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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装了新式的窃听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据说当时曾有人告密，但美国使馆并没有太注意，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不久前，白宫也曾出了一段有关安全问题的小插曲。白宫的职员在晚间带了几个外国人到白宫的办公室去，这几个外国人后来就到处宣传说晚间进入了白宫。于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检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如原苏联、中国的使节若要到其驻节地50里外，都得预先向国务院打招呼，而美国驻原苏联及中国的使节也是如此。这大概是礼尚往来吧。
春秋岁月修女德瑞莎
修女德瑞莎
投资考察、投资访问团这种交流组织在美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兴趣，多少也与我有点渊源吧。
1969年初尼克松走马上任。第一任商务部长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长是约翰·渥尔贝（John Vo1pe），两人都请我当他们的义务顾问。我向莫尼斯建议组织国际贸易交流团，先请些外商和在国外工作的美商到华府来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也让他们看看华府的政经组织。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慎重地组织起来，得到很好的支持与反应。此后各部门认为商务部可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访问团，参众两院各小组也纷纷成立了访问团，商会更认为这是大好的谋利公关，岂可渔利于他人？同时欧亚国家各种团体也纷纷组团来美访问，风光一番。原来是商务交流，后来就有点变相，成为各公私团体营利的正常途径，这点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文化交流、贸易会谈有时变相为大旅游团就有点非牛非马了。
当时交通部长是我的邻居，我们商谈到每年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我说这笔钱每年让法国人去赚太可惜，我们何不每两年一次在美国举行？约翰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没想到提出后，法国人还没作声，美国航空界反对之声哗然，原来每年航空企业界连带参众院议员、空军将领等人都名正言顺地去参加巴黎航空展，参观之余又可在巴黎玩乐一番，若在美国举行岂不是把他们游欧洲游巴黎的机会平空取消掉，怪不得大家都反对。我当时真是太年轻，太天真了。
1972年，我们还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航空展览，各国都派航空界、交通界代表来参加，我还请华航来参加的空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做了一次贵宾。
1988年初夏，美国国际友好交流协会在香港召开国际会议，我是大会颁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及欧洲各国都有分会，周际会议两年一次，轮流在欧亚地区举行，其余的大会大多在美国举行。
每年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特奖颁给一个对世界和平服务有特殊贡献者，此外另有艾森豪威尔服务奖状给各国杰出人物，这个友好协会因为欧亚会员甚多，因此争取杰出奖章的人也不少。欧洲会员提出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亚洲会员有人提出邓小平，其余的提名则不足道哉。我提名修女德瑞莎，这位行医数十年的修女，一生为贫苦疾病之人服务，不辞劳苦、不求闻达，到普通人不要去的贫穷地区，做救贫救苦的善行；一身奉献圣主耶稣，终生努力解救人间疾苦。我的提名得到全体一致赞成，而修女德瑞莎也答应亲自来领奖，我们都在香港恭候她，但就在她准备自印度的一个小村落前来领奖时，尼泊尔发生地震，这位善心的修女又赶去救灾，她派了4名修女前来代她领奖，可见她对这奖项的重视。这几位修女只来领奖，却不愿参加盛大的晚宴，她们对我解释说，她们是现身说法的苦行僧，从来不参加宴会。这种出世入世的精神真使我们这些衣香珠光的参宴者汗颜。那次我也颁了奖给妇联会主任王亚权女士、铭传商专校长的包德铭女士，台湾代表30多人，韩国代表也不相上下，日本代表每年闹双包，那一年也不例外。香港的新闻记者对于友协大会新闻不太有兴趣，倒是天天向我追踪大陆新闻，可见香港人对1997年的运数多么关切。
春秋岁月第三篇 留云借月
第三篇 留云借月
年年春日赏杜鹃，
年年春日盼归程，
人事几变迁，
岁月也无情，
旧梦如烟，
旧梦如烟。
－－《杜鹃花》
保密到家的访问
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竞进入里根大胜；12月，共和党内几名里根的密友开会，商以内政外交大计，议决正式联系中国官方外，有些人建议里根在未上任前先搞清楚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事务。
里根很快就要正式上任总统，对双方都要有所交待。大家以为他是保守派，好像台湾方面有人说，可能池又要重新承认台湾啦。他和他的幕僚认为，这事该在宣誓就职前澄清一下。
里根总统要“选一个对中国情形很清楚，对美国情形也很清楚，并且对他也是一个很忠诚的支持者”，于是，就找了我。
当时，我是他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所以他说希望我先到中国大陆来，我说一定要有正式的邀请。
中国驻美苇一任大使是柴泽民（现任中国对外外友协会长），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里根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
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时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季员长兼侨委会主任）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30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
于是，里根总统正式声明：他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我是总统特使。
起程前一周，贝克夫人要入院开刀，临时请副主席史蒂芬斯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斯是阿拉斯加资深参议员，当年在十四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他带了新婚才一日的夫人葛德莲娜同行，新郎当然对于新婚夫人处处迁就，为此我们秘密之行差点曝光。
在华府替我们处理行程的，台湾方面有好友夏功权夫妇和胡旭光；中国大使馆有柴泽民和他的副子冀朝铸（冀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当过周恩来的助理和翻译，人甚风趣）。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起程到东京，在东京羽田机场与史蒂芬斯夫妇会合，我们是总统当选人里根的代表，但双方都没有带秘书与随员，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美国朝野都忙着过圣诞佳节和新年，华府的政客以及里根身边的新贵不会有太多意见。我在华府宦海一直以圈外资自居，但一个东方女子在华府是非圈稍有长才远见总难免招人之忌。当时，我和史蒂芬斯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接我，台湾方面有人接我，美国大使馆也有人接我，三方面很秘密地分开谈。
台湾方面希望我大陆访问以后到台湾去，我答应了，说两方面都可以。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我是低姿态的关键人物，来北京后，就在北京过年，大家关起门来聊了很多。后来，他们说我来了以后，新闻记者都晓得了，他们都在机场等着，可是北京还是有办法控制的。直到第二天元旦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内抢镜头。
邓小平很幽默，很会讲笑话，我记得当时他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们那儿有100个参议民，只有一个陈香梅啊，所以陈香梅坐主位。”他让我坐主位，并说：“你（史蒂芬斯）坐在旁边。”因为我是代表里根总统，史蒂芬斯是副的。这个倒无所谓，我们谈得很好。
当天晚上，中美电视都有了我们访华的新闻。1981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把我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当作头条新闻。我们回到华府，一位刚卸任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Henry Byrold对我说：“早上吃早餐时打开报纸，看到你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简直来了。后来我静静想一想，里根这一招真是了不起，两边都关照到，这项任务，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我离开祖国30多年后，第一次回来，北京方面安排我住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还是12号楼我记不清了），极尽礼待。当时章文晋、冀朝铸都是派出来接待我的，他们跟着我一起走。在北京3天，我做完了一切以后，就到台湾去。
台湾方面也很重视我的大陆之行，问我谈了什么事情，怎么怎么。
我重新把里根的外交政策讲清楚，说只有一个中国，这是个大前提！可是，对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可以采纳，都可以考虑，都可以听，我们是里根总统的耳目。
春秋岁月廖承志
廖承志
廖承志于1983年6月10日清晨5时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北京，年75岁。
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83年6月10日5点22分于北京逝世，终年75岁。
廖承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廖承志同志的父母是国民党籍著名元老廖忡恺先生和何香凝女士，因而他同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现在台湾和其他地方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都有过交往。他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有广泛的交往。
廖承志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逝世适值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际，更引起了代表们的痛悼。
廖仲恺是外祖父的亲兄弟，我该喊他舅公，可惜我没见过他，1925年春，他在广州遇刺身亡，那时我还没出生。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是香港望族，他们因志同道合而结婚，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廖仲恺为革命奔走，在广州为了争取民众的福利，引起地方军阀的不满而惨遭毒手，但到底是谁刺杀廖仲恺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与廖承志为表姐弟，我们称廖承志为表舅父，他则称我为香梅甥女，这是我们的亲戚关系。但在政治上，外祖父与父亲则是瓜务国民党，而廖承志的母亲（我们的二叔婆）何香凝和廖承志本人及他的姐姐廖梦醒却于杭战时期效忠共产党。抗日战争后，国共谈判分裂，中国人民再度被战火侵压，逃亡的逃亡，迁徙的迁徙，国民党人迁到台湾，共产党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陆解放前廖家都位在香港，我也和姐妹们在香港念书。廖家在香港做什么，我因年纪太小并不了解，长大因读书，又和廖家人相聚，才知道何香凝、廖承志母子，还有醒姨，都是在香港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被捕，当时的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何香凝去找吴铁城要他放人，不然的话请他连她也一起关。后来由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三人担保，廖承志才恢复了自由。何香凝自儿子出狱后就希望他在家里呆一阵子，不要再惹麻烦，但廖承志不久又出走了。
他留下了3封信，分别给柳亚子、何香凝和女友经普椿（经亨颐的女儿）。给经普椿的信中说，假如她真的爱他，希望能等他两年，信中并没有说他到哪儿去，但经普椿知道他到延安去了。这一别不是两年，而是4年，经普椿果真痴痴地等。
经普椿的哥哥并不赞成自己的妹妹和革命分子交往，廖承志给她的电讯和书函被扣压了。直到1937年的秋天，他们才在香港相会，翌年两人就在香港结婚，经普椿从此便和廖承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廖承志一生多半在狱里度过，他进过英国人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共产党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一共9次，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
抗战时期廖承志在广东被捕，先后在广东的韶关、乐昌坐过牢，后来又押到重庆，直到1946年初，才从重庆监狱被放出来，这是国共两党交换政治犯的结果。
1946年7月他们夫妇两人去了延安，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他们原定搭乘一架美军军机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