿，我是父母自美国留学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说是住在东总布胡同。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虽然众多，但半个世纪的离乱，各散东西，大家对往事都有点模糊，远亲甚多，近戚则寥寥可数，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对五六十年前陈家与廖家的往事就无啥记忆了。
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亲当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资助，因为我们两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亲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儿去求救，这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后来求证于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们也说当年大家的确都靠外祖父提携。
母亲名香词，适陈。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籍广东。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在香港算是大商贾。父亲是长子，踢名应荣。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后来陈家是男，廖家得女，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为婚。
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15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带来很多苦恼；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大使（曾任驻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年29岁即染肺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老七是女儿。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陆；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美国纽约，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数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母亲和她的三妹被送到英国留学，母亲因为喜欢音乐和绘画，因此又到了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英国母亲和一位贵族发生了感情，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当时外祖父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那时两国还没有大使），便差人到欧洲把廖家的二小姐和三小姐接回古巴任所，并择定吉日举行婚礼，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终身大事。母亲本来不肯，后来外祖父与她约法三章，让她婚后再到欧美读书，父亲也是在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父母亲到了华盛顿，大概父亲还想拿一个博士学位，而我的大姐陈静宜就在华盛顿出生。这是陈家和廖家的第一个孙子，虽然不是男孩，但两家都非常兴奋，要父母立即回国，因为担心小夫妻不会照顾孩子。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她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小脚。有几次我在门缝中偷看她洗脚，那真是一门大学问，而且很费时费事：丫头先将一盆热烫的洗脚水端进祖母的睡房，然后协助祖母把那数丈长的白缠脚布一层又一层地解开。祖母坐在圆型的三脚凳上，光是解开缠脚布大的就要10多分钟，整个过程态度非常谨慎。祖母偶尔会叹一口气，那轻微的叹息，正象征着中国旧时代女性的无限哀怨！
丫头若发现我和姊妹们在偷看“脚员，便向祖母说：”又来了。”祖母就说：“快到外面玩，这儿没啥好看的。”可是我们对这项每日进行一次的活动充满好奇，愈是不难看愈想看，据说当年祖父就非常欣赏祖母那双三寸金莲。可怜的中国女人，为了取悦男人，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据祖母说，她3岁时就被缠足了，当时痛得喊救命，但她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好忍痛把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说，半夜里，忍无可忍时常试着把缠脚布解下来，后来被她母亲发现了，干脆将她的双手也绑起来。这种痛苦维持了很久。刚缠脚不仅疼痛，而且无法走路，只好由丫头背着走。两三年后再学走路，一步一声哀嚎，有时痛得晚上想上吊，真是可怜。
记忆中，祖母长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烧香、拜佛、念经，佛珠很少离手，除了吃饭和吸水烟筒。
祖母穿的衣服只有3个颜色，夏天白色，冬天是深蓝和黑色，好像终生带孝似的。但她的衣着非常简洁，而且无论是布是绸，总是洗得光亮整洁；头髻是”二妈妈”（祖父的二妾）每天早上替她梳理的，梳好后，用一种“刨花”使头髻发亮，跟我们现在用的发胶差不多。祖母很少出门，没有串门子的习惯，出门不是上寺庙烧香，就是去参加喜事和丧事。她知书识字，因此也读些古书。我小学六年级时开始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京华春梦》，我把这两部书给祖母看，我想她一定看过了，因为有一天她说：“北京的戏子比广州的开放。”这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