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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发现，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苏奴奴的越权行为，实在有损布什的声誉，因为布什在竞选期间一再向选民保证他的内阁要用最守法、最清廉的人。
当时华府有人开玩笑，说布什天天跑步，以步当车，是因为他的白宫轿车被苏奴奴拿去使用了。虽然言过其实，但权势、金钱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引诱，如何自善其身就得好自为之了。
James又再旧事重提问我愿不愿意入阁，当时各部长都已内定，副部长和大使尚有空缺，但我还是坚持不做委任官。
我们商谈许久之后，他建议我做白宫出口委员会主席。我问他现任主席是谁，他说：“这人是奇异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不久他什么，你若愿意做主席，我们就给他一封信谢谢他即可。”
我说：“算了，就让我做副主席好了。”他说：“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哦！我会向总统报告。”两星期后里根亲自在白宫委任我做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共有20人，这份差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在任期间我多次组织美商海外访问团，到过欧、亚许多国家，也到过非洲和苏联，并且两度去中东，为美国争取了不少商业市场，也有机会见到不少国家领袖和商界名人，跟许多国家签了不少投资和合资条约。记得1981年我到台北时，台湾鞋业公会对我说，台湾出口的鞋子是廉价鞋，美国本身并不出产，因此下会对美国鞋业有何威胁，希望美国不要对台湾鞋子的进口设限。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颇有道理，回美后我便向有关当局建议不对台湾鞋类进口设限，这对当年靠出口的鞋商我算是做了一件公平的好事。后来我再到台湾时，还有一两家鞋商要送我鞋子，可是我并没有接受。
我做了6年的出口委员会副主席，这期间美国对外来的挑战已渐感沉重，但美国企业界还有点优越感，不肯以破釜沉舟或快刀斩乱麻的精神自求多福，出口委员会的问题开始复杂，商务部、财政部、对外协调处都来插手，大家对这个工作虎视眈眈。免费服务还招来不少麻烦，我告诉白宫说，我无法再做下去了。于是我转任白宫学者委员会委员，委员共24人，每年花两三天时间看卷，选出100多名杰出青年（每州两人，一男一女，再加上华府特区、关岛、海外区也男女各一，和20名艺术成就奖）。这100多名青年每年6月初受邀到华府4天，并到白宫拜会总统，由教育部长亲自在白宫的玫瑰园颁奖，其他节目如前往国会参观、副总统参加他们的午宴、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等，并由他们的家人同来庆祝，我倒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在考卷中最少有10～20名是华裔青年，可见中国家庭对子女的学业比其他民族的家庭更为关切，而影响也更深厚。
春秋岁月中国驻美使节
中国驻美使节
我第一次回北京时，负责全部行程安排的是外交部冀朝铸，那时他是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但我想他的工作与欧美关系较密切。
冀朝铸是山西人，但说话没有山西口音。他的童年是在纽约过的，小学到中学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还入了哈佛大学，因此八年抗日战争他一点也没有经验。他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国的。
在北京有机会和冀朝铸交谈，他告诉我，他的哥哥是冀朝鼎，曾是抗战时期孔祥熙的左右手。这些人物我不清楚，因为抗战时期我只是一名流亡学生，对孔祥熙一无所知。他说：“朝鼎是我的大哥，跟我年龄相差20岁，怪不得你不认识他。”
1983年冀氏出任中国驻美公使。他到华盛顿时带来了我的舅父廖承志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多多协助冀氏。在大陆大家称廖承志为廖公，他为人豪爽，对上司与下属都很亲切，而且能诗能文，又诙谐幽默，因此人缘甚好，凡是追随过廖公的人对他都心存敬爱，冀氏当然不例外。
冀氏夫妇来华府时，柴泽民是大使，柴泽民也是山西人，山西口音甚重，他是我在华府正式接触的第一位年共高级干部，中美建交后第一位被派到美国当大使的外交官，是中共绝对信任的党员，曾任驻埃及大使。柴氏虽然不懂英语，但出入有翻译，口若悬河，笑口常开，因此在外交圈中很活跃。他喜欢和朋友讨论问题，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见解，他也从不发怒，只会说：“这个，这个值得研究。”有时他也会说：“这是不同的观点。”但他从来不在美国人面前批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柴泽民在任的那5年，算是美、中关系较为密切的时代。
他只带夫人上任，没有一个孩子跟他来美国，这在外交圈中是少有的事。他一直住在使馆里，冀氏夫妇来华盛顿后，他们常到我家中作客。柴泽民在任时，馆内有些空地用来种花种菜，每逢有新鲜的瓜菜他都会亲自写张条子让秘书送到我家中。
后来章文晋大使接任，他们搬入了大使宫邸，章大使夫人张颖常常让园丁送盆花来，最漂亮的是菊花，比市面上的艳丽得多。
冀朝铸最喜欢吃朱古力糖，也喜欢吃冰淇淋，每次饭后就连吃多颗朱古力。他说儿时在美国常吃这个东西，回国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国，吃朱古力糖使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童年。他和章文晋都是周恩来和廖承志的爱将。
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不到3年，我党得章氏夫妇非常平易近人，两年的感恩节他们都来我家作容。章氏逝世于1991年3月。他喜欢游泳和跑步，还打网球。那天他从外面跑步回家，跌倒在搂梯下，就这样逝世了，去得很快，没有一点痛苦。
他们家中，没摆任何的照片，只有一张他们夫妇和周恩来的合照。
冀朝铸离美后，改任斐济岛大使，我认为是大材小用，果然后来被派到英国当大使，在英伦期间表现优异，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对他都不错。冀氏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直属联合国，由联合国支薪，这算是冀氏迟来的福分吧。
现任大使是朱启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外交部服务40年，在欧洲及非洲都当过大使。他一到任就处理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困扰和冲击。虽然布什总统支持和中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并延续优惠国条款，但参众两院以推动人权与民主为借口的反华声滚，一波接一波，直使这位熟练的外交使节难于招架。
当中国在华府建联络处时，就在华府的麻州大道找房子。英、法、英菲律宾、韩国和越南的使馆都在这条大街上，当年伊朗和美国外交关系密切时，也在那条大道上设有使馆，因此就被称为“使馆大道”。
中国在麻州大道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但却在附近的住宅区买了两幢。一幢是大使公馆，另一幢由新华社使用，后来新华社在维州买了房子，有办公室，么有职员宿舍，原新华社的房子，就改为公使公馆，现任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回国前即住在那里。柴泽民带着夫人来华府上任，但却不愿住大使公馆，大使不住公馆，公使也只好陪着住在使馆的楼房内。中国的使馆设于华府的康州大道，原是一所叫温莎旅店的建筑，60年代只花了美金约500万，如今已经水涨船高。中美双方的使馆问题己达成协议，北京提供土地给美国盖大使馆，但中国想在闹区找商务部及武官处的办公楼房却有困难，不是没有房子，而是价钱问题，中央约预算就是那个数目，实在难于找到合适的楼房。不像台湾一掷千金，最近在纽约成立的文化中心位于络基大厦，年租百余万，连日本人也自叹弗如。此外，蒋经国基金会的把门人个个神通广大，让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们趋之若鹜，还找了中国之友丁大工做董事长，这位好好先生深谙中国处世哲学，四平八稳，实在难得。
春秋岁月在美国的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1959年当我最初想在华盛顿找幢公寓时，一无可取，最后我的姐姐替我去找，她告诉我，有些公寓不租给有色人种，有些则排斥东方人，我身为陈纳德太太，在这方面，当然是占了点便宜。但是那时美国人对东方人如此歧视真使我非常不舒服。歧视中国人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已大有改进，在华盛顿也不例外。比如说致力学术研究的中国人待遇比美国人低，就连在所谓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经常得不到重视。其实令我觉得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专家乡是卷发蓝眼睛的犹太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他们为什么没有论文发表，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这种情形今天仍然有，但已大有改善。中国学者出人头地者颇不乏人，不过，有的时候，问题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他们往往只顾自己，不像其他团体一样，互相团结、关切，以及彼此合作。
前几年，我向美亚协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人已对替人洗衣服和做蛋皮春卷等事感到厌倦，日本人也不愿再多替人整理花园，我们必须走出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奋斗。就为了这，我被某些人称为急进派，并有人对我说：“你太激烈了”，而且指出，“你错了，因为中国人毕竟还是有他们的机会。”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寻找机会的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人，应该享有和其他美国人同样的机会。”
过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发表这类的言论，某些人说我过于好辩，但对有些问题，我不是好辩，而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些问题正在此间逐渐形成。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为了越战失败，不得不收容一些难民，可是这许多越南难民，因为离乡背井来到异邦，当然他们没有归属感，这种情形尤以在种族成见过深的小地方最为明显，这些越南人，他们必须做许多方面的适应，他们需要教育和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反过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已有长远的历史，除了开洗衣店，和卖杂碎之外，他们该有同工同酬的机会。我在全美各地以此为题，发表演说，我说：“让我们给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因为当他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这些年轻人可不会像我们这样逆来顺受，若仍受歧视，他们将会成为问题人物。”
但是，某些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已有长足的进展，如西班牙人，波多黎哥人，尤其是黑人，中国人就没有这样幸运。在一些联邦政府的条规里，中国人甚至不曾被列为少数民族。在美国200周年时，我建议修改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因为其中给人的印象是，东方人来到美国，只是干些挖矿和修筑铁路的工作，然后就抽大烟。当然所谓美国西部的开发，中国人的功劳实在不小，多少中国劳工死于矿中和铁轨之下。我提议政府提供一些基金会的经费，纠正一些教科书上的错误观念，使美国人对东方人有比较正确的印象。但是我的提议没有得到多数支持，没有政治实力，一切都谈不上。十几年前在国会中，没有一位华裔参议员或众议员，郑友良议员那时已退休，日本人至少还有井上、松永、早川，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至张。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感到西方船坚炮利，积极整建海军，本世纪初国力已强，也觊觎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方面要和军阀作战，另方面又得对抗“洋鬼子”，他们固然羡慕外人为洋房汽车和一切现代化装备，同时却对外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的种种特权，怀有无比痛恨。中国人的心情是多么的矛盾。
1931年，日人侵略东三省，当时父母带着姐姐和我逃离北平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沉痛的回忆。
战后，外子和我重游最大的一座防空洞，桂林的七星崖。
从洞的这端走到另一端，约需45分钟，可以想见其大。日人入城之后，将两个洞口封闭，灌入烟雾，将近1万人因此丧命，我们看见有人从防空洞里将尸体拖出来。战争固然可怕，但是人类的残酷更加可怕。犹太人被迫害，有电影，有小说，有电视未为他们作证，可怜的中国人，他们所受的灾难千万倍于犹大人，可是有谁来代他们控诉！
春秋岁月《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我于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来已由《中国时报》印行了22版。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个春天》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纽约畅销书，后来有多种中译本，还有韩文和日文译本，台视在四五年前还把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