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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说得对。今天，我一直在床上，所以佣人才把花放在这儿让我看的。”
我坐在她床沿，她握着我的手，她说：“我想在我还不太难过的时候和你私下道别，以后人来人去，大概我们说私心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把我另一只手盖在她的手上，我流泪，说不出话来。
她说：“我这一生并没有白过，虽然和我的老伴常有争吵，但大家不常在一起，各做各的，也无所谓了。这10年来得一知己如你，也算有福气了。”
我仍说不出话。那两条小白狗窝在我的脚边，不吭声。
她把整盒纸巾给我，我看到她眼中也有泪水。
她说：“人生总不能十全十美，我初认识你时常想问你，你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丈夫，为什么不再嫁。现在我明白了，你自己独立，能够有朋友，不寂寞，又有自由，这样很好。”
我终于说话了：“你我能知心，因为大家都无所求，只是缘分，中国人相信缘分。”
她说：“我也相信，假如我是男人我一定会爱上你。你知道，我那老家伙对你也相当另眼相看呢。”
我笑了，她也笑了。
他说：“我相信我不能过完这个夏天，你什么时候又要出远门？”
我说：“你不要担心，你生病我不会出远门。”
她说：“我想我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你是否可以等我眼睛闭上了再出国。”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窗外的雨下得很大。
她的病势急转直下，每天医生都说随时会去，但她仍然很清醒。
丈夫、孩子、孙子都来了。她说得对，以后我们即使两人独处一室，她已有气无力，不能再多说话了。
一个周末的清晨她与世长辞了，不在医院，是在自己的卧房里。
我晚间离开她时，她轻轻地说：“安娜，我们再见了。”
她的丈夫站在门外，痴痴地。
许多人帮忙处理后事，一切都与我无关，我要帮忙也帮不上。
于是，我离开美京，出国办我的事。
两周后我回到美京，老先生急着找我。
我和他吃中饭。
他谈了些她的身后事，忽然问我：“你知道吗？她把全部遗产都捐给慈善机构了，而且交给芝加哥一间律师事务所去分配，不准我过问。你知道吗，她那4000万全是我给她的，她一句都没和我商量就捐了出去，而且又不要我来管理。”
他似乎有点生气。
我说：“爱荻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谈过钱的事，她只说要把自己的所有捐给社会，因为你的钱用不完，孩子们的钱也用不完，而且这是你给她的钱，她当然有权自己处理。对不对？”
我心想你们这个家族是世界亿万富翁中排行第三（1990年8月的美国《财星》杂志公布世界亿万富翁的财富，第一位是文莱的统治者贺山纳柏加苏丹，拥有250亿财富；第二位是沙特阿拉伯国王法德和法德王的家族，有180亿财产；第三位就是美国的曼斯家族，有125亿元财富；第四名是英国女王伊丽莎自二世，她不需要纳税的个人财产总值117亿元），每年都是前5名亿万富翁中的翘楚。爱荻真有智慧，她就是怕子子孙孙连4000万也要瓜分，才把自己的私房钱捐了出去，而且水门大厦的自有公寓也声明只可以在她的丈夫去世之后才可出卖。两个照顾房子的佣人照常上班，清理房子。
爱荻的确是个善良而富有智慧的女人，我怀念她。
“赵银梅
赵银梅是民国初招商局局长赵铁桥的女儿，排行老五。
抗战胜利后，美国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协助战后接收及救济工作，顾问团中有一位广东台山籍的中尉，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州人，在上海认识了赵银梅。
一年之后，两人在南京结婚，赵银梅随着新婚夫婿回到美国中部的威斯康辛州去。赵五小姐是上海长大的姑娘，她的夫婿叫黄亨祥，不识中文，连台山话都不太幢。赵小姐不但要下厨作羹汤，还得照顾丈夫及婆婆。婆婆是个道地的台山婆。
儿子从中国娶了个“上海妹”回来，她老人家真不是味道。老人家英文不太幢，只会说台山话，于是黄家少奶奶只好猛恶补台山话了。银梅的英语马马虎虎，而台山话不仅不会说，连听也听不懂，除了和丈夫尚能对话外，简直成了哑巴。婆婆把她当作外来人，因为其他女婿和熄妇都是道地的台山人，而银梅是外省人，说的是上海话和国语。但这个年轻外来熄妇很懂事，很灵巧。她远适异地，一定要尽力适应环境，于是她除了学习台山话之外，也找了英文教师补习英语，又到学校去学家政，为此和一位专授缝纫的女家政教授成为莫逆之交。后来，银梅的时装设计、剪裁皆在水准之上。她又习西洋画，我看过她的几张油画，实在很有天分。
1954年我与黄氏夫妇相识时，黄家老太太已去世，而黄亨祥已脱下军装，成为该州数一数二有名的牙医生。
很少人知道赵银梅的中文名字，大家都喊她茱丽亚。
茱丽亚和我初见时就觉得我们两人很相像，我们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我们是不是姐妹。
茱丽亚住的美国中部50年代中国人还很少，于是她也得多和美国人交际。黄医生喜欢各种运动，尤其是每年的狩猎季节一定和那些喜欢打猎的人去打野鸭、猎鹿等，夏天则去加拿大有河有溪的地方钓鱼，冬天又去滑冰。总之，除了工作就是那做不完的户外运动。茱丽亚也学会了滑冰、钓鱼，但打猎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敢奉陪了。
1964年我的密友做了威斯康辛州长，他一连三任，三任完毕决定不再竞选，当时州长没有限期，只是他对政治生涯有了倦意而转入企业界。既然好友是州长，我去时当然就往在州长官邸，后来州长夫妇两人离婚，我为了避免瓜田季下，婉拒再到州长家作客，于是黄民夫妇请我住到他们家中。直到州长夫妇办妥离婚之后，我才再到那华美的官邸作客，为此该州州长以及其他政要也和黄医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周末我到该州作容时，男人出去打猎或钓鱼，我和茱丽亚两人就有聊不完的话。她喜欢作画、做女红、织毛衣，是一位贤慧的主妇。他们的一男一女和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相同，因此他们若到华府作客，也把两个孩子带着。那时我们的孩子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但又不完会是小孩，是最不好管教的阶段。有一天茱丽亚和我说：“孩子在12岁到18岁这阶段，最好把他们都冷冻起来，等到了19岁较懂事时再放出来。”
我说：“假如真能如此，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他拉夫妇在那时期就常为了孩子的事而发生争执。
有一天晚上我们4人（黄氏夫妇、州长和我）吃完晚饭回家，已是12点多了，黄家女儿出去，讲好11时以前一定回家，左等右等仍不见人影，后来还出动了警察，因为怕孩子驾车出事。结果女儿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和同学去跳摇滚乐，忘了时间。太太于是怪丈夫宠坏了女儿，倒是女儿乐得轻松，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也。
茱丽亚的丈夫养狗，女儿养金鱼，儿子养鸟，家中经常要有佣人清理，还好房子大，不然就像住在动物园中。
银梅的两个孩子，都和美国人结婚。男的有一个女孩，女儿则没有生小孩，几年前先后到台北数次由天主教会协助领养了一男一女，男孩已有五六岁，小女孩也4岁多了，都是正统的台湾人，非常可爱，也非常顽皮，可能是父母太宠爱之故。我每次到威斯康辛州都和黄家人相聚，而我和银梅真是生死之交，如今回想，只可说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春秋岁月访问板门店
访问板门店
我记得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和外子曾于1955年初访板门店。那时从汉城到板门店沿途戒备森严，汉城到汶山这段路还好，过了汶山之后，沿途都是崎岖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单行道，前面若有车辆，后面的就得饱吸黄土。后来局势渐趋和缓，虽然偶有争论，但双方正尽力改善关系。
有一次我到板门店时正是元月雪后，气温在零点以下。
北方的天气有一特点——四季分明，汉城美艳的菊花已盛开，虽是寒冷的晨冬，却有温馨之感。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对板门店的冬天。
板门店是中立区，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点，就如原东西柏林的围墙一样。如今柏林围墙已倒，朝鲜和韩国也开始接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在这所谓的中立区，双方代表每天都得开一次会，但据说只争议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问题谈何容易解决。
那天，驻该处的美军领了10个警卫，带我们去看他们开会的地点。那儿有几幢临时盖起来的房舍，是双方一起驻防的非武装地带，无论是哪一方，每人只许带一枝枪，分配一颗子弹。而所谓联军也者，几乎全是美军，因为暂时停战后，其他各国的军队都已撒离了。
我们站在冷风中，从窗外看窗内的开会情况。朝鲜共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将领头；联军也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尉领导。中午12时正，双方同时从反方向进入会议室，面对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换一些报告与公文，由双方的翻译传达，前后不到半小时。散会后大家又各自从来的方向离开会常由小会开到大会，许多的国际会议劳民又伤财，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天晓得！
会后我问联军代表：“你们今天谈些什么？”他说：“我们报告联军人员的更换，他们也报告他们人员的更换以及一些抗议，我们也回敬数项，如此而已。”
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局面相信是有史以来最长久的非正式停战协定。美军在该地驻守了30多年，简直是和平的耻辱，也是历史的悲剧。
春秋岁月访问原苏联
访问原苏联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宫出口委员会第一次访问原苏联，同行的有两位参议员，一位是共和党，一位是民主党。我对原苏联的认识除了来自报纸新闻之外，就是从一些到过原苏联服务的使节口中听来的。最多也不过是和原苏联使节在宴会上有短暂的接触，但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闻不如一见，而这一见使我感受极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体验到经济问题的严重。先谈他们的吃住环境。
我们住在红色广场对面的大酒店，是美国使馆替我们安排的。这酒店共有1000多个房间，但设备比三四流的旅店还要简陋；枕头毛毯都是稀薄的，不过还算干净，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个浴室内只有一条，洗手间的用纸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么多的劳工，不知在做什么。
酒店有一规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门钥匙，但外出时要把钥匙交给该层楼的管理员，然后换一张入门证，为了避免闲人进出旅店，所以门口派有守卫，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没有入门证者，甭想进去。据他们的解释，这不是监视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
我在晚宴中对美国大使报告了这个新的经验，他说：“这是他们的安全政策，我们进出一样也要出示证件。”旁边一位公使对我开玩笑说：“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把旅馆的钥匙带出来。”
他有点向我挑战的意味。我笑着说：“明天我试一试。”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们又要出门开会，我拿了两包香烟到柜台前面，管理员是一个又肥又大又凶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烟，我把一包香烟给她，她只拿了一根，以为我只给她一根吧。我说：“全包给你。”她笑了，于是把入门证给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烟，她乐极了，忘记问我要房间的钥匙。
两包香烟算什么，但在莫斯科却如此可贵，我虽然赌赢了，但我并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悲哀。大家都说中国人穷，但从大陆去原苏联的中国人常被原苏联人围着要穿的、吃的。
不少大陆朋友对我说，他们在原苏联临走时，原苏联人几乎什么东西都请他们留下。因为很多东西在莫斯科根本连排队也买不到。
我们到城外参观古教堂，那天是星期天，许多教徒在做礼拜，礼拜完毕，牧师请我们参观教室，用茶点招待我们，然后有一个小男童拿着劝捐箱到每一位客人面前鞠躬，我们把美钞放入盒中，牧师继续和我们谈话，这倒是别开生面的施恩。
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