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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重复一次，因为人就象各种生物一样，虽在不断地思考，但却不自知；思想之成为意识的本身不过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一部分或最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思想的意识以语言（亦即沟通的象征）便可表示，经由此，意识的起源也就揭露出来了。简而言之，说话语言的发展及意识（并非理性本身，而是成为自我意识的理性）的发展，乃是携手并进的。更进一步地说，人与人之间，不仅只有语言扮演桥梁的工作，而且还有容貌、压力和姿态等等，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我们那足以稳定这些感觉并仿佛要将其置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凡此皆依象征之凭藉以及与他人沟通之需要的增加比例而增加。
发明象征这种工具的人通常也是自我意识较为敏锐的人；人因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才会意识到自己——他仍然是在意识之中，而且愈来愈深刻，我的意思是说，意识并不适合属于一个单独生存的环境，而这毋宁是由于其社交与群居的天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关系着自治和群居的效用，它才得以巧妙地发展；结果，虽然其最佳之意愿乃在使每个人尽量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而我们每个人却都总是会意识到自身的非个人性，亦就是它的〃一般性〃；我们一想到它，常认为它好象会被意识的特性所压抑——藉着其中专制自大的〃人类的天赋〃——并解释为对于群体的透视。
基本上说来，我们的行为乃是偏于个人、独特而且完全单一的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旦我们将其转化为意识，它们就再也不是这副模样了，……就我所知，这是所谓的现象论和透视论：动物意识的天性，涉及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世界，只是表面和象征性之世界的注解——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皆因此而变为肤浅、贫乏与相当的笨拙；一种普遍化、一种象征、一种群体的特质，随着意识的进化，总是连结着一种巨大而彻底的曲解、虚伪、肤浅和普遍。
最后，逐渐在成长中的意识乃是一种危险，任何与最具有意识之欧洲人相处的人甚至还知道它是一种弊病。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可以测知它并非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照——我将这差异留给仍然被文法（一般的形而上学）圈套所困扰的认识论学者。它亦不能称为是〃事物本身〃与现象的对照，因为我们还不够〃明白〃如何去判定这种区别。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去感知的器官，或者〃事实上〃，我们所〃知道〃（或相信、或想象）的和对人类有用的益处一样多，即使我们所称之〃有用〃根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最致命的愚行，终有一天我们会因而毁灭。
三五五、我们的〃知识〃概念
我在大街上得到这项解释。我听到有个人说〃他认认我〃，所以我自问：〃人类从知识当中真正了解了什么？当他们追求〃知识〃时，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没有比追溯已知之事更奇怪的事了。而我们这些哲学家藉着知识是否真的能了解更多的东西？所谓已知，是指我们已经习惯一般的状况，不再对之感到惊异，任何我们所习惯的规则、所有我们置身其中时会感觉安适之事物——是什么呢？我们求知的需要不就是这已知的需要吗？去发觉任何奇怪、不寻常、或疑问之事物的意志，难道已经不再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了吗？难道不可能是恐惧的直觉责成我们去求知吗？难道那有所领悟的人只是因为他重获安全的感觉才使他愉快吗？
有个哲学家在追溯世界之〃理念〃时，想象着〃已知〃的世界：啊，难道不是为他早已知道、熟悉这个概念吗？因为他对于〃理念〃的恐惧少得多——哦，这个领悟者的节制，让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原则，以及他们对这个谜或就此而论之世界的解答！当他们再度在事物之中或事物之间找到什么时，或者在很不幸地为我们所深知的事物之背面（例如乘法表、我们的逻辑、意志和欲望）有了任何新的发现时，就会立即感到十分地高兴！
因为，〃已知之事物乃是可明了的〃，对于这点他们都一致同意。即使是那些领悟者之中最慎重的人，也认为已知之事物至少比未知之事物更易于了解，譬如说，从〃内在世界〃以及〃已认知的事实〃发展到外在是经过一种极有规律的次序的，因为那是我们比较清楚的世界！错误中的错误！已知之一切是我们所习惯的，而我们所习惯的又是所有事物之中最难了解的，亦即，领悟到它是一个问题，感知它是奇怪的，遥远的，且在〃我们的外部〃。
自然科学的十足确实性和心理学以及意识因素之批判（大致上，这一类的学问皆被称之为非自然科学）相比较之下所得到的结论，乃是根据他们以陌生之事物作为客体的事实而定的，而这几乎就象是希望将所有不陌生的事物当作客体一样的矛盾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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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卷
第八部分
三五六、欧洲应该如何才会变得〃更风雅〃
设苦即使是在今日（在许多的中止停滞有待坚持的过渡时期），生活依旧几乎对每个欧洲男性坚持一种特定的角色——即他们所谓的使用；有些人拥有选择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由（一种表面的自由），然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被角色所甄选。
这样的结果是够奇怪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在年纪逐渐增长时，都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迷惑；他们本身便是：〃一场好战〃的牺牲品，他们忘了一旦自己〃使命〃被决定之后，就会随时为任性和专断所支配——也许还有许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然而一切都已太迟了！若是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则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事实上乃是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是人为的天性。在生命中的某些时期，人们往往会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肯定而虔诚地相信：是他们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注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他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机会，也不知道其中的专横（命运决定一切）。
阶级、同业公会、及继承而来的世袭商业权威等，藉着这种信仰之助，培植出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高塔，使得中世纪显得极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样仍然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坚忍乃是世上最高层次之属）。但是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时代，即适当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会逐渐忘却这种信仰，而另一种冒昧的坚信和颇为矛盾的观点模式，便取代了前者而展露头角。雅典人的坚信便是培里克利斯①时代最显著的特色，而现今美洲人的坚信也已日渐成为欧洲人的坚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几乎什么事皆能作，几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时人人皆以自身作实验，去尝试全新的一切——以愉悦的心情去尝试，其中所有的天性乃皆消失而变成人为……。
①培里利斯（Pericles，495？…429·B·C·）希腊哲学家，雅典在其执政时期，曾开创一种极辉煌的文明，是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希腊人采纳了这种角色的信条——亦即艺术家的信条，如果你乐于如此称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验，如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转变，各方面皆不值得模仿；他们成为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并且为之心醉神迷；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最后甚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希腊的历史征服了罗马，而非如一般无知的人所说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然而我所耽心而亦是目前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渴望去认知它），是我们现代人业已站在同一条道路上了；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开始自觉他所扮演的是个怎样的角色，而他又必须将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角色扮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已真正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了。
人类的新植物群和动物群于焉产生，这是在较稳定，较有限制的时代所无法滋长的；于是每逢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时期，他们便可展露头角，而其中各式各样的〃舞台剧演员〃便是真正的主宰。正是由于此一类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愈来愈严重，结果使得他们变成无能为力：在所有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建筑的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为遥远的未来计划的勇气也已经受到挫折，因而具创造能力的天才乃开始缺乏。谁敢冒险承担完成黄金时代所订定的工作？基本的信念已经逐渐在消失，以个人所能拟定，应承和参与之自己计划中的未来为基础，而倾已所有作一种奉献、牺牲，结果，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如同一大建筑物中的小石子一般，为了达到其目的或效用，他首先得坚硬，他必须是块〃石头〃，而不是一个舞台演员！
简而言之——唉！这个事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会成为秘闻——以旧名词的意义来说，便是一个社会，此后不再被建造，也无法再被建造了；因为，要建造这种结构，样样缺乏，尤其是材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社会的材料，这是当前的事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同时是最短视，或许也是最不假，且无论就那一方面来看都是当今人类最嘈杂的一种，即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信仰、希望、梦想，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一些狗屁文章等，几乎都形成一种对立；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未来他们所用的口号：〃自由社会〃，在每张桌子、每面墙上皆可看到。自由社会？可笑！各位先生，你可知道他们凭藉什么来建造（这自由社会）？凭木制的铁！凭著名之木制的铁！甚至还不是由木头制成的……
三五七、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让我们不要计较那必须感谢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带给我们的真正哲学思想——他们是否也可以去计较整个民族的信用呢？我们能否说他们同时是〃德国心灵〃的作品？或者，就我们所习于思考的感觉而言，至少是一种象征，譬如说，如柏拉图的观念狂，他对于形式几乎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这是〃希腊心灵〃的明证吗？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是否有相当的异常；一如歌德无愧于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亦即俾氏所谓的〃实用政治〃？也许我们的哲学家甚而与〃德国心灵〃的需要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德国人？
在此，我提出三个例子。第一是莱布尼兹①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使他不仅比笛卡尔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须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可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
①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是理性主义的殿军。
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注解，他并不象休姆①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的，他在这个意识重大的注解中开始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尚未脱离这些界限）。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②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于逻辑的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之最后一项伟大的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罢了。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的革新中时，其中是否有任何原本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
是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是有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而感激，同时也感到讶异；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兹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性，以及一般可被称之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会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较无价值。
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反对因果律的经验主义者。
②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是绝对的观念论者，他企图以辩证法来解答一切的问题，而且还以为真的〃解答了〃一切问题。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曾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