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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宣战。
蒋夫人促外子马上回美设法取得白宫与国会同意，让他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因为美国人仍保持中立主义，不愿牵连到中日战争的漩涡里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柯伦律师，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愿意完成这份任务。葛柯伦不但建议罗斯福总统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予以武器及飞机的协助。这真是一项壮举。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华报告。几经挫折，“飞虎队”终于在1940年初成立，在缅甸受训，1941年初正式参加作战，与中国空军名作，在天空上击落无数敌机，建立了辉煌的战绩。陈纳德本来准备在中国停留三个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长到8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方面承认，他们在华作战，在空中他们是大大地失败了——这是中美空军合作的结果。
外子常对我说，他在中国最宝贵的体验是和中国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可珍贵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册的经验。
他去世后，中国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园为他立铜像留念，这是台湾唯一的外国人铜像。外子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用什么来纪念这位我敬爱的人呢？在这风雨飘摇的世局，我用以下的诗句来追悼陈纳德：“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春秋岁月樱花依旧
樱花依旧
华盛顿4月的樱花不管谁来谁去，每到风传花讯，雨濯春尘的时候就会迎风怒放。日本人什么年月送来樱花，我不大清楚，但住在华府的人常开玩笑说，华府主人的面孔数年一换，华府堤岸的樱花却年年照旧，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政治是残酷而又现实的，当然住在华盛顿更有身受之感。
卡特总统上任之后说是要推行节约，首先是减少了白宫的私人座车与司机，后来又出卖了总统私用的游艇，但白宫的职员数目大增，而且薪金也大涨；那么减少两三部座车岂不是骗骗孩子，后来国会又提议要把游艇买回来，因为有历史价值云云。
这艘总统游艇“席瓜亚”使我想起了几段颇有历史价值的往事，如今事过境迁，我想道来也无伤大雅了。且让我慢慢道来。
1977年读到一则新闻：
从报上知道，总统游艇“席瓜亚”号业已卖给了佛罗里达房地产商人马洛埃，售价28。6万美元。这艘五二船龄的总统游艇，曾是许多美国总统和他们的知友游乐的场所。
我曾多次在总统游艇上作客，卡特政府拍卖这艘104英尺、桃花心木门窗游艇的决定，可说是结束了华府上流社会一个光灿的时代。
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及其内阁阁员都曾经充分利用这艘游艇。尼克松上台后，我更多机会应邀参加在艇上举行的宴会，许多内阁阁员也在那儿宴客，大家一同欣赏波多马克河上迷人的夜景，据我所知，胡佛总统（1929－－1933）就曾在上面大宴宾客。
参院领袖也在上面举行宴会，我最后一次到“席瓜亚”上赴宴是1976年高华德参议员夫妇庆祝结婚40周年纪念。他们请了大约30位好友，我非常荣幸，亦为其中之一。那是初秋时节，总统大选前不久，大家都为这对结婚40载、恩爱逾常的夫妇感到高兴。“席瓜亚”带给人们的回忆总是甜蜜又温馨。
对那些没有上过这艘游艇的读者，让我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艘船是在60多年前建造完成的。
我听说尼克松总统辞职前，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席瓜亚”上度过许多个孤寂的夜晚。
福特总统夫妇也常用它，她们的掌上明珠苏珊有次用它在波多马克河上举行了一次月光晚会，少年男女在船上亦歌亦舞。
这艘美丽的游艇有12张床位，最多可容纳230人，150人在上面，毫无拥挤之感。
据报道，“席瓜亚”每年管理费用就将近百万美元，这当然包括维护、工作人员、船员、海岸防卫队、安全等费用在内。有次我问艇长一共要用多少人，他告诉我约50人。
美国总统有他们远离市嚣、清幽宁静的消闲去处，他们有夏季别墅，他们有大卫营，多一艘游艇，又算什么？
我想当时卡特总统是要表现给美国民众和纳税人看，他是如何努力在节省公帑。可笑的是，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急，说马洛埃先生非常懊恼，他付了游艇和家具的钱，但是当“席瓜亚”拿到他手时，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件全不翼而飞，马洛埃先生觉得自己受骗了。他告诉记者，他已要求政府“把所有该我的东西都放回原来地方。”他又说：“我不知道艇上居然会有扒手。”
马洛埃将这艘游艇开出海军船坞，航向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他原计划把这艘总统游艇改装成一座巡回博物馆，好好赚一笔钱，结果政府却把上面大部分家具搬走了，害得他只好根据照片，复制一套，他说人们喜欢在家里摆些纪念品，但是把纪念品从一艘具有历史性的游艇上搬走是太缺德的事。
据报载，当时有9人出标，马洛埃以最高价得标，他后来后悔得标时没有讲明政府可以拿走多少家具，如他告诉记者，政府是说一些家具要搬走，“你如何标明什么叫‘一些’，什么叫‘大量’？”报纸引述马洛埃的话说。“他们把餐桌还给我，却拿了其他桌子，把总统舱房的床搬回来，又拿走了两张小椅子和靠墙小几，杜鲁门那架钢琴说不定现在正摆在某某要人家里呢！”我想这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偷鸡摸狗的小人，可怜的马洛埃！
好几个夏日晚上，我们在“席瓜亚”上共庆美好时光，波多马克河静静地流着，月色朦胧，耳边传来轻柔的音乐，一切是那样美好，叫人永难忘怀。
你支持的党执政，你也与有荣焉，觉得自己与大家英雄所见略同，此外又可享受某些特权，如果有人说他不喜欢特权，那一定是违心之论，机会平等固然不错，但特惠更胜一筹，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有朋友在白宫，到白宫餐厅吃顿饭，或是安排友人参观白宫，只要一个电话，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偶尔，你会受到邀请，坐进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当然，更美妙的是，在总统和家人不用包厢的时候，你可以拿起电话，问问某天总统包厢有没有人用，假如没有，那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带着朋友到肯尼迪中心，坐进艾森豪威尔戏剧厅、歌剧厅、或音乐厅的总统包厢，舒舒服服地坐着观赏。1972年我曾用总统包厢招待过华航的空姐。在每个总统包厢里，都有8－－12张红丝绒的座椅，旁边有一间小客厅，可以在休息时招待朋友，冰箱里有香槟、冷饮，只要前一天派你的秘书去白宫取来钥匙，第二天，你和你的朋友就可以享用这些东西，用完之后，锁上冰箱，差人将钥匙送回白宫，附上一张谢条。
卡特政府当政后，这方面已与前大不相同，他们甚至规定进总统包厢该穿什么衣服。有些人连怎样才算是适当的穿着都不知道，把总统包厢弄得一团糟，啤酒罐和空瓶随处乱扔，以往这种情形从来不会发生，但时代变了。
当我初到华盛顿时，人们眼中的华府是个政府机关城，至少50％的人，不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就是在业务上间接与政府机关发生关系。
华府的政府机构首推总统和内阁阁员办公的白宫，其次是坐落在所谓“雾底”的国务院及五角大厦的国防部。
各部之中，以健康教育福利部预算最庞大，超出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运输部、劳工部、房屋都市发展部之上。后者的用度也大得惊人。
此外还有司法部、最高法院、参众两院，参院办公室在狄克逊大楼、罗素大楼，众院办公室在雷朋大楼和朗涯斯、坎农大楼。访问华府的人想都到过这些地方。
除了公务员外，华府尚有为数众多的律师、游说者、会计师及新闻记者，各国驻美大使馆也座落于此。真是壮哉，盛哉。
华府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住在那儿的人把周遭的美景不当一回事，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它和纽约大不相同，市中心有许多喷泉和小型公园，雕像比比皆是，很多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是众人皆知的名胜，反光池之出名，是因为传闻一个女孩与一议员争吵而跳进池中。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史密松尼安这类的博物馆、柯克兰画廊、佛瑞安画廊，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
60年代我初到华盛顿时，与其说它是城市，倒不如说像乡下地方。午夜过后，全市寂然无声，一直到现在，华盛顿城内的国家机场夜间10时后，即不许飞机起降。
那些曾任职政府机构的人，很少迁离华盛顿，即使白宫易主，他们仍然做他们的公务员。每隔4年，我们就会收到许多原在白宫及内阁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寄来的通知，说他们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公共关系事务所任新职，或是替各种企业作游说工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信然，信然。
对那些才气横溢的青年男女，只要肯苦干，华府有的是绝佳的机会。在这里，人人玩弄政治，追求权力，乐此不疲。
华盛顿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这些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不同，因为大多数的宴会都是在家里、大使馆举行，有时也在政府机构举行，不过，近些年，乔治城区和附近地区已开了许多家相当不错的馆子。白宫对街的Sans Souci餐馆是共和党、民主党权贵之士经常光顾之处，有些人午餐时间在那里长期订有桌子，经理保罗对那些老顾客都直呼其名；一派相熟的样子。但陌生人则无法订到位子，有时要预早两周先订好，不然休想问津。
华盛顿还有许多私人俱乐部，诸如F街俱乐部、宇宙俱乐部、大学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乔治城俱乐部、碧茜俱乐部等。
我到华盛顿时，卡维特街与康涅狄克大道转角的笑涵旅馆蓝色舞厅还开放，乐团奏出动人的舞曲，绅士淑女翩翩起舞，气氛高雅，指挥鲍伯柯罗斯和谁都熟。夏天，笑涵屋顶花园为我们这些爱跳舞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去处，但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过去。
十几年前“协和式”飞机已从巴黎与伦敦，飞杜勒斯国际机场，他们也获准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
华盛顿还有其他引人入胜之处，现在游客到华府，航空与太空博物馆也成了必游之地，这是华盛顿最美丽的一幢建筑，里面展示了航空史上最杰出的科技成就，每天排队参观的游客比参观白宫的还多。夏季里海军陆战队大游行是值得一看的节目，当我的朋友华特将军任海军陆战队司令时，我常去捧场，也做过座上客。
改朝换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之死，他的未亡人对于葬礼的安排有条有理，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一律步行到阿灵顿墓地。在那墓地特别装置了永恒不灭的火焰。
读者们可曾在电视上看到卡特总统上任时，夫妇两人携手同行的那一段，本来总统就任是坐着车子去游街的，安步当车还是创举，这也是迎合大众的心理，所谓民主，这也是一招。
春秋岁月华府友人
华府友人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在华府谋生住家，和异性朋友建立友谊并不困难，但是要与同性保持良好关系，则非易事，这或许因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们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轻妇女为劲敌，有时甚至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不过，我却很幸运地在这里赢得许多异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谊。
我这一生有幸认识两位胡佛，两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国总统胡佛、一是创办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当我初到华盛顿认识他们时，两位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外子陈纳德的挚友，他喜欢和我谈亚洲方面的问题，他的秘书海伦·戈蒂追随他逾40年，由她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
我常到胡佛办公室去看他，和他谈亚洲问题，他好奇心极大，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他晚年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他常把使他烦恼忧心的事情讲给我听。
当1968年总统大选，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电话遭人窃听时，我跑去见他，当面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恼地对我说：“没人窃听你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